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作者諸說考辨

曹炳建

內容摘要：綜合學界研究成果，《西遊記》的作者除了人們所熟知的吳承恩說之外，主要還有邱處機說、許白雲說、宗泐說、魯府朱觀火定說、周王府朱睦?說、樊山王府集體創作說、陳元之說、華陽洞天主人說、李春芳說、史真人弟子說、尹真人弟子說、唐新庵說、唐皋說、閻希言師徒說、膠東人藍田說等。本文對這些說法一一考證，證明除吳承恩說之外，其它說法都因為缺乏有力的證據而難以成立。

關鍵詞：《西遊記》  作者  考辨

《西遊記》的作者問題，是一個難解的司芬克斯之謎，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人們所熟知的是吳承恩說。但自古及今，不少學者還提出了《西遊記》作者的種種說法，如邱處機說、許白雲說、宗泐說、魯府朱觀火定說、周王府朱睦?說、樊山王府集體創作說、陳元之說、華陽洞天主人說、李春芳說、史真人弟子說、尹真人弟子說、唐新庵說、唐皋說、閻希言師徒說、膠東人藍田說等。可惜對於這些說法，過去學者們並未進行認真的清理和深入的考證。本文不揣淺陋，擬對除吳承恩說之外的諸說一一加以考辨，以求教於學界諸賢。

一、邱（丘）處機說。在《西遊記》作者諸說中，除吳承恩說外，以邱處機說的勢力最為龐大。《西遊記》現存最早版本世德堂本，記載了《刊西遊記序》的作者是陳元之，校者是華陽洞天主人，世德堂的主人是唐光祿，唯獨沒有記載《西遊記》的作者是誰。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雖然談到了作者，但也隻是模模糊糊地說道：“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餘覽其意，近跅■[左“?”右“也”]滑稽之雄，巵言漫衍之為也。”[1]可見，世德堂本刊刻時，《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已經無從知曉，隻知道作者和王府有一定關係。

可是，進入清代，所有《西遊記》版本又都明確說明《西遊記》是“長春真人邱處機”所著。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長春真人邱處機確曾應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請，遠赴西域大雪山拜見成吉思汗。不過，邱處機本人並沒有寫過《西遊記》，倒是他的弟子李誌常記述此次行程，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此後，元樗櫟道人秦誌安《金蓮正宗記》“長春邱真人”條，在曆敘邱處機的生平事跡後說：“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2]把《長春真人西遊記》置於邱處機名下，並直接稱其為《西遊記》。元人陶宗儀《輟耕錄》“丘真人”條亦記載了邱處機言行事跡，並說：“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3]

最早將《長春真人西遊記》和小說《西遊記》混為一談，並提出小說《西遊記》是丘處機所作的，很可能是明末人伍守陽。伍守陽(1574-1644？)，原名陽，字端陽，自號“衝虛子”，江西南昌縣人，道教龍門派第八代弟子，著名的道教內丹學家。他在其著作《天仙正理》中說：

邱真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禪宗言獼猴跳六窗，狀其輪轉不住，其劣性難純，惟煉可製。[4]

這裏明確提到“心猿”，稱其“最有神通”，顯然是指的小說《西遊記》。再由“邱真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以明心”一句看，顯然是把小說《西遊記》的著作權歸於丘處機。

到了清初，毛奇齡進一步坐實丘處機著《西遊記》說。毛奇齡（1623–1716），又名甡，字大可，號秋晴，又號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1679）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據《清史稿》本傳及相關典籍記載，毛奇齡博覽群書，學問十分博雜，特別對儒家經典有很深的研究。“然好為駁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5]。不過，由於他學問大，引經據典，別人也很難駁倒他。他關於《西遊記》的論述，見於清人錢大昕的記載。錢大昕在為李誌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所作《跋》中說：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誌常所述，於西域道裏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抄得之。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6]

