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版本《新說西遊記》探幽

曹炳建

內容摘要：張書紳的《新說西遊記》是清代《西遊記》版本演變史上獨具意義的一種版本。其文字主要來自於明代百回全本，又根據清代真詮本加進了唐僧身世故事。其評點文字認為《西遊記》“原是證聖賢儒家之道”，把《西遊記》看成是儒家經典著作《大學》，不免牽強附會。但是其將《西遊記》看作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說，並從社會學和人性的高度來看待《西遊記》，有其合理的內涵；特別是比較全麵地揭示了《西遊記》“奇”的特點和“幻中有真”的高度藝術境界，對認識《西遊記》的美學價值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說西遊記》，評點；“奇”；“幻中有真”。

    自從清代初年汪象旭的《西遊證道書》問世之後，《西遊真詮》、《西遊原旨》、《西遊正旨》、《西遊記評注》和手抄本《西遊記記》，無不步汪象旭之後塵，一時出現了“講道說”泛濫的局麵。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儒家學者再也忍不住了。他們站在維護儒家正統的立場上，奮起狙擊“講道說”——由此導致了張書紳的《新說西遊記》的問世。但對於《新說西遊記》和由此帶來的這種文學批評史上的奇特現象，曆來學者卻未能進行深入探討，不能不是《西遊記》研究史上和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上的一大缺憾。今不揣淺陋略加探討，以就教於時賢。

一

張書紳的《新說西遊記》，學術界簡稱“新說本”。

此本內封上部橫題“第一奇書”。下部中間題“新說西遊記”，左題“三晉張南熏注”，右題“晉省書業公記藏版”。

卷首有《自序》，序後題“西河張書紳題”。另有印章三：一為“張書紳印”，一為“道存氏”，一為“張書紳字道存號南薰三晉古西河人氏”。下為《西遊記總論》，後題“乾隆戊辰秋七月晉西河張書紳題”。接下去按次序分別是：《新說西遊記總批》，《新說西遊記全部經書題目錄》，《全部西遊記目錄賦》，《目錄》。正文首頁題“新說西遊”，“晉西河張書紳題”。正文半頁十行，行二十四字。有圖。正文中又有回前批、雙行夾批和回末批。

《新說西遊記》國內外收藏較多。其最早的刊本為上述“晉省書業公記藏版”本。據其中《西遊記總論》題“乾隆戊辰秋七月晉西河張書紳題”，可知書成於清乾隆十三年（1748），並很可能即於本年刻版印刷。第二年，即乾隆己巳年（1749），有其有堂刊本。此後的版本有：善成堂刊本；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味潛齋石印本等。其中味潛齋石印本題“新說西遊記圖像”，光緒十四年（1888）刊，卷首有王韜所撰序，流行較廣。

在清代《西遊記》版本演變史上，新說本具有獨特的意義。清代其它《西遊記》版本都是刪節本，並且基本上都是繼承著證道本發展而來，唯有新說本是全本。並且明代所有的《西遊記》版本，除朱鼎臣的《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外，都沒有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新說本卻根據清代的本子補入了唐僧身世故事。因此，新說本也是整個《西遊記》版本演變史上最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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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聖昔先生經過考證，認為新說本應該是以李評本為底本翻刻的[1]。最明顯的證據，見於世德堂本的第八十四回。這回寫師徒們到了滅法國，被關進了櫃子裏。孫悟空半夜變成一個螻蟻從櫃子爬出來，現了原身，作起法來。世德堂本在此處這樣寫道：

（孫悟空）將左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蟲。

又把金箍棒變成剃頭刀，讓當坊土地帶領小行者，一夜之間將滅法國君臣僚屬都剃成了光頭。

但是，到了李評本，上麵所引的一段文字卻變成了這樣：

（孫行者）將左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做瞌睡蟲。

比起世德堂本來，李評本顯然漏刻了“變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這二十二字。這樣，下文再說讓小行者去剃頭，就失去了照應。

同樣的文字，在新說本中是這樣的：

（孫行者）將兩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蟲。

這裏我們不難看出，新說本更接近李評本，而不同於世德堂本。同時，張書紳又將李評本中的“左臂”改為“兩臂”，將“都做瞌睡蟲”改為“都變做瞌睡蟲”。可見他在閱讀李評本原文時，覺得李評本此處似乎有錯誤，但又不知錯在何處，便隻好略加改動以彌補缺漏。這充分說明，張書紳很可能根本就沒有見到過世德堂本，新說本是以李評本為底本刊刻的。

