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經的「金磚五國」之一、非洲經濟最大的國家南非，正在經曆嚴重的社會暴亂。

如果不是現在互聯網媒體發達，你很難想象這是 21 世紀正在發生的事件。
打砸搶燒、「零元購」，數千人集體出動參與洗劫。
大小的商場、超市、小店，無一幸免，當地華人也損失慘重。

南非民眾正在毀掉自己的家園，確切說，他們正在毀掉別人的家園。
說起非洲人們的印象，可能是戰亂、貧窮，髒亂差，瘧疾、艾滋等

疾病泛濫，民眾食不果腹。
但實際上，曾經的南非並非如此。
曾經的南非的工業化、技術和經濟多元化水平均為非洲最高。
南非有較為發達的礦業、製造業、農業和服務業四大經濟支柱，尤其是深井采礦等技術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2010 年還辦了一屆世界杯，總之，曾經的南非一點都不懶。至於南非為什麽一步步走到今天，不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

本文的重點是，探討一下秦暉老師關於南非的繁榮所給出的解釋。

簡而言之，秦暉認為南非的繁榮來自於它的低人權優勢，並將這個「低人權優勢」用於對中國經濟成就的解釋上。秦暉的完整觀點可以在其著作《南非的啟示》一書中看到，其中專門有一章來論述他的「低人權優勢」之說。這一章的題目是，「從南非看中國：“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奇跡”」。

很明顯，從標題中就可以看出秦暉的立場。

需要肯定的是，秦暉教授討論問題的態度是真誠的，使用的史實也基本沒問題。
隻是秦暉在對這些事實的理解，以及對邏輯的分析上，我個人認為有所欠缺。
下麵為討論方便，可能會部分引用其中原文，然後加以討論。

首先，我們要清晰地認識到，討論需要在兩個層麵展開，理論的層麵和曆史的層麵。

或者說，是邏輯的層麵和現實的層麵。
這裏的老讀者可能很容易就會明白，為什麽要做這樣的區分。
因為理論探討的是邏輯的必然性，而曆史所要探討的是現實中的偶然性。
兩者對於曆史的當事人來說，當然是不可拆分的。
但對於曆史的旁觀者來說，必須要做這樣的區分。

否則，就很難看清曆史，容易混淆兩者。
甚至說，沒有清晰的邏輯指引，那些關於曆史的分析，不過是史料的堆砌，用事實解釋事實罷了。很顯然，在邏輯上，所謂的「低人權」並沒有什麽優勢可言。

至於什麽是「低人權」，什麽又是「高人權」，我想不用去做過多的辭源和學術上的辨析。最簡單的理解，本應屬於你的權利，有沒有得到尊重和保障？

沒有保障，那就是低人權；有保障，那就是高人權。是低還是高，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也是需要在邊際上考察的變化。比如我們常說的，養鴨子、養幾隻鴨子，這是基本的人權。養鴨子不能超過三隻，這是低人權；而鴨子可以隨便養，這是更高的人權。

再比如，把本來再正常不過的自由買賣定性為「投機倒把罪」，這是低人權。把「投機倒把罪」從刑法中去除，這是相對來說更高的人權。有經濟學的基礎，知道邊際的概念，學會從邊際上看問題，而不是輕易上升到整體性視角。我很好奇，對於秦暉教授而言，養鴨子不能超過三隻，自由交易很容易就被定性為投機倒把，這樣的「低人權」到底有什麽優勢可言呢？

在秦暉的論述中：
南非依靠“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曾成為世界投資利潤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國在南非投資的平均利潤率達18%，而在發達國家投資平均利潤率僅13%，在發展中國家也僅14%。

1957—1972年間南非經濟增長的40%得益於外資。

他認為中國也是如此：
典型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全球都是虧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廠也盈利不多，隻有在中國是利潤奇高。而麥當勞在美國的盈利水平也遠不如在中國。

秦暉將這種高額的利潤率，主要歸因於南非種族隔離製度所帶來的廉價黑人勞動力，以及中國類似的廉價勞動力「農民工」。

秦暉原文：

種族主義製度為南非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這主要表現在：種族隔離製度為南非經濟發展提供了帶有強製性的廉價勞動力，並保證了白人農場主和企業主發展經濟所需要的遼闊土地資源。
他認為，種族隔離製度是“南非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的諸多原因”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而對於中國，他的理解是這樣的：
中國奇跡的產生同樣有“諸多原因”，但沒有“農民工”（“帶有歧視性的廉價勞動力”）和“圈地運動”（以強製手段取得“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土地資源”）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奇跡”能夠存在嗎？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城鄉隔離製度，事實上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身份隔離（雖然不是種族隔離）。