可見，錢大昕雖然記錄了邱處機說的提出者為毛大可，但並不同意將《西遊記》的著作權歸之於邱處機。

和毛大可大致同時，下層文人汪象旭在清康熙二年（1663）刊刻了《西遊證道書》，實際上是將百回本《西遊記》刪節之後，加上自己的評語出版。同時，他又偽造了一篇元代文人虞集的《原序》，冠於《西遊證道書》卷首。該《原序》說：

餘浮湛史館，鹿鹿丹鉛。一日，有衡嶽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劄來謁，餘與流連浹月。道人將歸，乃出一帙示餘，曰：“此國初丘長春真君所篡《西遊記》也，敢乞公一序以傳？”餘受而讀之，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法師取經事跡。[7]

這便是邱處機著《西遊記》說的最早的源頭。

汪象旭的生平事跡不詳，大約隻是下層社會的普通儒生。今知汪象旭的著作有６種：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醫學類存目”錄汪淇箋釋的《濟陰綱目》十四卷。2、同書同卷又錄汪淇撰《保生碎事》一卷。3、同書卷一九四“總集類存目”又有汪淇與徐士俊同編的《尺牘新語》二十四卷。4、《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於“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錄《西遊證道書》一百回。5、同上書“子部兵家”錄汪淇《武侯心書箋注》一卷。6、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影印汪淇所撰《呂祖全傳》一卷附《軼事》一卷。此書卷首題有“奉道弟子憺漪子汪象旭重訂”等字樣，並於其下用小字注曰：“原名淇，字右子。”同時，書前還有《憺漪子自紀小引》一篇，題“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書於蜩寄”，末尾又有“汪淇之印”、“右子”、“汪象旭號憺漪”的印記。綜上所述，可知汪象旭原名淇，字右子，號憺漪子、瞻漪、殘夢道人等，書齋名曰蜩寄。王裕明先生根據“《呂祖全傳·證道碎事》第四冊，‘神宗己未’汪淇‘年十六’”，“推知汪淇出生於萬曆三十二年”，即1604年[8]，當是。至於汪象旭的藉貫，有的寫作錢塘，有的寫作西陵。黃永年先生考證說：“汪的籍貫‘錢塘’，有可能不是指明清時杭州府的府治錢塘縣。因為《西遊證道書》和《呂祖全傳》都自題‘西陵’，這個西陵是紹興府蕭山縣西的渡口，在六朝時有西陵戍之稱，《明史》卷四四地理誌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下說‘西有西興，亦曰西陵，往錢塘者由此渡江’，而這條通往杭州的江水也通稱為錢塘江。這當是籍貫蕭山的汪象旭或稱‘西陵’或稱‘錢塘’的原因。”[9]可見，汪象旭和毛奇齡一樣，也是浙江蕭山人。汪象旭之後，清代所有《西遊記》刊本便都以訛傳訛，承襲了汪象旭的謬誤，認定《西遊記》為邱處機所著。

其實，早在清代，不少學者就對邱處機著小說《西遊記》的說法加以批駁。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就這樣記載說：

吳雲岩家扶乩，其仙亦雲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製，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複答。知已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10]

這裏的“客”，很可能就是紀曉嵐自己。正是因為紀曉嵐知道小說《西遊記》中多有明代的典章製度，所以才有這種發問。由此紀曉嵐得出結論：《西遊記》並不是邱處機所作，而是“明人依托無疑也”。 如前所述，錢大昕則從《道藏》中抄出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認定“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可以說是對邱處機著《西遊記》的說法最有力的駁斥。上世紀二十年代，經過魯迅、胡適等進一步考證，吳承恩說占據了統治地位，邱處機說逐漸銷聲匿跡。當今雖然還有極個別學者仍然堅持邱處機說，但並未提供新的證據。

二、許白雲說。這種說法是由清代人桂馥提出來的。他在《晚學集》卷五“書聖教序後”條，引用了《唐高僧傳》中玄奘取經的有關記載，然後說：“馥案：許白雲《西遊記》由此而作。”[11]可惜的是，桂馥並未提出許白雲作《西遊記》的任何證據。