從刊刻時間上來看，新說本晚於《西遊證道書》和《西遊真詮》，而早於《西遊原旨》等其它清代版本。那麽，有關唐僧身世的故事，新說本究竟是根據證道本補入，還是根據真詮本補入呢？吳聖昔先生認為是根據真詮本補入的。他舉了一個例子：江流兒長到十八歲，來到江州尋找自己的母親。下麵的描寫，三種本子各有不同：

證道本：殷小姐正在衙內思想，夜來得了一夢，夢見月缺再圓。

真詮本：殷小姐原來夜間得了一夢，夢見月缺再圓。

新說本：殷小姐原來夜間得了一夢，夢見月缺再圓。

很明顯，新說本同於真詮本而不同於證道本，說明新說本有關唐僧身世的故事，是按照真詮本刊刻的。

新說本的評點者張書紳生平事跡不詳。在《新說西遊記自序》末尾，有印章題為“張書紳字道存號南薰三晉古西河人氏”。由此可知，張書紳，字道存，號南薰，三晉西河（今山西省汾陽一帶）人。

《新說西遊記總批》中有一段文字，說明了張書紳評點《西遊記》的經過：

夏日長天炎暑，日夜難禁。竊思有向日都中所序之《西遊記》，尚在懸閣，於是以六月二十六日覓本，至七月初九日，十四日夜草稿粗成，至閏七月二十日，真本筆削初定。是非不能自知，而所謂炎暑者，不知消歸何有矣！名為《消魔傳》，信不誣也。乾隆十三年閏七月，羊城誌。

這段話，記述了張書紳評點《西遊記》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出，新說本成書於乾隆十三年（1748）。

實際上，張書紳評點《西遊記》也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在《新說西遊記總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予幼讀《西遊記》，見其奇奇怪怪，忽而天宮，忽而海藏，忽說妖魔，忽說仙佛，及所謂心猿、意馬、八戒、沙僧者，茫然不知其旨。嚐問人曰：“《西遊記》何為而作也？”說者曰：“是講禪也”，“是談道也”。心疑其說，而究未明確其旨。及遊都中，乃天下人文之匯，高明卓見者時有其人，及聆其議論，仍不外心猿意馬之舊套，至心猿意馬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迄今十餘年來，予亦自安於不知而不複究論矣。乙醜年由都歸省，值呈安天會，觸目有感，恍然自悟曰：“是矣！是矣！予今而知《西遊記》矣，予今而並知作《西遊記》者之心矣！

從這段文字看來，張書紳自小就喜歡上了《西遊記》，並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對《西遊記》主旨的探討，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他最後寫成這麽一部《新說西遊記》，也是他長期探討的結果。從這段文字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從京城到地方，已經被“講道說”所充斥。

二

正因為“講道說”的泛濫，所以張書紳在評點文字中，首先對“講道說”和“談禪說”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在《自序》中這樣說：

此書由來已久，讀者茫然不知其旨。雖有數家批評，或以為講禪，或以為談道，更又以為金丹采煉，多捕風捉影，究非《西遊》之正旨。將古人如許之奇文，無邊之妙旨，有根有據之學，更目為荒唐無益之譚，良可歎也！

在《總批》中他又這樣說：

《西遊》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何也？如來對三藏雲：“閻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多淫多佞，多欺多詐。”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門中，何嚐有此字樣？……且不特此也，就如傳中黑風山、黃風嶺、烏雞國、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國、風仙郡、，是說道家那一段修仙？是說僧家那一種成佛？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確然明白指出，直乃強為幻渺，故作支離，不知《西遊》者也。

應該說，張書紳對“講道”、“談禪”等說法的質問，還是很有力的。他指出“講道”、“談禪”采用“捕風捉影”的手法，將《西遊記》解釋得“支離”破碎，也看出了問題的實質。

在批判“講道說”的基礎上，張書紳指出《西遊記》“原是證聖賢儒家之道”。他在《總批》中這樣說道：

今《西遊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明顯易見，確然可據，不過借取經一事，以寓其意耳。

又說：

“遊”字即是“學”字，人所易知；“西”字即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遊”二字，實注解“大學”二字，故雲《大學》之別名？人必於此二字體會了然，全部文義則自不難曉矣。

