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回國

五月底，Ahne教授給我看了一份清單。那是根據國際合作的要求準備贈送給我們國內實驗室的一些試劑和儀器設備。他雖然很清楚我們急需什麽，但仍然把清單給我看看，是否有什麽不合適，或者遺漏了什麽，需要補充。清單裏有各種試劑和不同型號的細胞瓶，特別叫我高興的是有一套完整的純水製備係統和一套培養液過濾係統。這正好可以解決我們細胞工作搞不好的關鍵問題。

Ahne教授跟我商量：“江，我擔心純水係統送到中國後裝配不好，決定先在這裏裝配成一個整體，試試能工作了，再用大箱子裝起來運過去。你看怎樣？”我不禁嚇了一跳：如果裝配好，需要一塊高約兩米，寬約三米的厚木板。上麵安裝上各種水處理的柱子和管道。這可是個又大又沉的家夥啊！但如果就這樣散開了運過去，在武漢能否順利安裝確實是個問題，搞不好隻要損壞其中一樣東西，整個係統可能就無法運行。我擔心地問：“這麽大的東西好運輸嗎？”Ahne教授說：“是有點麻煩，但不是做不到。為了試驗需要，還是這樣保險些。就這樣吧。”

六月初，慕尼黑的一個運輸公司打電話叫我去看看。原來這個純水係統已經組裝好了。等我到了那裏，他們接上電源，通上自來水，讓設備運轉了一下，認為沒有問題了，他們高興地說了聲：“OK!”，就當著我的麵把那塊巨大的木板連同上麵安裝的組件一起吊進一個很大的包裝箱裏。一個技術員模樣的人過來對我說：“江先生，這個大箱子今天就要送往碼頭。通過海運去中國，然後從長江轉往武漢。大約一個月內就可以收到了。”

等我回到實驗室，跟Ahne教授匯報了情況後，他滿意地笑著說：“好啦，其它東西下周也將從海路運到上海，再轉到武漢。看來到七月初所有要送去的東西就都能收到了。”接著，他看著我：“我想下個月我們兩個一起回一趟武漢。你覺得怎樣？”我大吃一驚：“又要回去？”

Ahne教授思路非常清晰且有條理，具有典型的日耳曼工匠那種特有的精細與嚴密。他認為這裏的工作做到這個地步，從研究上說沒有必要再做了。主要任務就是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並建立一些檢測方法供下一步防控研究時應用。現在的關鍵是要讓國內的人統一思想，特別在這個病毒會不會產生CPE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有個明確的答案，否則將來工作將很難開展。所以，他決定這次跟我一起回去的目的非常清楚：和大家一起研究和討論這個病毒能否產生CPE。如果誰說有，就做給他看看。如果說沒有，大家對此是否有什麽不同意見，理由是什麽。總之，不能再含含糊糊的說不清楚了。當然，順便看看送去的東西到了沒有也是任務之一。

回國時間定在七月二十一號。臨走前，我去馬普拿機票。小陳已經在那裏工作幾個月了。他羨慕地說：“你真不錯啊，隔三差五地還能回去看看，多好！”他留我吃中飯，我們邊吃邊聊。小陳感慨地談了自己這段時間的感想。他告訴我，這幾個月真的學到不少東西。不是學習怎麽做的問題，而是基本思路的差別。在中國，中國科學院就是管下麵各個研究所的，對不合規定的事情說“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下麵研究所的人想要辦成事，就要想辦法求我們。但是在馬普，他們認為自己不過是下麵各個研究所的服務機構。隻要下麵提出什麽要求，就要想法去幫忙辦到。如果不合規定，不是對他們說“不行”，而是要告訴他們“應當怎麽做才行”，即告訴他們解決的途徑。是服務還是管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啊！我笑笑說：“我們什麽時候也能享受這個待遇就好啦！”

七月二十一號是周一。小樊和江蘇淮送我到機場，Ahne教授和夫人也到了。我們一起朝邊檢大門走去。臨行前，他們兩口子擁抱親吻，然後看著我們。我們尷尬地看著他們兩個，我拍了拍江蘇淮的頭，就算告別了。Ahne教授和夫人看到這樣，反而忍不住笑了起來。

在法蘭克福機場，起飛過程中不知出了什麽故障，在跑道上滑行後正準備飛起來時突然急刹車，機艙裏一片橡膠的焦糊味。Ahne教授坐在我旁邊，很小心地看著我：“這應當是小問題吧？”我沒有把握地說：“不一定，說不定是飛機出故障了。”果然，飛機在地上轉了一圈，再試飛了一次，仍然飛不起來，於是大家都下來，換了一架飛機再走。耽誤了五、六個小時。到北京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

第二天一到武漢，我們就看到國際合作項目送給我們的設備和試劑都已經到了。那個裝純水製備係統的大箱子也放在走廊裏。我們立刻打開箱子，把那塊大板子取出往牆上一掛，插上電源插頭，接通自來水，整個係統立刻工作起來。確實省了很多麻煩。看到高質量的純水源源不斷地從終端流了出來，從此徹底地解決了細胞培養用水質量不過關的問題，大家都興奮得歡呼起來。

