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西遊記》資料及其解讀

曹炳建

摘  要：近幾年陸續發現九條有關《西遊記》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既不見於有關資料匯編，亦不見於諸家論文與著作。這些資料對我們研究《西遊記》的思想內涵、版本、故事演變乃至傳播與影響，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西遊記》；新發現；資料

最近幾年，筆者陸續發現一些有關《西遊記》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既不見於朱一玄的《〈西遊記〉資料匯編》，且不見於劉蔭柏的《西遊記研究資料》，亦不見於諸家論文與著作。這些資料對我們研究《西遊記》的思想內涵、版本、故事演變乃至傳播與影響，都具有重要意義。茲披露於下，以饗學界同仁。

一、新發現的《西遊記》繪畫資料

　　新發現的有關取經故事的繪畫資料主要有三條。第一條見於宋人董逌《廣川畫跋》卷四，原題為《書玄奘取經圖》。全文如下：

佛以常樂清浄為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如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為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眾生一切疑誤，立言垂教，為標月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掃滅由蹤，惟恐留轍跡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跡，故無敝，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眾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嚐寫玄奘遊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偃師人。嚐

[1] 作者簡介：曹炳建（1952-），男，河南大學河南省高等學校人文重點學科開放研究中心、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至靈岩方，取經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複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常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書（畫）皆不及之，得毋不盡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嚐至天竺，其後惠僧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於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1]^475-476

董逌，字彥遠，東平（今山東東平）人，生卒年月不詳。北宋末南宋初藏書家、鑒賞家。徽宗朝為校書郎，靖康朝為國子監祭酒。撰有《廣川藏書誌》、《廣川書跋》等。其《廣川畫跋》六卷，據《四庫全書總目》稱：“引據皆極精核。”[2]⁹⁵⁹

過去，人們論及宋前玄奘取經故事的演變，多喜取歐陽修《於役誌》所記載：“景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雲：‘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朽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歎息久之。”[3]³⁴董逌所見的《玄奘取經圖》，從西遊故事演化史的角度看，其價值當遠勝於壽寧寺壁畫。

自玄奘西域取經東回，取經故事便在民間廣泛流傳。其中通過繪畫、雕刻等藝術形式表現取經故事，為流傳的一大途徑。《於役誌》所記載的隻是其中之一。此外，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六幅西夏時期的唐僧取經壁畫；杭州飛來峰龍泓洞口，有據稱成於元代的兩組唐僧取經浮雕；廣東省博物館館藏元代磁枕上，亦繪有唐僧取經圖；山西稷山青龍寺據說亦發現了唐僧取經壁畫。當然，上述有關取經故事的繪畫和造像，僅僅隻是眾多同類型作品的劫後殘餘。蓋自兩晉之後，正是信士鑿窖、建寺、造像、繪畫大盛時期，表現取經故事的繪畫作品當不在少數。

董逌所記《玄奘取經圖》，無疑是同類作品中的皎皎者。這是因為：其一，雖然董逌是南北宋之交人，但《玄奘取經圖》繪成的時代卻應該相當久遠。就董文所透露的圖畫內容來看，是按照“玄奘遊西域路道所經”繪製的，不僅沒有猴行者的故事，連廣為傳說的“摩頂鬆”（文中為“柏”）的故事此圖也“皆不及之”。因此，此圖似乎應該繪成於敦煌壁畫及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前，其時代似不應晚於晚唐五代。其二，現存有關取經的繪畫與雕塑，多是單幅圖畫，還不足以表達更為廣泛的取經內容。而從董逌文中“西京翻經院嚐寫玄奘遊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此書皆不及之，得毋不盡傳邪”等語來看，《玄奘取經圖》卻並非單幅圖畫，而是一套圖冊。否則，以單幅圖畫，很難完全表現“玄奘遊西域路道所經”。唐代寺院僧講興盛，僧人常以變相描繪佛教故事，以變文配合講解。《玄奘取經圖》大概就是由變相而來的繪畫作品。