顯然，張書紳是把《西遊記》看成是一部《大學》。

《西遊記》是一部描寫神魔鬥爭的通俗小說，《大學》是一篇儒家的經典著作。二者根本就是兩回事，可張書紳是怎樣把二者生拉到一起的呢？他在《總批》中這樣說：

三藏真經，蓋即明、新、止至善，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雲“太白李長庚”；“大學”原是大人之學，故雲“齊天大聖”。

這裏，將唐三藏的“三藏”看成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將太白金星看成是“天理”，將“齊天大聖”看作是大人之學，已經夠牽強附會了，可是他又這樣說：

三藏真經，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蓋按《大學》之字數而言也。細查《大學》經傳朱注字數：聖經二百零五字；十章二千五百四十八字；小注隻雲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注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傳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數不符。或計算之差？抑亦古今之異？然不可得而知矣。

實際上，《西遊記》中說唐僧所取《三藏真經》共五千零四十八卷，是按《開元釋教錄》中佛教經典的卷數而言的，並非是“按《大學》之字數而言”。《西遊記》所說“三藏真經”，其中“三藏”是指的“經”、“律”、“論”這麽三藏，並非如張書紳所說“蓋即明、新、止至善”這麽三條目。更令人可笑的是，張書紳拚湊來拚湊去，《大學》加上朱熹的注解等，還是湊不成五千零四十八個字，隻好以“或計算之差？抑或古今之異”來搪塞。從這裏我們就不難看出，張書紳是如何牽強附會，硬把《西遊記》說成是《大學》的。他批評“講道說”“多捕風捉影”，而他的說法又何嚐不是捕風捉影呢？

不僅如此，張書紳在具體的評點過程中，又把一百回的《西遊記》分成了三大段；三段之內再加細分，分成了五十二節。在張書紳看來，這五十二節，每一節都是用來解釋《大學》中的一句話的。如第一回是解釋“大學之道”，第二回是解釋“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第五回孫悟空大鬧蟠桃會是解釋“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第九回寫金山寺長老收留江流兒是解釋“物有本來，事有終始”，第四十至四十二回寫火雲洞紅孩兒故事是寫“見利思義”等等。其中第五回孫悟空大鬧蟠桃會的解釋似乎還沾點邊，其它的解釋簡直讓人莫名其妙。

那麽張書紳是如何牽強附會的呢？讓我們再具體地分析一下張書紳對朱紫國故事的解釋。《西遊記》第六十八至七十一寫唐僧師徒取經來到朱紫國，皇帝因為正宮娘娘被妖怪奪去而生病。孫悟空不僅治好了國王的病，而且又計盜紫金鈴，降伏妖怪賽太歲，為國王救回了金聖宮娘娘。張書紳批這個故事是寫“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書中寫道，國王有病，貼出招醫榜文，其中有“稍得病愈，願將社稷平分”等話，張書紳便在此處批道：“好大家產，即得一半亦不是小小家業。先點明‘富’字，‘為’字便不落空。”後來孫悟空為國王治病，在張書紳看來，便是在寫“為”字。孫悟空本來沒有讀過醫書，卻敢於揭皇榜為國王看病，這就是“庸醫”。“庸醫”給人看病貪的是錢財，卻經常因為醫術不好而殺人，這就是“不仁”。後來孫悟空給國王看病開藥，為了避人耳目，要求八百零八味藥每味都要三斤。豬八戒便對孫悟空開玩笑說：“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鋪哩。”張書紳便在此處批道：“數筆點透‘為富’之意。”本來是玩笑話，是作者筆墨的詼諧幽默之處，卻被張書紳當了真。朱紫國國王向唐僧師徒介紹自己的後宮娘娘，其中正宮稱“金聖宮”，東宮稱“玉聖宮”，西宮稱“銀聖宮”，張書紳便批曰：“金玉滿堂，足見其富。”因此，他便把朱紫國國王說成是“富翁”。因為朱紫國皇帝憂國憂民，這就是“為仁”。後來妖怪賽太歲把金聖宮娘娘奪走了，張書紳便認為：“沒有金子，自然不富。”可見，在張書紳看來，孫悟空不讀醫書而為國王治病，就是“為富不仁”；朱紫國國王憂國憂民，金聖宮娘娘卻被妖怪奪去，就是“為仁不富”。諸如此類牽強附會，胡批亂點，在新說本的評語中比比皆是。

