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北京海澱的一所中學讀的初中。初一第一堂英語課，在一眾毛孩子們好奇的期盼中，一個身材高挑，骨架不小卻很苗條的女子，靜靜地飄然走進教室。身著一條長及腳踝的黃底兒碎花裙，鮮豔卻又十分雅致，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雖然當時並不懂什麽時尚，但女老師的這身打扮真是讓人眼前一亮，頗為驚豔，那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呀，雖然大街上人們的穿著已經開始擺脫文革時期的藍綠灰，但是鮮有人穿得如此誇張與奪目。

她進到教室，輕盈地一轉身，把門關上。隨著她的這個轉身，180度的裙擺恣意地舞動起來，這一鏡頭定格在我腦海裏，至今仍然念念不忘。我的目光從那條大擺裙上收回，望向她的臉，看上去二十大幾的樣子，英氣中帶著清秀，膚色沒有那個年代女孩子們追求的白淨，而是後來歐美人崇尚的小麥色。略顯嚴肅的目光中有一絲難掩的、淡淡的憂傷，算不上漂亮，卻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於常人的氣韻，高傲冷峻。

她一開口就說了一堆英文，大概是自我介紹和對同學們學好這門課的期望吧。雖然我沒聽懂，但感覺那腔調和英文廣播裏的一樣，好聽極了。都說在教學中，師生的互動關係很重要，如果是師生兩看相厭，大概率學生的這門課學不好，反之，就很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和動力。我就是因為喜歡上了這位氣質獨特的英語老師，對學英語的興趣也大大提高。

後來斷斷續續地得知了一些關於她的事情。她是一個遺腹子，母親給她起名叫黃紀梅，據說是為了紀念她的父親黃作梅。我當時並不知道她父親是什麽人，隻是聽說是烈士，在出席萬隆會議時被暗殺了。但是因為記住了她名字的來由，也就一並記住了她父親的名字。等到有了互聯網，搜到了她父親的照片，從中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影子，她長得太像她的父親了。同時我還看到了如下的介紹：

黃作梅，MBE（Raymond Wong Chok-mui，1916年2月13日—1955年4月11日），筆名黃傲霜、黃中流等，原籍福建世居廣州人，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1949年10月－1955年4月），唯一一位以公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獲得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的人士。

生平[編輯]

黃作梅出生後不久即隨全家移居香港，1935年畢業於皇仁書院，並被香港大學錄取入學，但因家貧輟學。1936年1月考入灣仔政府倉庫工作。1937年開始參與左派活動，一度遭到逮捕。1941年入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於同年底占領香港。為營救困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及盟軍等國際友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於1942年3月成立了國際工作小組，黃作梅任該小組組長，成員有譚天、譚幹、盧陵、江群好、鄭隆和林展（女）等人。1942年7月，港九獨立大隊成功救出香港戰俘營中的英軍戰俘賴特上校、祁德尊少校等多人，後者在獲得自由後組建了英軍服務團（BAAG），總部設在桂林，並在東江縱隊的活動區域惠陽設立了前線辦事處。後任東江縱隊首席翻譯聯絡官。黃作梅由於其配合英軍作戰有功，1947年獲得英國頒發的MBE勳章。

1947年2月，黃作梅被英皇喬治六世邀請，到倫敦參加二戰勝利大遊行，1947年6月26日被授予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對英軍東南亞軍事行動作出的貢獻。6月10日以新華通訊社記者身份創建新華社倫敦分社。

1949年，黃作梅調回香港，同年10月接替喬冠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新中國成立後，黃作梅先後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工委負責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組長。[1]

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印尼出席萬隆會議的途中，搭乘的專機克什米爾公主號被中華民國情報機構安裝炸彈炸毀，黃作梅身亡，年39歲。

時隔多年，我偶然看到一篇講述萬隆會議暗殺史實的文章，裏麵講到周總理事前已經得知他計劃乘坐的 “克什米爾公主號” 被安裝了炸彈，於是決定乘坐另一駕飛機去萬隆，但是為了不引起敵人的警覺，同時也為了揭露國民黨的殘忍行徑，依舊安排隨行人員按原計劃登上 “克什米爾公主號”，這裏就包括我英語老師的父親黃作梅。。。

這篇文章對我的震撼實屬毀滅三觀級別的，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我英文老師眼裏那淡淡的憂鬱所承載的是什麽了。初中畢業已近四十年，我再也沒有見過我初中的英語老師，但我也從來沒有忘記她。每每想到她，心裏會有絲絲的隱痛。

又及，在寫這篇文章時，想在網上試試看能否搜到我老師的消息，沒有結果。但是看到一則香港中聯辦2021年6月2日報道新華社記者采訪黃作梅92歲的夫人及其兒子的文章。文章中講到，在登機前黃作梅徹夜未眠，臨行前對身邊的五弟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共產黨人就是要視死如歸！”如果這是真的，那麽他應該是知道將要來臨的命運的，不知為什麽，這讓我心裏有了些許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