無獨有偶，到了元代，又有一套《唐僧取經圖冊》(下簡稱《圖冊》)問世。這套《圖冊》現存於日本。2001年，日本株式會社二玄社借助攝影手段，出版了這套《圖冊》。《圖冊》分上下兩冊，每冊有圖16幅，共32幅，並有清代福州文人梁章钜所寫六篇跋語。據跋語可知，這套《圖冊》是元代著名界畫畫家王振鵬所繪。每一位初次打開《圖冊》的人，無不為《圖冊》的神秘色彩所震驚。這不僅因為《圖冊》畫麵之古樸典雅，透出厚重的曆史感，更在於畫麵充滿了濃鬱的佛教尤其是佛教密宗色彩。特別是《圖冊》所描繪的唐僧取經故事，竟然連專門研究《西遊記》的專家學者也聞所未聞。如“張守信謀唐僧財”、“飛虎國降大、小班”、“五方傘蓋經度白蛇”、 “玉璣夫人”、 “釋迦林龜子夫人”、“六通尊者降樹生囊行者”、“金頂國長爪大仙鬥法”、 “啞女鎮逢啞女大仙”、“明顯國降大羅真人”、 “懸空寺過阿羅律師”、“過截天關見香因尊者”、“毘籃園見摩耶夫人” 、“白蓮公主聽唐僧說法”、“萬程河降大威顯勝龍”等，都是我們初次得知的取經故事。這套《圖冊》的藍本，很可能便是董逌所記載的《玄奘取經圖》。從《玄奘取經圖》到《唐僧取經圖冊》，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過渡。

第二條有關材料見於《蘇轍集·欒城後集》。其中有詩，題曰《題郾城彼岸寺二首·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詩曰：

遺墨消靡顧陸餘，開元一一數吳盧。本朝唯有宗元近，國本長留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蕃老僧麵清臒。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4]⁹⁰²

武宗元（？－1050），初名宗道，字縂之，河南白波人，善畫釋道人物像。從詩中“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的詩句來看，此畫和《於役誌》所記相同，亦為壁畫。可見當時此類壁畫之多。

第三條有關材料見於元人方回《桐江續集》卷二十六。其中有詩，題為《題唐人〈按樂圖〉》。詩曰：

鼓笛笙簫閧舞茵，伶官和尚雜宮人。黃番綽共唐三藏，髣髴相傳未必真。[5]^24-25

按，古代繪《按樂圖》者並非一家。據《新唐書》卷二百二“王維本傳”，王維時即有《按樂圖》，王維認其為“《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禦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一，有“唐周昉按樂圖”一條。《益州名畫錄》卷中，記載五代時阮惟德繪有《宮中按樂圖》。《宣和畫譜》卷三，五代人陸晃名下又有《按樂圖》。《繪事備考》卷四，記五代人張玫亦有《按樂圖》。《南宋館閣續錄》卷三，又記錄兩幅《明皇按樂圖》。但這些圖畫，似乎又均非方回所見《按樂圖》。

從方回詩的詩題來看，此圖當繪於唐代。其中“黃番綽”為唐代著名伶人，開元初入宮侍奉唐玄宗李隆基，安史亂時被脅入侍叛軍，安史亂後被拘捕，玄宗憐而釋之。從詩中“黃番綽共唐三藏，髣髴相傳未必真”的詩句看，這幅《按樂圖》所繪正是表演玄奘取經故事的內容，隻不過具體內容已不可窺知。因此，方回所見這幅《按樂圖》，當是現知較早的有關玄奘取經的圖畫；而圖畫所繪的表演唐三藏取經的故事，亦是取經故事進入歌舞表演領域的最早的記載。因此，此詩雖作於元代，但其史料價值卻是彌足珍貴的。

二、新發現的《西遊記》版本和評論資料

新發現的世德堂百回本《西遊記》成書之前的有關版本和評論資料有兩條。第一條見於明代文人孫緒《無用閑談》卷五。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謬悠之說，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歸於正，亦吾儒辟異端之所當留心者也。如佛殿中所塑諸像及佛經中諸說，亦皆有意存焉，人自未之講耳。佛以男質麵南坐火焰中，離卦也；觀音以女質麵北坐海水中，坎卦也——坎離交姤，水火既濟之象也。文殊坐青獅子居東，青龍也，震木也；普賢坐白象居西，白虎也，兌金也——金木間隔之象也。羅漢之數十八，一降龍，一伏虎，四老者，四少者，四番人，四漢人，以見凡欲作佛不問老少華夷，但能降龍神，伏虎氣，和合四象，攢簇五行，無不可者。藏經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喻五千四十八日，金經發見之時也。《度人經》注度人須用真經度，若問真經，癸是、鉛是也。釋氏相傳，唐僧不空取經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兌地，金經所自出也。經來白馬寺，意馬也。其曰孫行者，心猿也。這回打個翻筋鬥者，邪心外馳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劍止之，所謂萬裏之妖一電光也。諸魔女障礙阻敵臨期取經采藥，魔情紛起也。皆憑行者驅敵，悉由心所製也。白馬馱經，行者敵魔，煉丹采藥全由心意也。追薦死者，必曰往西天。人既來亡，四大分散，何得更有所往？言往西天者，西乃兌地，為少女身中複生為人，不墮鬼道也。異端謬悠，本不足究，因與方外友談之，漫識於此，不識明哲以為何如！[6]^4-5

