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

曹 炳 建

借鑒曆史上一切已有成果，特別是弘揚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為民族振興的宏偉事業服務，一直就是中華民族的共識。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是一部具有豐富哲理性和思想內涵的中國古典小說。正是《西遊記》的這種哲理性質，使其能穿透重重的曆史濃霧，而永葆其鮮活的生命力，並在民眾中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筆者認為，《西遊記》所體現出來的孫悟空精神，對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有著以下十個方麵的重要意義。

一、《西遊記》的西行求法和異域探索的開放型體係，對當前的改革開放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發借鑒意義。

佛教入傳中國，可以稱之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改革開放。自漢明帝遣使求法始，曆史上的求法者接踵相繼，並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以至於佛教和道教、儒學一起，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支柱。唐代開明盛世的創立、宋代文化建設上的種種成就，明代後期啟蒙思潮的興起，無一不和佛教有著密切的內在聯係。在開放的求法運動中，玄奘是其中的皎皎者。《西遊記》作為反映取經故事的文學作品，必然帶有其母題故事的精神內核。其所描寫的西行求法，實際上就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西遊記》所描寫的異域世界雖然並不是現實世界，而是幻想世界，但同樣可以引起國人內心深處的好奇探異心理，並進而去了解、探索和學習異域世界。今天的改革開放，雖然和曆史上的求法運動有著質的區別，但是，表現在《西遊記》中的這種西行求法精神和對異域的探索精神，對改革開放亦當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西遊記》所表現的抗爭與進取精神，是民族振興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

對《西遊記》主題的認識曆來眾說紛紜。筆者認為，《西遊記》的主題思想就是為造福人類的事業而奮鬥的抗爭與進取精神。這最突出地表現在孫悟空形象上。就大鬧天宮來看，主要表現了孫悟空的抗爭精神。他以一隻猴子和整個天宮神權世界作鬥爭，而沒有任何畏懼，沒有失敗的擔心，縱然被壓在五行山下，也沒有絲毫萎靡困頓之相。同時，大鬧天宮也表現了他的進取精神。他當上美猴王之後，並沒有因為過著“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的自由自在的安逸生活而滿足，而是隻身泛海，訪師學道，以求“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大鬧天宮中，他“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這些都表現了他的進取精神。西天路上，主要表現了他一路西進，戰勝妖魔鬼怪的進取精神，但他依然保持著桀驁不馴的性格特征，敢於讓玉皇大帝把天借給他裝半個時辰，敢於嘲笑觀世音“一世無夫”，敢於罵如來佛是“妖精的外甥”，同樣表現了抗爭精神。很明顯，孫悟空身上的抗爭與進取精神，也正是民族振興最需要的精神動力。

三、《西遊記》對舊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值得我們認真借鑒；《西遊記》新的人格理想，是我們民族人格理想的藍圖。

中華民族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最根本的就是“人”的現代化。這種“人”的現代化，不僅僅指現代的科學知識、現代意識，更重要的是現代的人格。因此，隨著中華民族的振興，重塑民族性格必將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民族的價值觀和曆史觀都將發生深刻變化。《西遊記》正給我們提供了民族性格正反兩方麵的典型。唐僧可以說是一位虔誠佛教徒和封建知識分子的複合體形象，其形象的特征主要就表現為道德修養的超前和實際才能的滯後，是程朱理學影響下的醇儒式的人格，是封建時代“事德型”的典型。沙僧是一位具有奴仆身份的人物形象，如他的自覺的贖罪意識，他的明哲保身，馴順服從，都帶有奴性的特征。不論是唐僧還是沙僧的人格，都不是作者的理想人格。作者的理想人格就是孫悟空式的人格，即上邊所說的具有抗爭與進取精神的人格。這種人格在我們民族的精英人格中有著廣泛存在，從共工頭觸不周之山、刑天舞幹戚，到曆代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從補天的女媧、盜天帝之息壤以止淫水的鯀，到明代中葉思想啟蒙的先驅；從堅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孟軻、呼喚改革慘遭放逐的屈原，到曆史上忠正不阿的忠臣良將、民族英雄；從“摩頂放踵利天下”的墨子、反抗暴秦視死如歸的荊軻，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俠客等等，都體現了這種人格。然而，讓人痛心的是，隨著封建社會進入其沒落階段，隨著程朱理學的興起，這種人格在民族性格中逐步地被孱弱所替代，以至於到了近代社會，我們的民族竟然達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因此，要振興我們中華民族，就必須重塑一種強健的、富有抗爭與進取精神的人格。《西遊記》正好在這方麵給我們提供了理想的藍圖。

