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有關中國共青團中央2020年將動員千萬青年下鄉的消息成為媒體熱炒的焦點，引發輿論反彈。甚至被戲稱為“新版上山下鄉運動”令輿論擔憂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是否在重演。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第一次的上山下鄉運動（簡稱上山下鄉，通稱“下放”、“插隊”），是指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到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從1950年代便被倡導，至1960年代展開。發動知青到農村去，理論上是為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郟縣一批中學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年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的《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所寫的按語中為此寫道：“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的這段話，此後被廣泛用於動員知識青年離開城市。

文革開始前，1960年代初期，“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認為政治不可靠，在升學和就業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們更願意參加上山下鄉，不僅是因為缺少出路，還有人也是希望通過參加上山下鄉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於城鄉巨大的差異，1966年至1968年之間，大批知青趁文革爆發，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紅衛兵，有的躲在家裏。

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借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麵的社會混亂。

由於文革的上山下鄉使得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一批年輕人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這和中國1970年代達成“兩彈一星”成就之後科技一落千丈的現實符合。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運動的城市年輕人，經此之後外加文革的衝擊，發覺自己被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馬列主義以及一切有關的意識形態，有人因此認為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誌、張抗抗、王小波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真正的情況卻是，更多的知青則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時機，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衝，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實際上，這些報道均源自共青團中央3月27日發布的一份名為《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的文件。這份文件隻有一小部分提到“到2022年,力爭組織超過1,000萬人次大中專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全文上下隻字未提“上山下鄉”這一詞語。

對於這次的新上山下鄉運動，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是不是為了緩解城鎮的就業壓力而新瓶裝舊酒，再來一次上山下鄉，我想事情沒有那麽簡單。

第一, 這次的新上山下鄉運動的背景是，十九大上提出的“三農工作部署”和《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目的是讓習思想在青年中入腦入心，去農村宣講習思想和十九大精神。這裏麵有很深刻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影子，不僅是城市青年下鄉去改造農村中青年，還有城市青年自我思想改造的意圖。這個和當年的“送紅寶書到基層”是一個模式，當然會有一些現代元素。

第二，這次的新上山下鄉的手段是，讓大學生將城市的科技、文化和衛生知識這三項帶到社會發展相對落後的偏遠地區，向當地人傳授知識。結合最近開放人口100萬以下城市的入戶問題，我想這個有它積極的一方麵，就是希望能夠通過提高整體思想和文化，而帶動偏遠地區的經濟，這個應該說有它積極的一麵。當然具體效果如何，還有待實踐和觀察。

第三，這次的新上山下鄉的現實環境是，城市青年的確有了更多的就業壓力，同時，因為經濟多年高速發展後造成的東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在進一步加大，而現在的人口自由流動已經遠遠不是60,70年代可以比擬，所以，那種“紮根農村，奉獻青春”的可能性基本沒有，比較有可能的模式是，類似於援藏，援疆等，通過經濟，行政等鼓勵手段，讓城市青年短期（比如一兩年）去農村，那種“變相勞改”似的上山下鄉已經完全沒有可能了。

好了，今天是馬克談天下的第一集，這個欄目是希望通過講解我個人對於實事熱點的分析，用相對中立的角度來分析一些熱點事件，以後我會不定期的更新這個欄目，歡迎大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