查閱有關典籍，筆者發現元代到明代中期曾有兩個許白雲。

第一個許白雲（1270–1337），名謙，字益之，自號白雲山人，世稱白雲先生，卒諡文懿，元代金華人。許謙從小就失去父親，母親陶氏為其啟蒙老師。長大後拜金履祥為師，窮讀眾書，成為元代著名理學家，與當時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並稱“南北二許”。延祐初年，許謙在東陽八華山開門講學，山東、河北、江蘇、浙江、湖北等地學者，不遠千裏前來拜師求學。由於許謙在儒學上的巨大貢獻，被當時人尊為“金華四賢”之一。明代嘉靖年間，當地人又在東陽城內建“仰高祠”紀念許謙。清雍正三年（1725），皇帝親自下詔，將許謙的牌位置於孔廟之中。

從各種跡象看來，許謙不可能是通俗小說《西遊記》的作者。證據如下：

首先，查閱許謙的多種著作，如《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讀四書叢說》、《白雲集》等，以及有關許謙的典籍，均沒有許謙寫作《西遊記》的記載。

其次，從許謙的生平及其思想來看，也沒有創作小說《西遊記》的可能性。許謙早年即有宏大抱負，讀書十分用功，“孫窗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燈，對秋蟲而共語”[12]。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可能去創作小說《西遊記》。大約31歲的時候，他拜當時理學家金履祥為師，從此開始了研究儒學的曆程。大約40餘歲之後，他即在金華山開門講學，一直到去世。他曾自我評價說：“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13]由此看來，許謙並沒有寫作小說《西遊記》的時間。許謙以程朱理學的傳人自許，“讀晦庵之書，而泝伊洛之源”[14]13。學有所成之後，有人曾舉薦他做官，他“逾垣而避”。其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儒學就是“正學”，自己應該“獨以身任正學之重”[15]，而不應該去當官。許謙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曾著《自省編》以自勵：“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16]許謙也從事詩文創作，但是他稱自己的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嚐輕筆之書”[17]。許謙曾批評當時一些學生，“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18]。試想，一個以“正學”自任的正統理學家，一個要求文學創作要“扶翼經義，張維世教”的正統文人，一個對“喜怪厭常”大為不滿的嚴師，如何會去創作述奇言怪、離經叛道、被一般文人視為“小道”的通俗小說《西遊記》呢？如果真的創作有通俗小說《西遊記》，僅此一條，在當時社會看來，他就不夠資格從祀孔廟。

其三，在百回本《西遊記》中，有不少明代的典章製度，是卒於元代的許謙不可能知道的。如前所述，清代大學問家紀昀就認為《西遊記》中涉及的不少典章製度，“皆同明製”，故斷定“《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

其四，從文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元代還不具備產生成熟的章回體小說的條件。中國通俗小說從宋代開始嶄露頭角，到元代仍處於短篇話本和長篇平話階段，長篇章回小說還不可能產生。就連《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學術界也公認最早是元末明初才出現的。

其實，清人平步青在《小棲霞說稗》中，對桂馥所說的“許白雲《西遊記》由此而作”的說法，早已經提出反駁，認為許白雲的《西遊記》“當別是一書”[19]，並非小說《西遊記》。