孫緒(1474-1547),河間府故城人,字誠甫,號沙溪。弘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因為被人中傷而革職，嘉靖初起太仆卿。著有《沙溪集》二十三卷，包括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閑談》六卷，詩七卷。《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無用閑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2]¹⁴⁹⁸。

然從上文所論佛教有關內容來看，雖說作者蓋“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歸於正”，卻不免牽強附會，表明作者對佛教實為有意曲解。不過，縱有此等缺陷，此篇文字卻有著巨大的價值。概括說來，其價值有三：

首先，這篇文字是現存關於《西遊記》的第一篇評論文字，且為《西遊記》評論中“講道說”的最早源頭。過去，人們一般把萬曆二十年（1592）刊刻的世德堂本所載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作為小說《西遊記》的第一篇評論文字，如今看來是不恰當的。孫氏這篇評論文字的具體寫作時間不詳，但絕不會晚於作者去世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這比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要早45年。

雖然作者在文中自稱站在儒家的立場解釋佛教有關內容，“使歸於正”，實際上卻在用道教理論來解讀佛教並解讀《西遊記》。當然，道教理論和儒家理論同源於中國早期文化。特別是《易經》這部著作，不僅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之一，也是道教思想的哲學基礎。但孫緒文中所謂“坎離交姤，水火既濟”、“和合四象，攢簇五行”、“若問真經，癸是、鉛是也”、“白馬馱經，行者敵魔，煉丹采藥全由心意也”等語，無疑都是道教的常用語，並不為儒家所用。

在《西遊記》研究史上，“講道說”是一個聲勢浩大的重要派別。這種學說確立於清代初年汪象旭的《西遊證道書》，發展於陳士斌的《西遊真詮》，至著名道士劉一明《西遊原旨》出而達到高峰。上世紀二十年代，“講道說”雖然受到魯迅和胡適的批判，但直至今日卻仍然具有一定市場。但是，清人的“講道說”也並非空穴來風。在陳元之《刊西遊記序》中，就提到《西遊記》“舊有敘”，並錄“舊敘”原文說：“其敘以為：孫，猻也，以為心之神；馬，馬也，以為意之馳；八戒，其所戒八也，以為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為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三藏，以為郛郭之主；魔，魔，以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即心無可攝，此其以為道之成耳。”[7]顯然，這篇殘存的“舊敘”，便是以道教內丹派理論來囊括《西遊記》的主旨。而“舊敘”又明顯地和孫緒所論有一定關係。特別是文中“因與方外友談之，漫識於此”等語，似乎應當視為當時道教徒直接參與《西遊記》評論的重要證據。

其二，這條材料對我們研究《西遊記》的版本具有十分重要意義。早在元末明初，即有平話本《西遊記》問世。明代初年，又出現了楊景賢所著雜劇本《西遊記》。從孫緒文中所披露的材料看，既不像是平話本《西遊記》，也不像是雜劇本《西遊記》。至於刊刻於萬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遊記》，又非卒於1547年的孫緒所能見到。因此，孫緒所據以評論的這部《西遊記》，當是過去我們所未知的一種新《西遊記》版本。張錦池[8]³³¹、程毅中[9]^74-81、吳聖昔[10]等先生都認為，在平話本《西遊記》和世德堂本之間，存在著一種或幾種《西遊記》版本，包括詞話本《西遊記》等。這則材料的發現，證實了這些推論。因此，對於孫緒所據以評論的這部《西遊記》版本，我們不妨稱之為“孫緒所據本”。

當然，有一個問題也不能不提一筆。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中，有“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7]一語。一般人認為，這裏的“唐光祿”就是金陵世德堂的主人。但是，黃永年先生卻認為：“‘唐光祿’的光祿不像是人的字號，而是對光祿寺職官的通稱。”“這‘唐光祿’的唐和世德堂書商之姓唐隻是偶然巧合。”因此，他認為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並非是為世德堂本撰寫的，而是為早於世德堂本的另一種《西遊記》的版本撰寫的，序末的“壬辰”，“應該是明嘉靖十一年”而不是“萬曆二十年” [11]^23-24。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麽，嘉靖十一年（1532）年刊刻的這本《西遊記》，孫緒就有可能看到。但是，由於黃先生的話多為揣測之詞，並沒有提出更有力的證據，因此所謂的嘉靖十一年刊本是否存在，似值得懷疑，故而此說並未為學界所認同。

