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中，提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概念以後，又有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日前在一個論壇上討論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時暗示，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是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美中爭鬥是與不同文明和非高加索人種之間的和競爭。這一說法立即遭到很多亞洲觀察人士的批評，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史文(Michael Swaine)對斯金納的說法做出了更為強烈的反應，美國天主教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安德魯·楊（Andrew Yeo）也不讚同斯金納的這個說法。實際上東西文明之爭的說法在中國早就存在，但是近代以來 一直存在疑惑，現代評論者的批評僅僅停留在了表麵，並不能尋找到這種說法問題存在的真正要點，更缺乏理論的依據。因此我們就這個問題從曆史學的角度進行分析。
曆史學的文明有兩個指標
首先，我們要明確什麽是文明？文明一詞來自英文 Civilization。在曆史學中具有城市和城市公民（citizen）的意思，它區別於具有農耕（cultivate）意義的“文化”culture。它有幾個硬性的指標，城市，冶金技術，語言文字，還有大型的宗教中心等。中國現代基本具備了這幾項指標，應該被成為文明。但是這種硬性指標有一個最大的缺點，無法分清自發的“文明”和移植的‘文明“。好像一個大學生的畢業標誌是具有畢業證書，僅憑這個證書就可以確定他的學曆。可是如果一個人偽造了大學畢業證書，這種方法就失效了。這就需要從軟指標的方式看待文明。
實際上，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今天的中國是不是一個文明（ Civilization）。一萬多年前，西方人類的自然環境改變以後，作為食物的動物日趨減少，人類隻能種植一些植物來維持生計，在兩河流域出現了人類最早的農業。發達的農業使得人們有了剩餘的物資可以用來交換，於是原始的商業出現了。最早以血緣關係為主的農村小集市市場，吸引了各處不同血緣的人們，而逐漸發展成為城市。隨著商業的發展，城市的擴大，城市的管理製度出現了——民主製。這種法製和民主並行的製度最先在蘇美爾人的城市中出現。城市居民有了合法的權利，這些人就是公民，例如公元前4千多年前出現的人類最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對於公民的權利有明確的規定。因此文明（ Civilization）與民主和法製是一體的，和法製下有平等權利的公民（citizen）是一體的，沒有民主和平等的法製、沒有公民社會的國家就不是一個”文明“。
農業技術，冶金技術、玻璃製造技術等等可以由外來少數移民帶來，外來人口可以由自己形成城市，但是具有文明意識的整個中國的公民社會是難以自發形成的，也是外來移民帶不了的。原始落後的野蠻民族習慣於以血緣宗親社會為單位的生存方式，搶劫和暴力是難以避免的。全民族的（文明）素質不是依靠外來的先進技術就可以提升的。外來先進的工具也不能根本解決長期形成的野蠻文化的進步問題。
遠古時代中國地區突然出現的華夏文明是一個外來的雅利安文明（詳見《遙遠的華夏文明》）。公民社會隻在黃河流域一些城堡中實行，而在廣闊的野外，黃河流域人口眾多的土著人仍舊過著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的原始氏族社會生活，這是遠古時代的中國地區最早的”一國兩製“。因此從地域和人口的整體上來說，中國地區並沒有進入文明社會。遺憾的是，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以後，華夏文明徹底被土著人淹沒，中國進入了外來斯基泰（秦）人的奴隸社會之中，曾經存在於城堡裏的公民社會也煙消雲散，中國地區微弱的“文明”徹底在中國消失。在不斷的外來遊牧民族統治以後，中國至今仍舊是一個依靠暴力維持的野蠻奴隸製社會。
中國至今仍舊是一個半奴隸製社會
維基百科奴隸製的基本概念是：“人身不自由，沒有財產。奴隸製是指奴隸主擁有奴隸的製度，奴隸視為是奴隸主的財產，沒有自己的人格、自由、權利，可以買賣，且奴隸主可強迫奴隸無報酬工作，且無人身自由”。
中國的土地歸奴隸製國家所有，因此中國百姓沒有立錐之地，並真正意義的財產，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中國的各大銀行缺乏監管、任意注水，因此也不是真正的貨幣，（隻是一種票卷）；中國是一個極權社會，百姓沒有真正的法律保護，甚至沒有知情權，選舉權和說話的權力；中國百姓的思想和言論被奴隸製國家嚴格控製，因此中國人普遍沒有獨立的人格。今天中國人的思想幾乎全部是官方灌輸的，例如愛黨愛國，中國不能分裂，穩定高於一切，統一大業高於一切等等，今天中國市麵上流行的所有思想和言論，幾乎全部都是奴隸製國家主導、控製和散布的，絕大部分中國人說的都是“官話”，頭腦裏裝的都是官方意識形態。在戶籍製度的中國，中國人沒有生育權，自由結婚權、大部分中國人沒有自由移動的權利。另外，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質是對低人權，低工資的中國農民的一種集體變賣。在新一輪世界一體化的今天，中國人隻不過是一群東方奴工。而最不容忽視的是，現代中國人身上反映出來的趨炎附勢，狗仗人勢的依附型人格（奴性）充分顯示出中國半奴隸社會的實質。