第二個許白雲見於明初人楊基的《眉庵集》，其中一首七言古詩題為《贈許白雲》。全詩如下：

白雲老翁樂且貧，眼如紫電炯有神。麻衣紙扇趿兩屐，頭帶一幅東坡巾。清晨扣戶走過我，謂我舊是諸侯賓。入門長揖肆雄辯，動引四代卑先秦。初疑傲睨意骯髒，稍久漸覺情真淳。從茲興至每一到，不問風雨並昏晨。矯知野鹿不受縶，去不可挽送乃嗔。我來杜曲少朋舊，一境二姓唯朱陳。租征稅迫夜繼日，未暇與我談逡巡。荒村不意得此老，洗我三鬥胸中塵。我時信口答所問，怪我出語多驚人。翁年耳順學不倦，片言有益書諸紳。我慚習懶竟成癖，日影照腹腳未伸。起來巾櫛不自理，一飯且飽南湖蓴。諸生幼弱學久廢，數字費我言諄諄。翁來相對輒太息，謂“可館閣胡沉淪？”“人生富貴等泡幻，達何可喜窮何顰？紛紛道路餓死骨，半是台省公侯身。龐公未為無所遺，夫婦白首襄陽民。”翁聞我語乃大噱，呼我共醉華陽春：“正須狎昵到鷗鷺，何必影像圖麒麟？秦淮雨過秋水碧，中有一尺黃金鱗。明朝買魚期再酌，我自掇拾山中薪。”[20]19

詩中所寫到的許白雲生平事跡不詳，亦未見有任何著作留傳下來。但從詩中可以看出，他雖然是一位僻鄉窮儒，卻有一股傲然之氣。在和詩人楊基的交往中，他談古論今，雄辯而又剛直，待人接物還透出真淳之氣，似乎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如果這樣的人來寫《西遊記》也還說得過去。但是，下麵作者所寫“我時信口答所問，怪我出語多驚人。翁年耳順學不倦，片言有益書諸紳”數句，卻又很難讓人將其與《西遊記》聯係起來。詩人楊基雖然隻是“信口”回答他的問題，也總能讓這位鄉村窮儒感到吃驚；聽到楊基有一句啟發的話語，馬上就寫在自己的衣襟上。由此可見，這位許白雲並未見過什麽世麵，也沒有什麽超越常人的見解。這樣一個人，顯然很難寫出《西遊記》這樣具有深邃思想意蘊、奇崛藝術風格的世界名著來。

三、宗泐說。這一說法是由清人俞樾提出來的。他在《九九消夏錄》中這樣說：

邱長春真人《西遊記》，錢竹汀《元史藝文誌·地理類》著錄，注雲：“李誌常述邱處機事。”此書世多知之。《千傾堂書目》，有僧宗泐《西遊集》一卷。此書無傳本，世罕知者。宗泐字季譚，臨安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命往西域求遺經，還授左善世。《西遊集》蓋其奉使求經，道路往還所作，見聞既異，記載亦必可觀。今俗有《西遊記演義》，托之邱長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釋家本色。雖金公木母，意近丹經，然意馬心猿，未始不可附會梵典也。[21]20

文中提到的宗泐，是元末明初一位高僧。宗泐（1318–1391），字季潭，別號全室，俗姓周，浙江臨海人。宗泐從小父母雙亡，八歲時於臨海天寧寺（今龍興寺）出家，十四歲正式成為和尚。明洪武九年（1376）春，明太祖令其蓄發當官，宗泐明確表示不願為官。洪武十年（1377），宗泐應朱元璋之命，出使西域取經。他涉流沙，度蔥嶺，遍遊西天，行程十四萬餘裏，備曆艱辛險阻，至洪武十五年（1382）返回京師，前後曆時六年之久。他的《西遊集》便是為記錄此次行程而作。宗泐在鑽研佛教之餘，也精通諸子百家，並從事古詩文創作，兼通古隸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他的詩“風骨高騫，可抗行於作者之間”[22]。宗泐取經歸國後被授予僧錄右善世，並經常出入宮廷講經論道，與明太祖朱元璋的關係十分密切。有《全室外集》等著作傳世。

從俞樾的話來看，俞樾並非不知道宗泐的《西遊集》是記載其“奉使求經，道路往還”的作品，而不是小說《西遊記》。他之所以還要將小說《西遊記》歸為宗泐所著，是因為邱處機的《西遊記》，已經被證明是“李誌常述邱處機事”，而不是小說《西遊記》。在這種情況下，他要為小說《西遊記》找出一個作者，才有“托之邱長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釋家本色”之說。這也就是說，他並不是真的認為宗泐寫了小說《西遊記》。因此，這一種說法也就不攻自破。