孫文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釋氏相傳，唐僧不空取經西天”一句話。似乎孫氏所據本並非如一般版本，是寫唐僧玄奘西天取經，而是寫唐僧不空西天取經。據有關史料記載，唐代玄宗、肅宗、代宗時期，的確有一位名不空的西域僧人，曾通過水路到西天取經。但是，現存所有西遊故事演化史上的資料，都沒有談到過不空取經。宋代《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明確說明取經的是“玄奘僧行七人”、“下界法師玄奘”。元末明初的平話《西遊記》雖已佚，但在保存有平話《西遊記》殘文的《樸通事諺解》的注文中，也明確注明：“三藏，俗姓陳，名偉(當為“禕”——引者)，洛州緱氏縣人也，號玄奘法師。”[12]¹⁰⁹雜劇《西遊記》中的三藏法師，亦指的是“陳玄奘”。惟今人張乘健先生在《〈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史實考原》中認為：“西遊故事的真正始因是‘唐僧’不空的取經故事，後人將不空易名為玄奘，將玄奘的一些軼事附加在不空取經故事的主幹上。”[13]¹³³但由於所論似略顯牽強，故亦不為學界所接受。倒是孫緒所論，明確說明“唐僧不空西天取經”，並和“孫行者”聯係到一起，對張乘健先生所論略有助益。但由於孤證難立，沒有證據表明所謂的“唐僧不空取經西天”是不是孫緒的誤記，故亦隻能存疑而已。

其三，由於版本的問題，同時引出了《西遊記》作者這個學術界爭論的大問題。如果孫緒所見本真的是百回本《西遊記》，那麽，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就很可能不是吳承恩，或者說至多吳承恩僅僅對百回本進行過一些刪改。因為吳承恩大約生於1500至1510年之間，到1547年孫緒去世的時候，吳承恩不過四十餘歲，縱然取吳承恩中年寫作《西遊記》的說法，這時吳著《西遊記》還未脫稿或剛剛脫稿，還不可能這麽快就傳入孫緒手中，更何況當今學者更傾向於《西遊記》寫於吳承恩的晚年。但可惜的是，由於孫緒的記載過於簡單，所以其所記是不是百回本《西遊記》便難以斷定。但縱然如此，由於孫氏這篇文字的發現，也為我們探討《西遊記》的作者提供了一個新的材料和思路。

與孫緒有關文字相類似的一條新資料，見於《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紀怪”條下，並注明為“耿定向”所作。文中曰：

兒時予聞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經時，其輔僧行者，猿精也，一翻身便越八千裏，至西方，如來令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來見心無外矣。[14]³⁵²⁰

耿定向（1524－1596），字在倫，號楚侗、天台先生等，湖廣黃安人。耿氏年齡雖略晚於吳承恩，但其“兒時”所聽到的“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經”的故事，亦不可能出於吳本《西遊記》。以其中“一翻身便八千裏，至西方，如來令登渠掌上”等語看，亦不似平話《西遊記》中的有關故事。這也同時證明，在世德堂百回本《西遊記》之前，的確有一種以上的《西遊記》版本存在，隻不過耿氏所論不知是否即孫緒所據本。因此，此本我們姑且稱之為“耿氏所聞本”。

三、新發現的《西遊記》傳播資料

上述數條資料，均成於世德堂本《西遊記》刊刻之前。以下資料，則成於世德堂本之後，對研究《西遊記》的傳播具有一定的意義。

明人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九，有“鄂蘄學道”一則。其文曰：

尉遲鄂公、韓蘄王，不但忠勇，兼有謀略，晚年俱謝客學道，保其身名。韓複能作小詞，自號清涼居士。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遊記》所謂“戰鬥佛”也。[15]¹⁹⁵

朱國禎（？－1632），一作國楨，字文寧，浙江烏程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曾為首輔，為閹黨所劾而辭歸。著有《大政記》、《湧幢小品》等。文中所謂“戰鬥佛”，似應為“鬥戰勝佛”之誤記。以朱氏曾任首輔的身份，亦征引孫悟空的佛號以比喻國人，可見《西遊記》影響之大。

清人捧花生《畫舫餘譚》記載曰：

無業遊民，略熟《西遊記》，即挾漁鼓詣諸姬家，探其睡罷浴餘，演說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給不過杖頭，已足為伊糊口。擅此藝者，舊推周某，群呼為周猴。自入京為某公所賞，名遂益著。某公敗，猴乃喪氣而歸，今且不知所往。孫供奉一寒至此，真為樹倒猢猻散耳。[16]²²

