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三會議上的爭論 一九八七年開始的八六三計劃，啟動了培育優質高產抗逆品種魚的研究項目。這個項目分三個部分：快速生長品種、抗寒品種和抗病品種魚的研究。我參加的是關於抗出血病草魚的抗病品種研究，同時參加這個課題的還有浙江淡水所、病毒所等單位。由於這個課題經費很多，大家都想往裏麵擠。不久，杭州大學也擠進來了。負責的是杭州大學的副校長，該校生物所的毛教授。 到八七年底，杭州大學和浙江淡水所就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草魚出血病存在一種小RNA病毒病原》，宣稱從患出血病的草魚內髒裏又發現一種新的病毒，是一種很小的球形顆粒，並宣稱做感染試驗也能導致草魚生病。因此認為：這是草魚出血病的又一種病原。 我仔細閱讀了他們的文章，發現這是一個不懂病毒的外行人得出的完全錯誤的結論。文章裏違背了確定病原的起碼原則——柯克定律。就用簡單的提純蛋白質的生化手段來“發現”一個病毒，試驗數據漏洞百出，顯然是個對病毒學完全不懂的人寫的文章。但文章上簽的，是杭州大學副校長毛教授的大名！ 八八年九月，八六三專家委員會發出通知。年底要召開年會，檢查一年來的進展。其中生物技術領域定於十二月七號到十四號在北京召開。我想到，這個所謂新發現的小顆粒病毒的問題，如果不加以澄清，連抗什麽病毒都是一筆糊塗賬，那該如何搞抗草魚出血病的草魚品種？那不是胡說八道嗎？於是，我提交了一份準備在會上發言的摘要《對"草魚出血病存在一種小RNA病毒病原" 的不同意見》，對那篇文章進行了全盤否定。水生所二室的老師看到我提交的論文摘要，不置可否，嘿嘿地笑著說：“那可是杭州大學副校長寫的啊！” 十二月六號，大家都來到北京報到。在酒店的走廊裏我遇到了杭州大學的毛教授，我們彼此很禮貌地打了個招呼。他看到我隻是個年輕的小夥子，就嘻嘻地笑著說：“小江啊，你那篇文章寫得不對啊。”我也笑著對他說：“明天會上再說吧。” 第二天下午，毛教授先報告了他的研究情況，講完後請大家提問。專家組的人問我有沒有什麽問題，我明確的說：“當然有，但我不能以提問的方式來說吧。我已經提交了論文摘要，應當以正式發言的形式來表達我的反對意見。”專家組商量了一下，點點頭，同意了我的意見。 於是，我站上講台，結合大量的幻燈片，開始發表我的觀點： -
在健康的草魚體內，用他們的提純方法，同樣能看到大量那種小顆粒。 -
這種顆粒，和已知的核糖體顆粒從形態，生化特性以及核酸特性上看，都是一模一樣的，看不出任何區別。而且用提純核糖體的方法來做，也能看到這種小顆粒。 -
用生化方法收集到的東西用來做感染試驗，裏麵不可避免地會混有大量的草魚呼腸孤病毒，因此能引起魚生病很正常。不能以此證明這個小顆粒就是草魚的病原。 最後，我的結論是：這些所謂的新病毒隻不過是一些核糖體而已！ 我的報告掀起了軒然大波。毛教授氣得跳起來，但我出示的大量幻燈片和數據他完全無法反駁。事實非常清楚：他發表的是篇完全錯誤的文章。我不過是講了真話，僅此而已。 會議當時就這樣不歡而散。這是一次小人物向大人物的宣戰，幾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用沒有人支持他的觀點來表示支持我的觀點。 事後，水生所的老師們說，要帶著我去毛教授的房間向他道歉。據說他會後在房間裏大發脾氣，宣稱不幹了。我問：“道歉的理由是什麽？”老師們想了半天:“那就說態度不夠好，對他不夠禮貌吧。”我看著他們說：“這個理由還行。如果要我承認說錯了而去道歉，那我肯定是不會去的。”於是，他們帶著我到了毛教授的房間，向他道歉，表示對他不夠尊重雲雲。就這樣不了了之。 這件事的滑稽之處就在於：在這個堂堂的國家項目進展的討論會上，不是根據“對”和“錯”來判斷，而是根據利害關係來處理。要是這樣，科學研究怎麽能夠朝正確的方向進展？要是造原子彈時，有人做了一個錯誤的結論，難道可以因為這個結論是某個大人物做出來的而不去加以反對和糾正嗎？ 這場爭論無疑在很多人心裏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年後，有一次我遇見了當時專家委員會的副組長，蘭州獸醫所的所長謝慶閣先生，他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這件事。他嘿嘿地笑了笑說：“其實，當時沒有一個人認為你說得不對。問題是在中國，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像你這樣做！” 難道，我這樣做錯了嗎？我不應該把真相說出來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