讓我們再來看看第八十三回的批語。這回寫到孫悟空發現了老鼠精地湧夫人供奉的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牌位，於是便拿著牌位來到天宮，到玉皇大帝那裏告禦狀，指責托塔李天王縱使女兒變化妖精，捉去師父唐僧。張書紳評論哪吒三太子和李天王，就認為哪吒之所以被稱為“三太子”，是因為哪吒在“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中代表著“禮”；“禮居五常之內第三條”，所以哪吒便是“三太子”。李天王因為“兼仁、義、禮、智、信”，是“天理之王”，所以才被稱為李天王，所以他才是哪吒的父親。哪吒有三頭，是因為《大學》中有“三綱領”；哪吒有八條臂膀，是因為《大學》裏邊有“八條目”。可是《西遊記》隻說哪吒曾經會變“三頭六臂”，卻沒有說哪吒會變“八臂”。可見，張書紳為了湊數，隻好自作主張，給哪吒加上了兩條臂膀。這些評點，比起“講道說”捕風捉影式的批評，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明顯，張書紳這種評點方式，完全是八股文式的評點方式。明清科舉考試所用的文體就是八股文，考試的題目就是儒家經典中的句子。考生要以朱熹所注《四書集注》為依據，仿照古人的語氣，去闡述儒家經典，“代聖賢立言”。張書紳應該是一位寫八股文的高手，所以當他欣賞《西遊記》的時候，便不自覺地用欣賞八股文的眼光來看待小說《西遊記》。這樣，在他的眼中，《西遊記》的每一回或每一故事，似乎都像八股文那樣，在闡釋儒家經典中的某句話。或者更直接地說，在張書紳的眼中，《西遊記》的作者就是在用寫八股文的方法，來創作他的《西遊記》。這樣來看待《西遊記》，怎麽會不將《西遊記》的研究引到邪路上去呢？正因此，魯迅便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清代的“勸學”、“談禪”、“講道”諸說，都是“三教之徒”“隨宜附會而已”[2]¹⁴⁰。這裏所說的“勸學”，指的就是張書紳的觀點。胡適則說得更幹脆：“《西遊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3]^33-34如此聲色俱厲，可見胡適對這些說法，真是達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正是學界泰鬥們這種結論性的意見，影響到後來的人們對包括《西遊證道書》、《新說西遊記》等版本亦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當然更不用說去深入探討了。

三

不過，客觀地說，張書紳的評點也並非一無是處。當他脫離自己頑固的思想偏見和那種八股文式的評點方式，能夠客觀地看待《西遊記》的時候，他的一些批語還是有一定啟發作用的。這種啟發作用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

一、張書紳在不少時候，把《西遊記》看成是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說。在《總批》中他就這樣說：

南華《莊子》是喻言，一部《西遊》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遠也。讀之不在於能解，全貴乎能悟，惟悟而後能解也。

《莊子》本來是一部說理性質的論說文集，但是莊子在說理的時候，並不是直接說理，而是運用許多寓言故事來講說道理，使深奧的道理變得淺顯和容易理解。《西遊記》是一部小說，但是在其創作中，同樣寓含了一定的哲理性。

張書紳在評點的過程中，不僅看到了《西遊記》的寓言性質，而且就其中所寓含的哲理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總批》中就說：

《西遊》一書，是把一個人從受胎成形起，直寫至有生以後；又從有生以後，直寫到老，方才罷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馬之疏；合而計之，實即一人之四肢五髒全形耳。五聖成真，是人一生之事業已完。有此功智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

這樣的評語，就有一定的合理性。當今有學者認為，《西遊記》就是闡釋人生哲理和描寫人生階段的。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就像是人在青少年時期，還不成熟，行動不免毛躁，甚至有些越軌的胡鬧；西天取經的孫悟空，就像是人到了中年，成熟了，才逐步走上正軌，努力於事業的奮鬥，執著於理想的追求 [4]^86-101。這種觀點，或者是和張書紳的觀點不謀而合，或者就是受到張書紳的啟發而提出來的。

在《總批》中，張書紳還這樣說道：

人生斯世，各有正業，是即各有所取之經，各有一條西天之路也。或至“雙叉嶺”差路，或到“寶象國”招親，或為幌金繩牽係，或在木仙庵偷閑，中途半路，即多改行易轍，是以求一到西天者而已寡，又何能返本還元，以見其本來之舊也！

