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淩晨，北京城的天安門廣場，還沒有看到一絲曙光。廣場邊的大喇叭，傳來一遍又一遍聲嘶力竭的喊叫：“同學們，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

當時我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西側的漢白玉台階上，和最後幾百位留守在廣場上的同學一起，眼看著那黑壓壓的一個方陣接著一個方陣的野戰軍部隊，荷槍實彈，頭頂鋼盔，從人民大會堂的東門湧將出來。如潮水一般，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我們裏三層外三層地給包圍了。

在那個時刻，我想到了生命的可貴，想到了死亡的恐懼，想到了許許多多還沒有來得及嚐試的事兒，也想到了自己的父母。當時我唯一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後代，這並不奇怪，畢竟那一年我還不到二十歲，我自己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歲月如梭，三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對於那一段往事，我有過反思，也寫過回憶文章。在其中的一篇反思中我寫過這樣的話：“年輕的時候如果能有幸去參加一下遊行，示威，抗議什麽的，對世界的看法一定會豐富很多，對一個人的成長也會大有益處。”

我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其實並沒有想到，在幾年之後的美國，竟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的女兒，在同樣不到二十歲的年齡，她也要麵臨自己的選擇了。

事情的起因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了。去年十月份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襲擊，直接引發了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狂轟濫炸。這幾個月以來，以色列的反擊和轟炸，在有效打擊哈馬斯武裝分子的同時，也造成了成千上萬巴勒斯坦平民的傷亡。這裏麵有很多是無辜的婦女和兒童。

隨著巴勒斯坦平民傷亡人數的不斷攀升，越來越多的人站了出來，抗議以色列政府的戰爭行為。在美國的眾多高校裏麵，校園的示威抗議活動也是愈演愈烈。女兒所在的學校，也沒有置身事外。學生們在學校的主校園草地上，支起帳篷，打出橫幅，揮舞旗幟，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利，呼籲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對加沙的攻擊。

這消息馬上在網絡上傳開了，我和太太在第一時間從家長群裏看到了。因為示威者的帳篷正好就搭在女兒的宿舍樓附近，我的第一反應是，孩子可千萬不要受到什麽傷害。記得前兩天看到耶魯大學支持和反對以色列的兩派學生發生了衝突，其中有一個孩子的眼睛被另一方的學生給打傷。我當時就在想，那個受傷孩子的父母，該是多麽的揪心呀。我緊接著而來的第二個反應是，不知道女兒有沒有參加這個示威活動；如果她參加了，希望她不要惹上麻煩，不管是和校方，還是和警察，最好不要起衝突。

太太比我還要著急，除了牽掛女兒的安全，她還擔心會不會因此影響孩子的學業和將來的就業。現在這個時候正是學校的期末考試期間，先不說孩子是否會因為參加抗議活動而分心，就算她沒去參加示威活動，這些抗議者的帳篷就在宿舍樓旁邊，晚上會不會影響孩子的休息呢？

太太當即給女兒發短信詢問，她簡單地回了一句，一切都好，就了沒下文。我們不想太多影響她的生活，隻好夫妻倆默默祈禱，相互打氣。又過了兩天，到了家裏每周一次的視屏通話時間，總算可以聽一聽女兒的想法了。

大家聊了一會兒彼此最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很自然地就談到了校園抗議的問題。我耍了個心眼，問她有沒有朋友住在這些帳篷裏麵。

她想了一會兒，眼珠一轉，笑了，“爸爸，就算有，我也不會告訴你呀。”

小伎倆被戳穿了，我也沒當回事兒。畢竟這兩年和她鬥智鬥勇，輸得次數太多了，臉皮也厚了。我接著問：“這些抗議者裏麵，到底有多少是學生呢？”

女兒告訴我，自從發生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示威活動和警察的抓捕事件之後，學校已經把主校園關閉了。現在隻有本校的學生可以憑學生證進出，校園裏所有的抗議者全都是她們本校的學生。

我問女兒：“你們學校除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有沒有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呢？”

女兒想了想，很明確地說：“我現在看到的我們學校所有的抗議者，都是支持巴勒斯坦一方的。學校裏是有不少猶太學生，不過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也不讚同以色列的現行政策。另外的猶太學生可能會有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沒有組織任何的抗議活動。”

聽到沒有抗議者之間的直接衝突和對抗，太太舒了一口氣，明顯放鬆了許多。

“這麽複雜的一件大事，如果隻有單方麵的抗議者，你覺得是不是會有些片麵呢？”我想引申一下話題，接著問。

“爸爸，你當年在天安門參加反政府抗議的時候，有沒有見到支持政府的那一方呢？” 女兒得意地笑了。

女兒的這個反詰，還真是夠犀利。這個問題說大可大，說小可小，並不容易回答。這其實也算是一個辯論中的小技巧，我和女兒交流過多少次了，對此也有些應對的方法。我順著她的邏輯，談到了民心的向背，以及民主和專製政體的不同。聊著聊著，我了解了更多，也知道了她們學校的示威抗議，走的是一條非暴力和平抗議的路。

聽到這裏，我算是徹底放心啦。其實我最關心的，說到底還是孩子的安全。至於說示威和抗議，不管參與還是不參與，那都是個人的選擇，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公民的權利。雖然這並不代表示威者所選擇就一定是正確的觀點，可是話說回來，有誰能保證自己的觀點一定是正確的呢？比如說現在的我，走過了不少的路，吃過了不少的苦，從生活中吸取了不少的經驗和教訓，可是哪怕再多活三十年，我還是不能保證我的觀點和想法就一定是正確的。

接下來女兒開始問我對巴以關係的看法。我說：“你不是看過了我寫的那篇文章嗎？你應該知道我的觀點呀。” 

我這裏說的文章，是指前一段時間寫的那篇《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究竟是誰的原罪？》。她很嚴肅地說：

“你那篇文章寫得太含糊了。現在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在流血，在失去生命，難道我們不應該站出來支持他們，為他們的生存權呐喊嗎？”

我定了定神，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很認真地和她探討了巴以衝突的複雜性，巴勒斯坦平民和哈馬斯恐怖分子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以色列政府這次徹底鏟除哈馬斯組織的決心和為此所做的努力，包括了開放人道主義走廊，盡最大可能定點打擊恐怖分子。

當然我的這些觀點也隻是基於自己的立場和對曆史的解讀，本就是見仁見智的事兒，我並不指望女兒會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我相信她的判斷力，作為一個辯論國手，她一定會認真揣摩一下我所闡述的道理。聊了一會兒，我問了女兒現在校園裏大多數學生的看法。女兒告訴我，她們學校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可是真正參與示威抗議的同學並不多，這也是為什麽主校園草地上隻搭了二十幾個小帳篷。至於她自己是否直接參與了示威活動，女兒的警惕性實在是太高了，我還是沒有套出一點點信息。

我接著問了一個問題：“我看到在哥倫比亞大學，有示威者喊口號支持哈馬斯，甚至叫囂要消滅所有以色列的猶太人。你們學校的示威者對哈馬斯和猶太人的態度是怎麽樣的呢？”

女兒一點都不含糊，回答道：“在我們學校，我沒有看到有任何人支持哈馬斯。我們都很清楚巴勒斯坦人和哈馬斯組織的區別。我的很多好朋友是猶太人，同學們也很清楚我們反對的是以色列的戰爭行為，而不是針對猶太人這個種族。”

（未完待續）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一個親曆者的回憶

從六四天安門廣場，到今天的美國校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