秦暉教授生於 1953 年，親曆過那個特殊年代，這一點他很誠實，他很清楚地在書中寫到：

“農民”就是以“戶口”為標誌的、非經特許改變即為世襲的一個低下身份等級（caste）。極左年代的中國就是個無階級卻有等級、而且等級森嚴到近乎種姓製的國家，等級內的所謂平均從來就與等級之間的懸殊並存。那時農民是沒有自願出去“打工掙錢”之說的。由民工變成“市民”就更不可能了。

自行外出打工，那時叫做“盲流”（“文革”時一些地方甚至俗稱“流竄犯”），被抓是理所當然。改革後像“孫誌剛事件”那樣引起輿論嘩然的事，當時根本就是名正言順的正常現象。連打工的權利都沒有，更別說居住，所以那時是不會有“暫住證”的。

我們簡單梳理了秦暉老師的基本看法，以及他對基本事實的掌握，這些基本情況應該說沒有太大的分歧。有分歧的在哪裏？我認為是，秦暉老師對於「低人權」的定義和理解產生了偏差。

我文章前麵說過，基本的權利得到了保障，那是「高人權」，基本權利沒有得到保障，那就是「低人權」。很明顯，人有遷徙的自由，遷徙是一種基本的權利。

原來禁止農民進城打工，這是「低人權」。後來允許農民進城務工，這就是相對來說比之前更高的「高人權」。秦暉的錯誤之處在於，把南非和中國的低工資、低待遇，和歐美那些發達國家的高工資、高待遇相比，稱其為「低人權」。

這樣比較，嚴格來說當然沒有錯，橫向比較，當年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初，我們在許多的權利保障方麵做的不夠好。當這種比較之下的「低人權」，並不是出現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原因。出現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原因，恰恰是「低人權」向「高人權」的轉變。

南非即使有種族隔離製度的存在，黑人還是可以進工廠工作了。

中國這邊呢，即使是有城鄉的隔閡，即使進城保守歧視，製度放開了，仍然是有很多人願意、也可以進城工作了。中國的現實很多人都知道，南非那邊，秦暉在書中也有介紹，即便是有種族隔離，周邊國家的黑人還是願意來到南非打工賺錢。也就是說，在秦暉筆下的「低人權」，是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較的。

但無論是對於南非來說，還是對於當時的中國，對於當年曆史的參與者、曆史進程中的當事人來說，他們所麵臨的局部環境，實際上是正在向「高人權」的方向發展。是一種進步，而不是退步。真正的、完全的種族隔離，是連就業機會也不給。

而真正的城鄉隔離，是農民進城就被抓、被遣返，連找工作的機會都沒有。這些當然不是說種族隔離、城鄉隔離就是對的，很明顯，在我們的論述中，它們都是錯的，是真正「低人權」的表現。秦暉看到的是這種隔離之下，同時產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而他沒有看到的是，正是當時的大環境在是否可以自由遷徙、自由找工作這樣的具體的邊際上的改進，才使得大量黑人可以進入南非，可以進入工廠。使得大量農民可以進城，可以打工。這個過程中，並沒有出現什麽「低人權優勢」。

有的隻不過釋放了那麽一點點自由，把原來剝奪了的那些權利還給了人們，社會活力就迸發了，整個經濟就盤活了。所以，無論從邏輯，還是從曆史，或者從未來保障自己的權利是「低」還是「高」的角度，我們都無法同意秦暉教授的所謂「低人權優勢」。

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看下秦暉的書籍和觀點。很多人對秦暉的批評，並沒有冤枉他。
他說中國奇跡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一個是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另外一個就是「圈地運動」。

就是以強製手段取得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土地資源，簡單說就是「強拆」。原話是「沒有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奇跡能夠存在嗎？」

這樣的秦暉你能同意嗎？按照他的理論，假如某天為了將來中國更大的奇跡，強拆到了你家，你能願意嗎？

(本文內容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