四、魯王府朱觀火定說。這種說法是由黃霖先生提出來的。黃霖先生從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中的“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等記載入手，認為《西遊記》“出自某藩王府”；再由“今存最早提到《西遊記》的目錄著作《古今書刻》”所記錄的魯府所刻《西遊記》，將《西遊記》的最後寫定與山東魯王府聯係起來。黃霖先生認為：“明代的藩王，不能涉足政治，閑得無聊，或附庸風雅，或尋仙訪道，《西遊記》這類既有趣味性、又有宗教性的作品正合他們的口味，故完全有可能成為他們編寫和刻印的對象。”“今從隆、萬年間的《古今書刻》已有著錄，陳元之序稱有舊刊的情況來看，當以《西遊記》原刊出於嘉靖年間最合情理。”而這一時期的魯王有兩個：一個是端王朱觀火定，一個是恭王朱頤坦。其中朱頤坦“是一個注意遵循封建道德規範的人。這樣的人一般是不大可能編著和印行這樣一部怪力亂神的作品的”。“而相反，朱觀火定則是一個遊戲無度的人，他又與簡王一起合刻過《文選》、《文粹》、《文鑒》、《文類》、《文衡》等一大批文學作品。這樣一種人，顯然與‘遊戲之中暗傳密諦’的《西遊記》比較合拍，是會有興趣編著或組織編著、刊印這樣一部小說的。而其人也比較開放，甚至以‘淫暴’著稱，有過‘挾娼樂，裸男女雜坐，左右有忤者，錐斧立斃，或加以炮烙’等劣跡，受到過皇帝的處分，這也就不難理解陳元之等故意回避他的大名了”[23]22。

應該說黃霖先生所用材料和推論過程都是十分嚴謹的。但是，同樣也有一些繞不開的問題存在。這包括：

其一，《古今書刻》所記錄的《西遊記》是一部什麽性質的書，還有待進一步考證。吳聖昔先生就懷疑，《古今書刻》所載的魯府本和登州府本《西遊記》，“極有可能並不是被稱為神話小說的《西遊記》”[24]，而是邱處機的弟子李誌常所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如前所述，元代樗櫟道人秦誌安《金蓮正宗記》和元人陶宗儀《輟耕錄》，都直接把《長春真人西遊記》置於邱處機名下，並直接稱為《西遊記》。可見，不能排除魯府本和登州府本為《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可能。特別是長春真人邱處機的老家就在“登州棲霞”，登州府出於對鄉邦文獻的宣傳，刊刻《長春真人西遊記》是極有可能的。而魯府本《西遊記》，隻不過是登州府本的重刻本罷了。此外，《古今書刻》所記錄的《西遊記》，還有可能是元末明初楊景賢的雜劇《西遊記》。

其二，從明代嘉靖朝的實際情況來看，魯府和登州府也不大可能刊刻小說《西遊記》。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期間崇信道教，服食金丹，修煉房中術。在他的影響之下，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縉紳文士甚至太監之流，也都沉溺於房中術的修煉之中，鬧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西遊記》的作者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所以在《西遊記》中，便把不少國君寫成昏君、把道士寫成妖道。在嘉靖皇帝寵信道士的社會大背景下，讓魯王府去刊刻這麽一部諷刺皇帝寵道昏亂的《西遊記》，無疑是要冒極大風險的。

其三，朱觀火定既然以“淫暴”著稱，而在《西遊記》中，卻有大量反對暴政的故事情節。如作品第四十四回寫車遲國國王信任妖道而到處捉拿和尚服勞役，致使二千餘名和尚死了一千多名，餘下的五百名亦是不死不活。再如祭賽國隻因丟失了寶塔上的佛寶舍利子，就將寺院“僧眾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致使“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再如，滅法國的國王“曾因僧謗了朕”，就許下大願，要殺一萬名和尚。對於這些國王的淫暴，作者都予以深刻揭露。如果真是朱觀火定這樣一個“淫暴”之人創作或者組織創作《西遊記》，怎麽可能暴露如此眾多國王的淫暴之事呢？