四、《西遊記》中自由與秩序的辯證統一，是我們民族既能自由、民主地發展，又不至於走上內部動蕩的的重要參照。自由精神是人類的共同精神，追求自由是每個人的天性。同時，自由也是最具創造力的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因。沒有自由，將每個個體都限製在各種各樣的束縛之中，一個民族就很難有振興的希望。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整個過程，都帶有率性而為的特征，是人類自由精神的充分體現。因此，每當提到大鬧天宮我們都不免眉飛色舞，這也是由人的自由天性決定的。這種自由精神，當然應該加以發揚，使我們的民族永葆旺盛的創造力。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自由精神既具有無限的創造力，又具有巨大的破壞力。人類社會構成的本身，就是為了人們不至於在彼此的爭鬥中走向共同毀滅而建立起來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的建立過程中，就需要每一個個體生命出讓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組成社會的群體，並由此構成人們所共同遵守的社會秩序，包括法律、道德、風俗習慣乃至宗教信條等。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無限製地發展個體的自由，就必然要侵犯別人的自由，從而造成對整個社會秩序的破壞，同時也就破壞了人類共同生活的基礎。孫悟空大鬧天宮之所以受到整個神權世界的聯合鎮壓，實際上就是對他的那種無限製的自由的限製。在當時社會，吳承恩既然找不到一個建立新秩序的道路，那麽，孫悟空向舊秩序的某種程度的皈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為人類是必然要回歸秩序的。西天取經實際上就是由無限製的自由向秩序的回歸；孫悟空被戴上緊箍，也是出於對他那種無限製的自由的限製。試想一想，我們哪一個人頭上沒有戴著緊箍呢？隻要我們違背了人類的基本秩序，這個無形的緊箍就要發揮作用。因此，緊箍實際上就是一個象征物，即象征了社會秩序。吳承恩站在了他那個時代的高度，借助“西遊”故事，對自由與秩序的辯證關係進行了奇妙的演繹，這對我們今天正確處理自由與秩序的關係，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借鑒意義。

五、《西遊記》對天宮神權係統乃至人間帝王的揭露和批判告訴我們，要使社會協調穩定地發展，必須給社會的統治者們戴上緊箍，以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縱觀曆史上的社會動蕩，大都源自於統治者無限製地發展自己的私欲，濫用自己的權利，即所謂“官逼民反”，“亂自上作”。《西遊記》對統治者們濫用權利的描寫觸目皆是。沙僧隻不過失手打碎了玻璃盞，就被玉皇大帝判處死刑，後雖免了死罪，卻被打了八百下，貶到流沙河變成妖怪模樣，“又教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鳳仙郡郡主隻為“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玉皇大帝便罰鳳仙郡大旱三年，致使全郡百姓“三停餓死二停人，一停還似風中燭”。至於那些人間帝王們，更是視百姓如草芥，無所顧忌地殘害人命。滅法國國王隻為“有僧謗了朕”，就“要殺一萬個和尚”；比丘國國王為給自己治病，就要用一千多個小兒的心肝做藥引；車遲國國王因為和尚祈雨不成功，就到處捉拿和尚服勞役，致使二千多名和尚，“死了有六七百，自盡了有七八百”。祭賽國國王隻為丟了寶塔上的舍利子佛寶，就大興冤獄，三代和尚被拷打死了兩代。難怪唐太宗到了地府枉死城，“隻聽得哄哄人嚷”，“盡是枉死的冤業”，“孤寒餓鬼”。很明顯，正是社會的統治者們無限製地發揮了自己的自由，從而也就侵犯了普通民眾所應該享有的自由，侵犯了普通民眾的權益。因此，要使社會真正走上秩序的道路，以保證民眾普遍的自由，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最為關鍵的便是給社會的統治者們戴上緊箍，使其隻能做好事，不能做壞事。同時，把念《緊箍咒》的權利交給普通民眾。

六、《西遊記》中所表現出來的為群體奮鬥的精神，將激勵著我們民族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共同為我們的民族振興貢獻力量。實際上，自從人類結合成群體社會之後，為了保障人類群體的利益，為人類群體奮鬥便成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凡是曆史上那些為群體做出重要貢獻的人，都受到了人們的普遍敬仰。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中國神話中的女媧、盤古、三皇五帝，都是為人類群體做出重要貢獻的聖人，因而便受到我們的愛戴。從《西遊記》來看，如果說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對神權世界率性而為的破壞性行為的話，那麽，西天取經就是對人類社會有目的的建設性行為。取經是一項可以使人們擺脫苦難的事業，這是前代流傳故事和吳承恩的共識。取經故事演變過程的特征之一，便是逐漸脫離了其本身的宗教性質，而被賦予事業和奮鬥的象征性意義。因此，《西遊記》中的西天取經，從其寓意上看，就是寓含了造福人類的偉大事業。孫悟空保護唐僧西天取經，正是為這一事業而奮鬥。最後，取經事業完成了，取經集團的所有成員包括孫悟空都成了正果。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這裏的成正果也隻是一個寓意，和佛教的教義並不完全一致。顯然，孫悟空等人並不是對佛理有了深刻體悟後才成佛的，而是他們完成了造福人類的偉大事業。今天，在我們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中，這種為民族群體奮鬥的精神，正是我們應該努力提倡的。

