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未經任何司法程序,衛生幹部學校的校長 就通知徐先生:經過幹部審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動上繳軍管會的法院案宗裏, 發現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間審理的案件中,有數宗涉及鎮壓革命活動、迫害革命群 眾,因此判決定為“曆史反革命”,撤除現任一切職務,回裏弄,接受群眾管製改 造三年。其實,不但這些案件早就已主動上繳政府,並未隱瞞,而且,在上海地 方法院期間,徐先生的職務是檢察官,對送來的案件,隻能按當時法律代表政府 提出公訴,並無審判權。再說,上海地方法院處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 案件另有特刑庭專門審理。即使帶有政治性的案件經過徐先生之手,往往也隻能 當作“破壞公共秩序”之類的普通犯罪案件來起訴而已。但是,在半個世紀前,這 些情況照例均無機會可以申訴。
三年以後,管製撤銷。但到六四年“四清”運動時,忽而又說雖然管製撤 銷,但還有“曆史反革命”帽子未摘,仍需繼續爭取摘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徐先生突患中風,從此半身行動不便。幸而右肢仍能行動自如,寫作並不受影響。
不久,“文革”爆發,徐先生作為“反革命”和“資本家”雙料反動派,當然成 為“文革”首當其衝的對象。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的抄家開始,到十一月初的 掃地出門,“紅衛兵”和“造反派”上門翻箱倒櫃地查抄、無休無止地批鬥不知其數。 掃地出門後,徐先生當時在上海的全家四口,從三層樓的房子被掃進一個十六平 方米的朝北後間,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所幸這間朝北後間原來的屋主竟是榮毅仁父親榮德生先生的私人秘書無錫人朱夢華(1891-1973,一名朱烈)、朱龍湛(1914-1996,字複康、又字敬圃) 父子。二朱都是上海很有名望的書畫家兼詩人,家中藏書甚豐,有“千明樓”之稱, 意為“盼望能收藏明版書一千部”。朱家在“文革”中雖也受到抄家、衝擊,但是所 藏書畫、文物基本上並未受損。兩位朱先生和徐先生原來就住在同一條街上,卻 並不相識。現在,“紅衛兵”倒作了媒介,把他們拉到同一屋簷下,成了緊鄰。表 麵上,兩位朱先生要和徐先生“劃清革命界線”,實際上,三人卻相見恨晚,自此 日夕談文論史、唱和詩詞,如魚得水、得其所哉。朱先生不但把藏書借給徐先生 閱讀,還把收藏的書畫拿出來請徐先生鑒賞,甚至請徐先生題詩題詞。因為怕以 後萬一再抄家“紅衛兵”發現他們的關係,就故意要求徐先生把題款的日期倒填到 四九年之前。可惜好景不長,朱夢華老先生不久就被當作“地主分子”揪出來批鬥, 含冤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