據作者所撰《畫舫餘譚序》，末署“嘉慶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誌”，知《畫舫餘譚》成書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由此條文字可知，當時以專門演說《西遊記》故事而聞名的民間藝人“周猴”，不僅為青樓妓女所喜愛，亦為京城貴族所賞識。《西遊記》成就了“周猴”，“周猴”也傳播了《西遊記》。惜“周猴”將自己的命運和貴族完全聯係到了一起，而脫離了《西遊記》的民間土壤，最後落了個失敗的結局。

《西遊記》的主人公孫悟空本是文學作品所虛構的人物，並無實際籍貫。但長期以來，關於孫悟空的老家究竟在何處，卻議論紛紛。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就有江蘇連雲港、山西婁煩、福建順昌、甘肅敦煌、河南桐柏山、山東泰山等多種說法。更有學者認為，最早為孫悟空找老家的人是董作賓[17]。筆者查清人崔述《豐鎬考信別錄》卷二，有“羑裏城”條，文曰：

羑裏之事，本戰國人所述。既相傳為有此事矣，秦、漢以後，因以演《易》附會之。既複相傳有演《易》之事矣，魏晉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會之。證據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說。市有虎而曾參殺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說皆相因而生者乎！邠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簾洞；山下果樹甚繁。好事者遂以為《西遊記》孫悟空發祥之所，而建猴王廟焉。嗚呼，世所言古跡者，大率皆如此矣！[18]³⁹

崔述（1740－1816），字武承，號東壁，清直隸大名人。嘉慶間曾任福建羅源、上杭等縣知縣。著有《唐虞考信錄》、《三代考信錄》、《豐鎬考信錄》等。清孫星衍《直隸邠州誌》“山屬卷三·明岨山”條下曰：“《州誌》雲：‘在州西十裏。水簾洞在明岨之麓，洞中有水流出，深不可測。’”又說：‘《通誌》雲：‘唐貞觀中鑿山為連珠小竅，形有飛閣。每歲元宵，民率張燈於此以祈年。”《邠州誌》“古跡第十一·水簾石堡”條曰：“舊《誌》雲：南北朝時，土人鑿以避兵，依山直上數丈，入石洞中少許，上出石井丈餘，南行石窟數十。”並引明張金度《水簾洞》詩一首，詩前有序曰：“廬山有洞，能使其山作鼓角笙笳聲，王禹稱為天下第一。水簾洞而邠固有之，則時時一派廬山在餘胸臆也。戊戌春乃有是遊。從明岨山口入，渡一水，覓陂路，行才數百步，遘一山洞在焉。而山無名，其勢與明岨奇偶立，若相顧欲語者。中一水間之，即誌所雲水簾河也。” “邠州”即今彬縣。據“彬縣公眾信息網”“花果山”條下記載：“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彬縣縣城西五公裏的水簾村。南北朝時期，佛教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這裏留下佛像石窟群，號稱‘九曲十八洞’。唐玄藏西天取經時曾途經這裏，後人依附“西遊”故事，稱此地為孫悟空故鄉。並在此塑西遊人物，傳西遊故事。為慶祝太平，以祈有年，明隆慶元年花果山上又鑿就了燈山石窟；每年元霄節，當地群眾都要點燃露天石窟的上千盞清油燈，連明三天，以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19]由此可見崔述所言不誣。因此，崔氏文中“好事者遂以為《西遊記》孫悟空發祥之所，而建猴王廟”等文字，可看作現存最早附會孫悟空老家的文字記載。這就證明，最早為孫猴子找老家的人並非董作賓，而是彬縣的老百姓。

與附會孫悟空籍貫相類似，亦有附會其它有關取經故事者。明謝肇淛《滇略》卷二即曰：

青華山在雲南縣南八裏，其下有洞。山僅培塿，而洞深邃不可窮，懸崖滴乳，愈深愈奇。上有石竅漏光，若天窗然；岐徑支分。人入必糜糠以誌其返。每歲季夏二十四日，土人士女還至，以炬火爇之，雲：“不爾，必有蜘蛛之齧。”或雲：“此即唐三藏取經遇蜘蛛怪處也。”[20]¹³

謝肇淛，字在杭，生卒年月不詳。萬曆三十年（1602）進士，曾為雲南參政，官至廣西右布政史。謝氏是明代著名《西遊記》評論家，其《五雜俎》與《文海披沙》中有關《西遊記》的評論文字，向為人們所重視。從此條文字記載來看，所謂清華山洞，當是謝氏在雲南參政任上所聞見。由此可知，至少在明朝末年，《西遊記》已經傳至雲南，其故事已為當地人所熟知，故而才有所謂“蜘蛛精”之附會。

除上述資料外，明清戲曲、小說中，還有大量的涉及《西遊記》的文字，因數量較多，且記述詳略不一，故留待另文論述。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