因新冠疫情處置不力，很多中國官員被處理。美國新冠疫情比中國嚴重得多，居然沒有人為此丟官。民主體製透明度高，言論力量狠，責任很容易搞清楚，可是為什麽問責上不如一黨製的中國呢？

          川普因為抗疫失敗，甩鍋中國。原來以為是川普比較髒，共和黨比較low。最近拜登的情報人員也談起實驗室病毒泄露論，媒體也跟著轉向。看來問責對手不是一黨之習性，而是美國政客的共性。

         中美兩國政體的不同決定了中國問責下級，美國問責對手。
         中國官員非民選，升遷靠上級，所以形成討好上級的官場文化。出問題了上級會棄卒保車，舍車保帥。孟學農2003年1月任北京市長，4月因隱瞞薩斯疫情，受到世衛組織批評，引咎辭職。2008年1月孟學農任山西省長，因為一個死254人的特大尾礦潰壩事故，8月再次引咎辭職。孟學農兩度省級正職，每次幹不滿一年就引咎辭職，實屬罕見，著實點背。不過黨對幹部是負責任的，並不是一擼到底。孟學農從市長位置上下來，做了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正部級）。他從省長位置上下來，做了中直機關工委副書記。黨給了孟學農東山再起的機會，怎奈他運氣實在差。這次因為疫情辭職、撤職的官員，大家不必為他們惋惜，過了這個風頭，他們會從別的地方冒出來。

        美國無人引咎辭職，因為負總則的人不能半路下台。川普抗疫搞砸了，選民會用選票表態。別人的責任不如總統大，總統不下台，別人也不用著急。延遲問責的問題是美國會在錯誤的道路上滯留過久。美國死了六十萬人才見了曙光。川普時代的公務員根據抗疫的表現被拜登替換或留任。美國疾控中心的主任雷德菲爾德被替換，算是美式問責。“絲巾女”博克斯因為有附和川普的情節，也被拋棄。福齊博士因為敢和川普唱反調而被留任。看來美國也是有問責的，隻是比較遲而已。

        美國的兩黨製決定了它問責對手的特性。這個對手一般是反對黨，因為新冠疫情是國際事件，中共也不幸成為另一個反對黨。這就是為什麽新冠溯源又起。共和黨還是要把責任推給中共。掌握權力的民主黨隻好配合。那個疾控中心的雷主任也要把責任轉嫁給中共，這樣才能把他自己摘幹淨。他在三月份的CNN訪談中就提到實驗室泄露說，算是這一波實驗室泄露說的源頭。問責對手是為了轉嫁責任。中國責任大，川普責任就減輕，就好東山再起。中國責任大，雷主任就不會為草包主任的名聲抑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