這顯然是在說，取經就是寓含了唐僧的事業。正因為唐僧能堅持不懈地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不為名利牽絆，不為色情動搖，不被妖魔嚇倒，不被艱險所困，才能取回真經。我們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事業，但是許多人卻事業無成，就是因為不能持之以恒。這種對《西遊記》思想內涵的揭示，也是很有道理的。取經是一項可以使人們擺脫苦難的事業，這是前代流傳故事和吳承恩的共識。取經故事演變過程的特征之一，便是逐漸脫離了其本身的宗教性質，而被賦予事業和奮鬥的象征性意義。此外，如第二十四回寫八戒吃人參果，“拿過來，張開口，轂轆的囫圇吞咽下肚”。張書紳於此處夾批說：“好吃！有此一吃，天上少有，世間絕無，所以千古至今傳為美談。凡讀書而不求解者，大率類此。”揭示了豬八戒吃人參果的哲理內涵。諸如此類評語，在新說本中還有不少。

二、張書紳還從社會學和人性的角度來看待《西遊記》。這首先表現在對作品中妖怪本質的揭示上。在《總批》中張書紳即這樣說：

（《西遊記》）何以卻寫出許多妖怪？蓋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是為不明其德者一翻。於是忠之德不明，明為臣之道有虧；孝之德不明，則子之道有未盡。以至酒色財氣，七情六欲，爭名奪利，不仁不義，便作出許多的奇形，變出無數的怪狀。所以寫出各種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樣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終不可止，而如來又何以見也。

人生學業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邊的魔障，即是內裏的私欲，故雲“心生，種種魔生也”。

在人類的童年，人們對強大的自然力本能地感到恐懼，於是自然力便被加以人格化和超自然的力量，於是神和妖便都產生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神和妖，賦予妖各種人的屬性，認為妖就是人性缺陷的外在表現形式。張書紳認為妖怪就是人類社會的酒色財氣、七情六欲、爭名奪利、不仁不義等各種私欲的形象化的表現，正是對妖怪從人性角度的認識。這對於我們認識《西遊記》中的妖怪的社會屬性，無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其次，新說本還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種種醜惡現象。如第三十三回寫孫悟空變成道士，把金箍棒伸出去，絆了精細鬼和伶俐蟲兩個小妖精一跤。兩個小妖爬起來，指責孫悟空為什麽絆倒自己。孫悟空便說：“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麵錢。”此處張書紳又有夾批說：“見麵猶要，則無處不要。”指出當時社會到處要錢的醜惡現象。再如第二十七回寫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八戒從中挑撥，唐僧大念《緊箍咒》，張書紳即在回前批中說：

太宰之間伍相，使其句句無言；上官之害屈平，使其處處沒法；八戒之讒行者，著著令其莫辯。不怪其降魔無術，竊歎其害賢足智。至長老把定心真言，竟作毆心之要訣，雖欲不去，不可得矣。

評點者從豬八戒進讒言，挑撥唐僧念《緊箍咒》，揭示了封建時代政治上普遍存在的挑撥離間、構陷忠臣的現象。又如第六十五回寫黃眉怪假變雷音寺和如來佛，欺騙唐僧師徒，張書紳於此回回前評中說：

且天下事，有大必有小，有真即有假。……於是有假道學，假才子，假聰明，假仁義，假忠孝，假廉節，無一不有假。甚至假之不已，則徑假如來，假雷音矣。此迨久假而不歸者也。

同時，在夾批中又指責當時儒生們“欺世盜名”，“口讀孔孟之書，而行狗彘之事”。這種對封建儒生種種“假”現象的揭露，同李贄批評程朱理學的信徒們“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有著驚人的一致。再如第七十回回前評說：“為富的麵貌凶如猛虎，為富的心事毒似豺狼，故比之曰‘太歲’，以見其至惡而無以複加矣。雖為得財高北鬥，米爛陳倉，欲求其一毛之拔而不可得。”揭示了當時社會的“為富不仁”。此外，第三十一回寫奎木狼下界為妖，張書紳便在夾批中說：“世間有似奎星而實妖魔者，安得孫悟空驅逐上天！”指出當時社會妖魔橫行，表達了驅除妖魔的願望。