其四，最重要的是，沒有朱觀火定創作《西遊記》小說的更直接的證據；查有關朱觀火定的生平資料和相關文獻，也沒有著《西遊記》的蛛絲馬跡。

五、周王府朱睦?說。這種說法見於2003年3月27日《汴梁晚報》[25]24（有人以為是《開封日報》，經筆者查閱，誤）。明代盛於斯《休庵影語》曾引當時書商大梁人周如山的話說：《西遊記》的“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時訂書，以其數不滿百，遂增入一回。”[26]世德堂本陳元之《刊西遊記序》又有《西遊記》“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的記載。因而該文認為，“《西遊記》的最初抄本出自開封的周王府”。“《西遊記》一書，博大精深，作者不但對佛道有研究，而且對曆史、對《易經》都有很深的造詣。作為《西遊記》的作者，非得是一通儒不可。這個人既要生活在嘉靖、萬曆年間，又要是一博學多才之人，而且還要與周王府有關”。因此該文認為，《西遊記》的作者就是周王府的朱睦?。《西遊記》中在唐太宗遊地府之後寫到了開封大相國寺的來曆，就和朱睦?“為開封人”有關。《西遊記》中大鬧天宮的故事，也和第一代周王朱橚“不停地有造反的想法”有關。“書中的取經經曆，是周王流放雲南的經曆”等等。

從盛於斯記錄的有關材料來看，周王府的確存在過九十九回抄本和百回刊本《西遊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西遊記》的作者就一定是周王府相關人員。陳元之也的確將《西遊記》的作者和王府聯係在一起，但並沒有說《西遊記》的作者就是周王府人，更沒有說就是朱睦?。

就朱睦?的生平事跡來看，他也很難創作小說《西遊記》。經查，朱睦?（1511-1580），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朱橚六世孫。《明史》卷一百十六有傳，傳曰：

睦?幼端穎，郡人李夢陽奇之。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遊。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呂柟嚐與論《易》，歎服而去。益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書萬卷，丹鉛曆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築室東坡，延招學者，通懷好士，而內行修潔。事親晨昏不離側，喪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親為教督，盡推遺產與之。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27]

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朱睦?是一位比較正統的儒家學者。在封建士大夫普遍鄙視通俗小說的文化氛圍中，如果朱睦?真的創作了通俗小說，僅此一條，就很難被評價為“內行修潔”、“文行卓異”。同時，朱睦?在其所著《授經圖義例序》中也說，自己的著作“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28]，這也和《西遊記》的主題精神格格不入。

至於說《西遊記》大鬧天宮的故事和第一任周王朱橚“造反”有關，“書中的取經經曆，是周王流放雲南的經曆”等等，更為捕風捉影之談。實際上，早在元代的平話本和雜劇本《西遊記》中，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的故事就已經出現了，怎麽可能和明初的朱橚有關呢？

六、樊山王府集體創作說。此種說法見於網絡文章《〈西遊記〉的作者是個“發心”的群體》[29]，作者張曉康。張先生認為：“‘發心’是佛教中的一個概念，指通過學習來啟發人的智慧和覺悟之心，明白和發現事理，亦稱‘發菩提心’。”“《西遊記》應該是有很多讀書人在一個地方讀書學習，探討辯論，群體‘發心’後創作出來的。”張先生認為：

將《西遊記》劃分為四個大段：第一回至第七回為第一個大段，這一段的開端（第一回）中有個山名，“喚為花果山”；第八回至第十四回為第二個大段，這一段的第二篇（有的版本為附錄，有的為第九回）中有個人名，“姓陳名萼”；第十五回至第九十八回為第三個大段，這一段的開端（第十五回）中有個地名，“乃‘裏社祠’”。……我們若將這四個大段中的山名“花果山”中的“花”字，人名“陳萼”中的“萼”字，地名“裏社祠”中的“社”字連起來，正好是“花萼社”三個字。