氏族社會是中國文化的底層文化
在西方商業文化的麵層下，中國仍舊處在半氏族半奴隸製狀態。而奴隸製是文明社會出現以後的社會現象，今天中國文化的核心 ——最底層文化，仍舊是一兩萬年前的 氏族社會。由於中國曆史文化被無限拔高和粉飾，因此一般人對於這個結論難以理解。我們可以用幾個大的指標可以衡量這個結論。
一，今天絕大部分中國人缺乏信仰，隻注重生存（發展），為了“活著”中國人可以不擇手段，既——“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是文明前氏族社會的特點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沒有文明底線”。這種現象可以用所謂的貓論來概括。今天的中國人普遍相信算命，風水，還保留了原始社會的玉石崇拜，大部分中國人並不懂得現代人類文明所追求的公平正義和真理的真正含義。“唯利是圖”（務實)是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由於命運宗教信仰，因此今天中國人思考的全部範圍（如最基本的恐懼意識、疆土意識，家族意識等）都離不開低級的動物層麵。用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來形容今天的中國是最恰當不過的。因此，今天中國社會 的一切（如金融、教育、醫療、媒體、製造業、政府、司法等）都是低級下流的。
二，中國人至今最注重的仍舊是氏族、血緣宗親小團體，他們為了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他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其他人的利益，今天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團體都是互相衝突的。在中國醫生坑害病人，老師欺淩先生，警察欺壓百姓，官方壓迫人民，商家欺騙顧客,媒體欺騙觀眾……..每個中國人都在做損害整個社會，肥自己小團體的事情。中國人普遍把現代人類社會看作是打獵的大森林，他們盡其所能收獲著自己能拿到的東西，並不在意社會、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
三，為了能過飯碗裏有肉的日子，中國近幾十年實行的國策是宰殺中國部分胎嬰兒，四十年來，已經有幾億胎嬰兒被野蠻殺戮，這就是中國所謂的計劃生育，實際上，殺嬰是原始部落的習俗。關於原始人類的殺嬰現象我們不妨引述一段文字：“在曆史的記載中, 幾乎所有的民族在發生大饑荒或者其他災害時, 都不同程度地有過殺嬰的行為．非洲南部的布須曼人平時不僅把沒有自我生存能力的畸形兒童殺死, 而且會在缺乏食物、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的父親去世等情況下殺死或拋棄未成年的子女．澳大利亞土著在進行長途遷徙之前, 也會殺害所有幼小的兒女, 留下一二個較強的大孩子, 以免在路途中挨餓．把殘疾兒童視作累贅而殺害的風俗, 甚至存在於已經進入文明時代的以色列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中．不少民族則有在養大第一、第二個孩子之前, 殺死所有新生兒的習慣, 這顯然也是為了避免他們與哥哥、姐姐爭奪食物．考古發掘還證實, 遠古時期的殺嬰事件, 不少與食人之風有關．在一個有著吃人習氣的社會裏, 毫無防衛能力的嬰兒當然是最大的受害者．這種殺害並且食用嬰兒的陋習持續時間很久, 直到近代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仍有殺掉幼兒給缺乏食物的哥哥、姐姐或其他長輩食用的記錄．”(《為什麽原始人會殘忍地殺害嬰兒？》https://kknews.cc/history/l68ka3g.html)
這種殘酷的殺嬰現象直接證明，中國和西方雖然在技術方麵的差距可能是幾十年，但是兩者的文化差距卻是以萬年來計算的，中國人在整體上是一個巨大的、永遠處於原始社會的幼稚人群，這就是中國心理學家所謂的“聖嬰現象”。中國人包括（台灣香港日本人在內）實際上就像一個“熊孩子”，跟著壞人就學偷盜，吸毒，跟著好人就收斂一點
結語
在和西方接觸（改革開放）之前，從1949年開始，中國連續進行了幾十年殘酷的內部屠殺和整肅，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幾億胎嬰兒被國家有計劃地屠宰。封閉以後的中國，所出現的是動物世界自然減少數量的現象。而近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一點點進步，完全是西方文明傳播的結果。這些外來的表麵因素並非代表中國實質上已經進入文明社會。中國文化的虛浮的表層是西方商業文化，堅硬的中層是中國特色的奴隸製度文化，中國文化波濤洶湧的底層，則是原始的氏族文化，他主導了整個的命運，整個中國文化的實質上是一個史前文化。
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是野蠻與文明的衝突。根本不是兩個文明的衝突。中國黃種人整體上是一個落後族群。必須引起注意的是，現代的世界發展並不均衡，今天的世界上（亞非拉地區）還有相當一部分國家民族，處在野蠻和半野蠻的狀態，未來中國文化和社會製度的進步，必定是在西方國家的逼迫下出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