接著，Ahne教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展開了幾天的討論。他詳細介紹了我們在慕尼黑的研究結果和結論，然後非常仔細地詢問大家的工作情況，並對工作中出現的情況逐一進行分析。剛開始，陳老師和王迎喜他們堅持說應當有CPE，隻是細胞不穩定，不能重複而已。Ahne教授嚴肅地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把研究工作搞成不可知的，說不清楚的。而又非要強調自己從這說不清楚的現象裏得到的結論是對的。連可疑都不願意說，這不是科學的態度！”他介紹說：我們在慕尼黑做了大量的重複試驗，確實沒有CPE，而且能證明裏麵確實存在病毒。用電鏡能觀察到，電泳也能看到核酸。沒有任何理由還堅持有CPE。經過幾天的討論和爭論，用不可辯駁的事實證明，這個病毒確實是不能在細胞裏產生CPE的，原先所說能產生CPE的結論是錯誤的。Ahne教授在水生所停留了十天。每天除了檢查那裏的試驗情況外，就是討論。把每個人的思路都理得清清楚楚。分析是十分嚴謹的，大家也都無話可說。但對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搞錯了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沒有麵子的事情。不像在西方，錯了就是錯了，承認就算了。因此在討論中有很多爭論是很無聊的，連Ahne教授都看得出來。

幾天後，陳老師提出要請Ahne教授去家裏吃飯。Ahne教授在一旁悄悄地地問我：“江，陳女士不跟我們吵架啦？”我苦笑著搖搖頭。他接著問：“那她為什麽要請我們吃飯？”無奈，我隻好跟他解釋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請他吃飯是禮節，和吵不吵架無關。Ahne教授搖搖頭說：“唔，我不喜歡這樣！”

Ahne教授和大家討論問題

每天晚飯後，我就帶著他到處逛，一邊走一邊聊天。在談到各國的人時，Ahne教授很欣賞日本人，說他們很“勤快”，認為歐洲人太懶惰了。我不以為然：“歐洲人是沒有日本人那麽玩命，但事情不一樣做得很好嗎？為什麽一定要像日本人那樣拚命幹活呢？”他點點頭：“嗯，生活也是要享受的。不過，先要工作，然後享受生活（First work, then enjoy life）。對嗎？”說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那幾天，我帶著他逛遍了水果湖。帶他看那裏的百貨公司，給他買了一雙北京布鞋。他高興得立刻就穿在腳上。偶然，他看到挑擔子的人，就目不轉睛地看著那長長的扁擔，一直到那人走遠為止。他很好奇地問我哪裏能看到小腳女人，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我告訴他現在沒人纏足了，隻有很老的老太婆才有。我嶽母就是小腳，不過離這裏太遠。Ahne教授不由得遺憾地說：“啊，太可惜了！”那幾天晚上，他天天都能看到“有趣”的事情。

十天後，Ahne教授要先回去，我還要多停留十來天。一方麵把帶回來的細胞傳下來，並教他們如何保存細胞和用細胞做病毒分離試驗，同時做些下一步試驗的準備工作。高老師先帶著我們去洪湖取草魚血清，特別是需要收集患病草魚的血清，帶回武漢後提取裏麵的抗體，再帶回慕尼黑。

在此期間，我晚上抽空到爸爸媽媽家裏看了看。他們已經又搬了新家，是個大兩室一廳的套間。美國的叔叔幾個月前來信邀請他們去美國探親。他們前不久到北京拿到了去美國的簽證，過幾天就要再去北京，從那裏出發去休斯頓。正在忙碌地準備行裝，也沒有功夫跟我多說。

Ahne教授剛走兩天，魚病室的李主任突然找到我：“小江，你能不能晚走幾天？”我莫名其妙：“為什麽？有什麽事嗎？”李老師說：“實驗室裏的大型高速離心機壞了。有人說是你搞壞的。所裏成立了調查組，請你協助他們把這事搞清楚。”我半天沒有轉過彎來：我去德國都一年半了，走前離心機好好的，即便現在壞了，又和我有什麽關係？我想了想，對他說：“我的機票是不能改期的。如果你們認為我有必要協助你們，請盡快開始調查。我會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配合你們。”

等我從洪湖回來後，聽說第二天調查組就要來了解情況。晚上，我一個人來到實驗室，看著那台高速離心機。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有什麽毛病。我試著打開電源開關，發現有個保險絲燒斷了。我把其它儀器上的保險絲拿過來一試，離心機馬上就開始轉動。我笑了笑，把保險絲放還原就回去睡覺了。

第二天一上班，所裏來了由五、六個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有所裏技術中心的工程師，有物資處管設備的幹部，也有保衛處的幹事。一副煞有其事的架勢。我問他們：“你們打算怎麽調查？”他們說：“先開一下機器看是什麽問題吧。”我告訴他們：“這裏好像有個保險絲斷了。”他們迅速地更換了新保險絲，接著就開機運行。離心機開始轉動，工程師把轉速不斷調高，機器也慢慢加速。這台離心機的最高轉速是每分鍾兩萬轉。調查組的人一直把速度提高到兩萬三，機器也沒有顯示任何“不正常”的跡象，仍然在那裏平穩地運行。十五分鍾後，我問他們：“這離心機究竟出了什麽問題，要你們興師動眾地來調查？”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把機器關了吧。哪裏有什麽問題！這還不是你們三室的人說的。我們又搞不清楚。”一個個打著哈哈離開了，把我撂在那裏。我在想：不知道是魚病室裏的誰，出於什麽動機，搞出這個鬧劇來？！事後，我把這事告訴了王精豹老師。他歎了口氣說：“在我們這裏，誰做的事情越多，被揪住的辮子就越多。什麽事也不幹才是最安全的。”

八月十一日，我離開武漢，在北京呆了一天，於十三號返回了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