由此張先生進一步說：

清代張廷玉所著的《明史》中就載有：載埁於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襲封樊山王府的王爺（但未請封王號），萬曆25年（公元1597年）薨；為人“尤折節恭謹，以文行稱”；其“四女皆妻士人，不請封”；喜“讀《易》窮理，著《大隱山人集》”。有三王子，“子翊金氏 、翊鎣、翊鏨皆工詩，兄弟嚐共處一樓，號“花萼社”。

最後張先生得出結論：

《西遊記》中出現的“花萼社”這個概念，可能是《西遊記》的創作者們精心安排的。這樣，既可以清楚地劃分出《西遊記》的各段落，又可以暗示《西遊記》的誕生地，這個“花萼社”很可能就是百回本《西遊記》的誕生地，樊山王載埁以及三個小王子與包括吳承恩在內的文人墨客通過群體“發心”，才創作出了百回本《西遊記》，最後的編修寫定和將其傳出者，則很有可能是“金氏”—— 翊金氏。

這種說法的最大的缺陷在於，先認定《西遊記》為“花萼社”集體創作，然後再從《西遊記》中尋找相關文字，勉強湊夠“花萼社”三個字。否則，一般人是很難從全書眾多的人名、地名、山名中，讀出“花萼社”三字的。這樣先入為主的所謂考證，是考據學上的大忌。特別是論文作者對《西遊記》的版本流變並不清楚。所謂唐僧的父親“姓陳名萼”，從現存材料看，最早當出自元末明初楊景賢的雜劇《西遊記》。明代唯有朱鼎臣的《唐三藏西遊釋厄傳》明確記載陳光蕊“姓陳名萼，表德光蕊”。明代繁本世德堂本並無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隻在第十一回用了一首詩來概括唐僧的身世，並說唐僧“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並無“陳萼”一名。到了清代汪象旭的《西遊證道書》，才根據朱鼎臣本補寫了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當今各大出版社出版的《西遊記》，都將《西遊證道書》第九回所敘唐僧身世故事，作為“附錄”插於第八回和第九回之間。張先生顯然並不知道《西遊記》諸版本唐僧身世故事的演變，而拿清代版本中的“陳萼”來論證明代的樊山王府，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七、陳元之說和華陽洞天主人說。1990年，陳君謀先生在《蘇州大學學報》發表文章，認為世德堂本卷首《刊西遊記序》的作者陳元之，就是世德堂本的校者華陽洞天主人，同時也是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三者是“三位一體”[30]29的。陳君謀先生提供的證據如下：

陳元之是秣陵人，是陶弘景的同鄉。陶弘景是曆史上有名的道家，《梁書》本傳說陶弘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因此自號華陽隱居。元之的名字來自《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元同。從籍貫和名字兩方麵來聯係，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陳元之跟陶弘景一樣是道家，而華陽洞天主人很明顯是道家的別號。這樣，姓名陳元之，別號華陽洞天主人，兩者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此外，陳元之《刊西遊記序》中寫道：“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陳君謀先生認為：

分卷次，立回目，這應是作者的事，但卻由“訂校”者來做。所以這裏的“訂校”、“校（當為“秩”——引者）其卷目”，隱含整理、創作之意；校者即作者。

陳君謀先生認為陳元之即華陽洞天主人，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認為“訂校”“即隱含整理、創作之意；校者即作者”，卻不免失之猜測。因此，陳先生的文章發表後，便先後有廉旭[31]和吳聖昔兩位先生與其商榷，均認為陳元之即華陽洞天主人就是百回本《西遊記》作者的說法還缺少有力的證據。吳聖昔先生認為：“訂者訂正之謂，校者校勘之意，‘訂校’者無論如何不等於是作者。”吳聖昔先生還對世德堂刻書情況進行了考察，說：

