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已經進行了快要一周了，今天才有點時間總結一下相關的報道，發表一下自己的觀察意見。

先來回顧一下這個事件的發展。

2019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交香港立法會審議的一法律草案，以向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等司法管轄區移交嫌疑人和進行法律協助。此提案源於潘曉穎命案，現時香港法律無法向台灣移交疑犯，同時特區政府宣稱原有逃犯移交條例不包括中國大陸及澳門亦是“法律缺陷及漏洞”。草案甫經提出，便招致社會各方質疑和關切香港作為獨立司法管轄區的獨立性或遭削弱。

香港立法會原定星期三（6月12日）對《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修訂內容進行二讀，香港多個團體發起罷工、罷課、罷市以及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昨日（16日）上百萬市民再度走上街頭抗議，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並收回對上周遊行的“暴動”定義。

當晚10時，民間人權陣線宣布結束示威，並宣布參與人數達103萬，而警方則宣稱高峰期人數為24萬。據估計，該次示威遊行人數已經遠超2003年的七一遊行，一度被譽為香港自1997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直至6月16日才被超越。11時，特區政府回應遊行，宣布會如期在6月12日直上立法會大會二讀草案。其後有後續升級示威，以及6月12日包圍立法會行動，警察以布袋鉛彈鎮壓，多人頭部中槍。6月12日下午6時，立法會秘書處宣布當日不會舉行會議。6月13日11時，立法會秘書處宣布當日不會舉行會議。

6月15日下午，一名35歲名為梁淩傑的男子身穿黃色雨衣在太古廣場的平台上危坐，並掛起“反送中No Extradition To China”“Make love. No shoot.”“全麵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的橫額。梁淩傑最終意外墮下地麵重傷，送往律敦治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為反對修訂條例運動中的首名死者。

6月16日晚上，香港政府發言人發出行政長官的道歉聲明，表示將暫緩修法，希望香港市民盡速回歸日常生活，但民陣要求的是特區政府全麵撤回修例，而非僅僅暫緩修例，因此民陣不接受行政長官的道歉，並沒有保證6·16遊行後會否有進一步的行動。

6月17日，中國方麵發表聲明稱此次事件是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事件，而非正常遊行，此次事件嚴重的影響了普通香港人日常生活，據有關專家推測，歐美國家在此次事件提供了幫助。

在一個人口700多萬的香港，就有上百萬人上街遊行，這個可以說是舉世罕見，但是它背後的根源是什麽，是不是真的有歐美國家的煽風點火，還是有其它的更深層的原因呢。我們總結一下吧。

第一，為什麽更擔憂《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修改後的條例將允許香港拘留和轉移在和它沒有正式引渡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遭到通緝的人員。香港目前和20個國家簽有長期的逃犯移交協議。

相關法律也規定，香港可以與其他國家進行一次性移交。但目前條文訂明，香港的逃犯移交條例不適用於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修改案將刪除這個限製。

提議修改的第二個條例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現行條例規定，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可以要求香港機構提供刑事協助、搜集證據。修改草案也移除與《逃犯條例》類似的限製，使香港機構可向中國提供與刑事相關的協助，比如，凍結或者沒收資產。

二者之中《逃犯條例》在香港人中間引發更大焦慮，因為修改後條例將允許在香港被捕的人移送中國大陸受審、服刑，在香港民眾看來，這是一個事關人人的重大政策轉變。

第二、為什麽隻抗議“送中”？

為什麽把逃犯移交中國會在香港引起這麽強烈的反彈，以至於”反送中”成了示威的一個主要口號呢？

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大陸之後，一國兩製、港人治港、《基本法》是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基石。

但是，北京政府逐步加大在香港的影響，多次高調批評香港反北京中央政府、要求民主、普選等集會示威；港府亦多次被指屈從中央壓力、加強對政治活動的管控。

特別是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當局進一步加強打壓異見令人擔憂，有悠久的抗議示威傳統、廣大的民運群眾基礎的香港也會成為目標。

香港民眾感覺，麵前的”北京壓力”越來越大，保障自治的《基本法》被一步步侵蝕、削弱，甚至有人指責港府在這一方麵助紂為虐。

第三、為什麽香港民眾憤怒爆發？

目前恰好也處於一個比較敏感的時期。就在六月初，香港剛剛舉行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紀念”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鎮壓事件三十周年。