七、《西遊記》所表現出來的創新精神和創造型思維模式，將改變傳統的思維定勢，提高民族的創新意識。《西遊記》極具特色的內容，就是它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正是人類進行創造活動的先導。如果一個人始終處於理性的支配和控製之下，受固有理念的製約和支配，即保持常態的心理，那麽將永遠不會有所創新，有所突破。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更是如此。因此，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曾經多次地談到創新的重要性，談到創造型思維的重要性。實際上，一個人如果具備了創造型思維，他的思想和行動就常常具有超前性意義。這是因為，他的思維是創造型的，他就必然不滿足於眼前的現實，而把目光投向未來，根據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需要，去開拓進取，去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西遊記》中的許多想象，都具有超前的特征，並且已經被科學技術的發展所證明，如孫悟空的騰雲駕霧之於今天的宇宙飛船，千裏眼、順風耳之於雷達、紅外線探測儀等。特別是孫悟空的毫毛變小猴的變化術，和今天的克隆技術又有著驚人的相似；《西遊記》中的重要思想即長生不老思想，在人類基因被徹底攻克之後，也將在某種程度上逐漸變為現實。正因為《西遊記》的想象和幻想對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如此重要的意義，因此，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才認為，科學上的許多成果，正是孫行者式的思維模式的結晶。所謂的“孫行者式的思維模式”，其實正是一種創造型的思維模式。

八、《西遊記》所表現出來的團隊精神，從正反兩個方麵給我們的團隊建設提供了經驗和教訓，這對我們的企業管理和社會行政管理，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在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之中，團隊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大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小到一個組織、一個企業，都可以稱得上一個團隊。現代管理的經驗告訴我們，好的團隊有助於更好地激發和利用團隊成員的才能，形成團結協作的合力，從而提高團隊的運行效率。就《西遊記》取經集團每個人來說，都有其各自的缺點和優點。唐僧缺乏一個領導者所應該具備的決策能力和實際本領，但卻能不為妖魔鬼怪所嚇退，不為色欲和富貴所動搖，為著一個既定目標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孫悟空好名、好捉弄人，卻有降妖除怪的神通和本領，是取經集團的“業務骨幹”。八戒有著世俗男女的不泯欲望，卻是孫悟空降妖除怪的好幫手。沙僧有著一定的奴性性格，但卻兢兢業業，默默奉獻，於取經集團內部的團結也不無小補。正是這樣一個有著個人缺陷的團體，克服了征程上難以想象的困難，完成了取經這一宏偉事業。我們的一般團隊理論要求團隊成員的最佳組合，這裏的“最佳”並非指每個成員都沒有缺點，因為現實生活中沒有缺點的人是沒有的。團隊的作用就是要求團隊成員的優缺點互補，共同努力，形成合力，達到總體的最大優勢，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

九、《西遊記》無所不在的“變”的哲學，對我們認識客觀事物的變化原理，並以之指導我們民族振興的具體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變化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在《西遊記》中，這種“變”的哲學可以說是無所不在。孫悟空的七十二般變化，豬八戒的三十六般變化，眾多佛教、道教徒包括妖魔鬼怪的變化之術，以及他們的法術、法寶，都體現了“變”的哲學。孫悟空從大鬧天宮走上取經之路，實際上也是一個從自由個體融入社會群體的變的過程，是一個角色定位的轉變。《西遊記》中這種“變”的哲學雖然是以虛幻的麵目出現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所蘊涵的哲理性，卻有著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要有多次的角色定位的轉換，不正可以從孫悟空的轉變中受到啟迪嗎？我們的民族要振興，就是要求強圖變。我們的企業要發展，就要努力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形勢，以變應變。

十、《西遊記》的人才思想，對我們民族的振興也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現代世界的競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競爭。如何培養人才，引進人才，留住人才，利用人才，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乃至各大企事業單位戰略考慮的重點之一。《西遊記》同樣體現了人才思想。麵對孫悟空這樣一個人才，玉皇大帝和唐僧都不會用人，甚至出現視人才為異己力量的現象。孫悟空有著無窮的本事，玉皇大帝卻僅僅封給他一個“未入流”的弼馬溫；後來不得已，讓孫悟空做了齊天大聖，卻又是個“有官無祿”的“空銜”，因此，孫悟空就曾指責玉皇大帝“甚不用賢”。唐僧對孫悟空更是動輒便念《緊箍咒》，還曾經兩次驅趕悟空。唯有觀音菩薩，不僅敢於大膽啟用孫悟空這個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才，而且對孫悟空關心教育，用其所長，但又不失之一定程度的監督和限製，同時又給予一定的幫助和支持。當然，作為人才本身，孫悟空也有一個適應社會的問題。實際上，人們隻有適應社會，才有可能改造社會。孫悟空由大鬧天宮的無限製的自由向西天取經為人類群體而奮鬥，就表現了人才的重新定位問題。這對我們今天社會的不少人才，同樣會具有一定的啟發教育意義。

以上我們從十個方麵，概略地談了《西遊記》在民族振興偉大事業中的重要意義。這十個方麵如果概括成一句話，那就是“孫悟空精神”。隻要我們民族的每一個個體都真正地發揚了“孫悟空精神”，民族振興便指日可待。我們研究《西遊記》就應該也必須把這種“孫悟空精神”揭示給廣大民眾，使人們對這種精神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並以這種精神為鼓舞，共同為我們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