三、對《西遊記》的審美價值予以很高的評價。這裏麵最突出的，便是對《西遊記》“奇”的藝術特色的認識。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奇”是很重要的文學審美觀念。在明代之前，一般意義上的“奇”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和“虛與實”中的“虛”相對應，如王充《論衡•藝增》篇所說：“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見聞者不快於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5]這裏的“奇”是指虛構意義上的“奇”，即以虛構的手法，表現“奇”的風格。二是和“真與幻”中的“幻”相對應，如蕭綺所謂“殊怪必舉，紀事存樸，愛廣尚奇”[6]¹，洪邁所謂“愛奇之過，一至於斯”[7]⁹⁶⁷，都是指神妖鬼怪類的題材之“奇”，即用“幻”的題材，表現出“奇”的風格。三是雖然取材於現實生活，但人物特異獨出，事件離奇曲折，如唐宋傳奇之“傳奇”就是如此，即以“奇”的筆法，表現出奇的風格。所以，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奇”這一種審美命題既與“虛”和“幻”有一定的聯係，也與一定的筆法和風格有聯係。

明清時期關於“奇與正”的探討，基本上是對前代的繼承和發展。張譽在《北宋三遂平妖傳序》中就說：“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8]⁸⁶這裏的“以幻為奇”，指的就是以幻的題材，表現出奇的風格，是屬於題材之奇。睡鄉居士在《二刻拍案驚奇序》中認為：“失真之病，起於好奇。知奇之為奇，而不知無奇之所以為奇。”[9]¹這裏所謂以“無奇”為“奇”，是指的在現實題材小說的創作中，運用“奇”的筆法，使作品表現出奇的風格，屬於筆法之奇。此外，在《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和《西遊證道書》中，也有不少評語談到了“奇”這種審美觀念。

但是，真正對“奇”這種文學審美觀念論述得比較多且比較深刻的，卻不能不推《新說西遊記》。張書紳在《總批》中即說：

《西遊記》稱為四大奇書之一。觀其龍宮海藏、玉闕瑤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來、觀音、閻羅、龍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遊地府、鬧龍宮、進南瓜、斬業龍、亂蟠桃、反天宮、安天會、盂蘭會、取經，皆奇事也。西天十萬八千裏，觔鬥雲亦十萬八千裏；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經即五千零四十八卷；開卷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真奇想也。詩詞歌賦，學貫天人；文絕地記，左右回環，前伏後應，真奇文也。——無一不奇，所以謂之“奇書”。

張書紳這裏所說的“奇地”，即指《西遊記》的神話環境；“奇人”，即指《西遊記》的神話人物；“奇事”，即指《西遊記》的神話故事。神話環境、神話人物和神話故事，構成了《西遊記》“奇幻”特色的主要內容。可見，張書紳所謂的“奇”的第一個含義，即是指的《西遊記》的幻想題材之奇。張書紳這裏所說的“奇想”，是指《西遊記》的構思之奇；所謂的“奇文”，指的是《西遊記》的行文筆法之奇。“奇想”和“奇文”，構成了張書紳所謂“奇”的第二個含義，即構思筆法之奇。

在具體的評點過程中，張書紳也主要就這兩個方麵，即幻想類的題材之奇和構思筆法之奇展開評點，但更注意對《西遊記》構思筆法之奇的揭示。如第三回寫兩個勾死人乘著孫悟空喝醉了酒，將他勾進了地府。他酒醒之後，心中大怒，耳朵中取出金箍棒，將兩個勾死人打為肉醬，又輪著棒，打進城中，嚇得眾鬼卒跑上森羅殿向閻王報告：“大王，禍事！禍事！”張書紳在此處夾批說：“森羅殿上報禍事，奇聞！”閻王看到孫悟空相貌凶惡，口中連叫“不敢！不敢！”張書紳又批道：“閻王竟怕鬼，真正奇談。”同一回的回末總評又寫道：

寫龍宮已難，寫地府更難。以一回之內兼寫兩處，且俱是絕世奇文，讀之雲峰峙立，雪浪千層，不惟文章另開生麵，即讀者心中、目中，亦若果有一地府、龍宮，如親曆其境者。真乃前代之所不見，傳奇之所絕無者也。至起伏轉接，悉本天地之自然，讀之並無痕跡，真乃妙筆，真正奇文。