此次規模浩大的反《逃犯條例》抗議示威，也可以說是香港民眾對自由受侵蝕的擔憂、對北京幹涉的憤怒、對港府缺乏作為的不滿進一步上升的表現。

具體講，在修訂《逃犯條例》上，港府被指敷衍了事，沒有給立法會、公眾足夠長的討論時間，不重視各界深入審議、增加更多保障條款的呼籲。

香港政府提出修改案是在今年二月，之後隻有二十餘天的時間給公眾參與討論，給出的論據也缺乏說服力。

第四、中國“插手”了嗎？

北京一直公開力挺港府，中聯辦、港澳辦、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都曾高調表態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五月間曾讚揚特區政府推行《逃犯條例》修訂”合憲和彰顯法治”。他說，這符合《基本法》相關規定，有利於彰顯香港社會的法治和公平正義，”中央政府完全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

香港大遊行的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美方就香港事務”不斷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美方停止以任何形式幹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他說，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進修訂”兩個條例”的工作。

第五，有法不是才能有法所依？

換個角度想問題，有法可依，不才正是實現”法治”的基礎嗎？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部總幹事譚萬基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國際特赦對引渡協議本身並不反對，”我們甚至認為引渡協議會對某些國家的人權改善帶來益處，比如說中國。”

但是，中國的人權和司法公正紀錄已經令香港民眾十分擔憂，司法是否獨立於中共也引起港人質疑。歸根結底，這還是一個信任問題。

簽訂引渡協議，前提應該是信任第二個司法轄區。而在香港，民眾對中國大陸當局的信任現在處於稀缺狀態。

為安撫民意，港府官員已經表示，香港法庭對引渡要求有決定權；政治、宗教犯罪疑犯不會被移交；隻有罪行可能被判處至少最高七年監禁的逃犯才會被移交，但是這些承諾並沒有換來民眾的支持。一個原因可能是，香港民眾對港府的信任也處於比較缺稀的狀態。

第六，歐美國家插手了嗎？

除了歐美主流媒體一邊倒的支持香港的大規模遊行，美國眾議長佩洛西和台灣的蔡英文都在為香港的示威活動高聲叫好，這些當然都是事實，但是，當你看到一個年輕人都在用一個簡單的回答來評價這個事件，你就知道這個不是簡單的國家在插手，而是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民主憲政的意識。而這個年輕人就是我偶爾在圖書館碰到的，他正在看YouTube，我問他如何看，他的回答非常直接，在任何一個有公民自決權的國家，這種都是非常正常的運動，而且他們的訴求其實是一種恐懼。

提到這個恐懼，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

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是於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陸續失蹤之事件。失蹤5人是該店母公司巨流傳媒有限公司的股東桂民海與呂波、業務經理張誌平、銅鑼灣書店經營者李波以及店長林榮基。失蹤半個月到3個月後，全部人員證實身處中國大陸並受有關當局控製。特別是李波失蹤案，因為除了他其他4人是在泰國與中國大陸失蹤的，但由於李波是在香港境內失蹤，因此格外受到香港與澳門社會的廣泛關注，質疑他是否被人強行由香港境內擄至中國大陸，及有否牽涉中國大陸官方人員跨境綁架。事件令香港人擔憂“一國兩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壞。事件轟動國際，美國、加拿大、歐盟及日本等紛紛發表聲明表示關注，並要求中國解釋及釋放失蹤人士。

與中國大陸不同，香港人在《基本法》的保障下享有言論及出版自由，但某些香港出版的書籍會被大陸視為禁書（下稱“大陸禁書”），禁止在中國大陸買賣及流傳，此類書籍多與中國政治或中共高層有關，除了披露過去計劃經濟的曆史內幕，也針對當代的領導人醜聞等極敏感的類別，因而偶獲中方口頭警告，但總體來看過往中共當局多對此采取寬容態度，2000年代時出版此類書刊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2012年後官方的態度漸趨強硬。

五名人士失蹤多月後，陸續有消息證實他們身處中國大陸。其後，五人先後在大陸接受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星島日報、澎湃新聞等媒體的訪問，李波在訪問中聲稱是“自願偷渡回內地協助調查”。其餘等人又在訪問裏“認罪”，表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又一同指證桂民海。五人其後先後返港，不約而同地要求警方銷案，亦同稱不需香港政府協助。五人中隻有林榮基在2016年6月16日公開現身講述被拘留的情況。

曾因「非法經營書籍銷售」在大陸被扣押將近八個月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擔心港府最近修改「逃犯條例」，他將麵臨被引渡到大陸受審的危險，於4月25日逃到台灣。林榮基在中國大陸被扣押將近八個月，直到2016年6月才在監控人員的交換條件下，交出書店客戶名單、訂書紀錄等數據，換取人身自由回到香港。但由於他沒有按約定返回大陸，被北京當局通緝在案。

可見，從香港反“送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民主憲政在東西方的不同理解，在強權統治下，這些就是暴動，在民主憲政下，這些就是遊行。而且其中體現的那種不信任和暗含的恐懼，其實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