這裏不僅指出了《西遊記》的幻想筆墨“前代之所不見，傳奇之所絕無”，也指出了《西遊記》“另開生麵”的構思筆法之“奇”。 第十三回回末總評又說：

此回乃取經入手之始，法脈最為緊要。瞻前顧後，頭緒多端。看他一層一層，分的清楚，一處一處，布置的妥當。以太保作一接引過脈，直寫至水窮山盡，忽聞喊叫如雷，何等驚異！何等爽快！此正是筆墨不險，文章不奇，哀黎並剪，並見其妙。

這一回寫唐僧取經剛剛離開國境，便陷入虎穴，兩個小徒弟被妖怪吃掉，唐僧本人幸得太白金星相助，才脫離了虎穴。但唐僧上路之後，卻又遇到猛虎毒蛇擋道。幸好獵戶劉太保出現，才驅散猛虎毒蛇，救出唐僧，並將唐僧請到家中熱情招待，第二天又送唐僧至兩界山。但到了兩界山分界之處，劉太保卻因不能私出國境而不能再送唐僧。唐僧正在窮途末路束手無策之時，突然聽見山下叫聲如雷：“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就在人們急於知道叫喊者為誰的時候，文章戛然而止，到了回末。如此寫來，的確正像張書紳所批：“筆墨不險，文章不奇。”再如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回，寫孫悟空智鬥金角、銀角，孫悟空幾次騙取了妖怪的寶貝，但又幾次失去寶貝，甚至騙去的幌金繩反而把自己捆住。妖怪雖然幾次捉住了孫悟空，但孫悟空都設法逃了出來，逃出之後，又化名為“者行孫”、“行者孫”前來降妖。張書紳便在第三十四回回前總評中說：

《西遊》之寫賭鬥變化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回之新奇熱鬧者。魔王之寶貝始終有五，行者之姓名前後有三；魔王之寶貝得失無常，行者之姓名變換莫定。波浪千層，古怪百出。究竟魔王之寶貝到底有窮，大聖之神機始終莫測。至變老奶奶一段，妙想天開，筆墨飛舞，其中之奧妙，有不可以驟言者。

這些評語，的確揭示了《西遊記》行文筆法的奇妙之處。再如第五十九回至六十一回寫火焰山的故事，張書紳在第六十回回前總評中就說：

文情至火焰山，曲折盡矣。酣戰之際，忽思赴宴，筆陣至此一換。牛魔要鬧中取靜，大聖卻不妨忙裏偷閑。一調不慮蕉扇之有假，再調竟信八戒之為真。假得來，又假得去。機巧互見，變詐百出。

同一回的回末評又說：

火焰山之埋伏，實源於八卦爐；不知牛魔王之來曆，已兆於水簾洞，法脈亦可謂沉細矣。至其中又前照火雲洞，後伏碧波潭，無微不到，真正奇文，真正妙文。

從這些評語我們不難看出，張書紳對《西遊記》行文筆法的欣賞，的確十分精到。此外，如：

奇思天縱，妙想非凡。（第七回夾批）。

筆陣有如黃河之九曲，而變幻神奇，真千古之絕調。（第六回回末總評）

越想越妙，愈出愈奇。（第三十三回夾批）

一波才息，一浪又起，真是層巒疊峙之奇（五十四回夾批）

朱紫國的病，是雙鳥失群；孫行者的鈴，偏是雌雄相遇。章法絕妙。世人徒稱西漢（指《史記》——引者注）為絕世之奇文，殊不知《西遊》之文更奇。（第七十一回回末總批）

好照應！真有飛雲接日、斷橋得路之妙。（第九十九回夾批）

此類批語，在《新說西遊記》中俯拾皆是。

張書紳不僅揭示了《西遊記》的“奇幻”特點，而且揭示了《西遊記》“幻中有真”，認為“虛事竟要附會成實事，方不愧為奇書”（第十二回夾批）。 關於《西遊記》“幻中有真”的特點，以李評本卷首所載袁於令的《西遊記題辭》所論最為突出：

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隻字者，何如此書駕虛遊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複一境，不離本宗。日見聞之，厭飫不起，日誦讀之，穎悟自開也！[10]

這裏，袁於令揭示了《西遊記》“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指出《西遊記》“駕虛遊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複一境，不離本宗”，都是對《西遊記》“幻中有真”特點的精到論述。但是，對《西遊記》如何“幻中有真”，袁於令卻由於篇幅的限製，未能加以詳細論述。李評本的評語和後來的《西遊證道書》中，對《西遊記》“幻中有真”的論述也並不多見。張書紳則從多個方麵，揭示了《西遊記》的“幻中有真”、“幻中寓真”的特點。如第十回回前總批說：

龍王之犯天條，秦王之遊地府，皆非人世之事。魏征以人臣而上奉天命，下通冥吏，極其幻渺，讀之入情入理，如聞如見，不啻出諸信史，真乃妙想天地外，下筆鬼神驚！

這裏的“入情入理，如聞如見”，正是揭示了《西遊記》的人情物理之真。

同時，張書紳還揭示了《西遊記》塑造人物之真。如第二十三回寫觀音菩薩等變成一家母女四口，試探唐僧師徒取經的決心。別人都經受住了考驗，唯有豬八戒想要留下招親，卻又扭扭捏捏，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張書紳在此處批語說：

不是寫出個豬八戒，竟是畫出個豬八戒；亦不是畫出個豬八戒，竟是現出個豬八戒也。

第二十五回又有評語說：

八戒有八戒的聲口，行者又有行者的身分。摩神寫意，無不精妙。

第五十九回寫孫悟空前來向鐵扇公主借芭蕉扇，鐵扇公主一旦提起自己的兒子紅孩兒，便不由得指責孫悟空。張書紳在此處夾批說：

家庭惹氣，雖起於婦女，大抵多為孩兒。曲盡人情，寫出世態。

婉然婦女情性，母子聲口，妙筆傳神，恍見其氣噎聲阻之態。

此外，又有“趣而且妙，酷似八戒”、“嘴臉聲勢，八戒婉然”（第二十五回夾批）等批語。這些，都是說《西遊記》塑造人物時，人物的語言、行為符合人物的性格，能通過細節描寫凸現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符合藝術的真實。

     張書紳的有些評語，還指出了《西遊記》敘述和描寫之真。如第十一回回前評說：“把一座陰曹地府，寫得肅靜森嚴，曆曆如繪，讀之令人失色。不是秦王遊地府，竟是開了鬼門關，令讀者看地府也。千奇百怪，如見如聞，真千古之寫生，非尋常筆墨所可得而夢見也。”這裏主要說的便是《西遊記》的描寫之真。再如第十一回寫唐太宗遊地府，一些餓鬼擋道。崔判官告訴唐太宗，需要給這些餓鬼一些錢鈔，才能過去。唐太宗苦於沒有帶錢，於是崔判官便告訴唐太宗，有一個人在陰間存有十三庫金銀，可以向他借錢。這個人便是“河南開封府人氏，姓相名良”。張書紳在這裏夾批說：“此是個庶人，有名有姓，的的奇文；有方有向，的的奇事。”又如《西遊記》第十二回，寫到唐僧於“貞觀十三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在京城舉辦水陸大會，張書紳便在此處夾批說：“虛事實寫，使人不疑，此所以為奇書也。”第十三回寫到唐僧“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日前三日”，從長安出發前去取經，張書紳又在此處夾批曰：“一路編年紀月從此始。有年有月，的的奇文；有起有落，的的奇事。”這些，都是說《西遊記》的敘述之真。

四、張書紳在評點形式上也有所創新。新說本的評點文字，可以說是眾體皆備。在全書卷首，即有自序、總評、目錄注、總論、目錄賦等形式；在每回的回前和回末，又有回前總評和回末總評。在文字中間，又有夾批。可以說除了眉批和後跋之外，古代小說的各種批點形式在《新說西遊記》中全都具備。其中目錄注和目錄賦，還是張書紳的獨創。

此外，作者還創造性地運用詩詞歌賦等韻文形式來評點小說。據筆者統計，在張書紳的評點文字中，詩詞曲賦竟然多達十餘首（篇）。如第七十七回回後詩曰：“奇書妙法古今稀，發盡乾坤造化機。非止文章稱獨步，經書亦賴有維持。”再如第五回夾批說：

莫不是醉將軍解甲封侯？莫不是詐風魔孫臏逃走？莫不是問洗馬逞舊風流？莫不是潤筆毫草聖三鬥？莫不是劉伶戒酒？莫不是高陽酒友？卻原來是饜東郭天官盜酒。好似個醉螃蟹手足亂爬，從今不識朝天路。

這顯然是一首曲。至於賦和偈的形式，在評點文字中也有很多，不一一列舉。後來的清抄本《西遊記記》大量地利用詩詞曲賦評點小說，便是對《新說西遊記》這種評點形式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