世德堂除梓行世本《西遊記》外，據我查到，還刻印過《繡穀春容》十二卷，題“建業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鍥”；又《耳談》五卷，題“金陵書坊世德堂梓”；又《千金記》四卷，題“繡穀唐氏世德堂梓”；又《唐書誌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卷，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穀唐氏世德堂校定”；又《南北宋誌傳通俗演義》各十卷，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穀唐氏世德堂校訂”；又有《三遂平妖傳》四卷二十回，卷四題“金陵世德堂校梓”等。所刻不少，而且都在明萬曆年間。[32]

因此，吳聖昔先生認為：如果“‘訂校’，再加上‘秩其卷目’就可稱為作者，那麽以上各書差不多都可說是世德堂主人所作了？當然不行。”這些論證，應該說還是很有說服力的。

八、李春芳說。這種說法是由沈承慶先生在其著作《話說吳承恩——〈西遊記〉作者問題揭秘》中提出來的。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實，號石麓，江蘇省句容縣人，著有《貽安堂集》等。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隆慶初年（1567）為首輔、吏部尚書。當時嘉靖皇帝崇道，李春芳善於寫青詞，故而人稱“青詞宰相”。世德堂本所謂“華陽洞天主人”的華陽洞，就在李春芳的家鄉句容縣境內。因此，沈承慶等先生便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的號。但是，學者們遍查有關李春芳的著作和生平記錄，卻沒有“華陽洞天主人”這個號。

同時，沈承慶先生還重新解讀了百回本《西遊記》第九十五回的一首詩。原詩如下：

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

沈承慶先生是這樣解讀這首詩的：

第四句“電繞長春賽禹湯”裏嵌有個“春”字。第六句“野花得潤有餘芳”裏有個“芳”字。第五句“草木沾恩添秀色”。“木”字偏旁稍“添”而近“秀”，則“拆白道字”組成個“李”字。第七句“古來長者留遺跡”的“長者”是編撰人的自稱，“留遺跡”是自白。合看這第四、五、六、七四句，庾詞隱語已昭然若揭，其非“李春芳老人留跡”而何？[33]

古人采用“拆白道字”的方式來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並不是沒有。但是，像這首詩也未免隱藏得太深了一些。如果沒有“《西遊記》的作者是李春芳”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很難從這首詩中得出“李春芳老人留跡”的結論。李春芳既然要在詩中留下自己創作《西遊記》的蛛絲馬跡，卻又如此隱晦，不是適得其反嗎？

實際情況是，這首詩並沒有用所謂的“拆白道字”來隱藏自己的身份，而隻是一首即興詩。此回寫唐僧師徒來到天竺國布金寺，發現了被玉免精所變的妖怪丟棄、並被布金寺長老收養的天竺國公主。後來唐僧師徒來到天竺國，揭露了玉免精假變公主的騙局，並帶領天竺國皇帝前來布金寺尋找真公主——於是作者才寫下了這首詩。篇中首兩句說國王來到布金寺所在的“荒山”，使荒山也披上了祥瑞。三、四兩句無非是借用典故，來歌頌天竺國國王。第五、六兩句寫草木因為皇帝的到來也增添了秀色，野花得到皇帝的潤澤也增加了芳香。第七句的“古來長者”，指的是布金寺的助修者給孤獨長者。據佛教典籍記載，中印度舍衛國老者須達多，家財無量，樂善好施，被人們尊稱為“給孤獨”長者。他曾以黃金鋪地，購買太子祗園請佛講法。所以，所謂“古來長者留遺跡”，是說給孤獨長者留下布金寺這個遺跡。其中“長者”是尊稱。如果把“長者留跡”解釋成李春芳留下寫作《西遊記》的跡象，難道李春芳自己尊稱自己為“長者”？可能沈承慶先生也發現用“長者留跡”不妥，所以想當然地將“長者”換成了“老人”。因此，所謂李春芳就是華陽洞天主人，就是《西遊記》作者的說法，也隻能是無稽之談而已。

九、史真人弟子說。首先提出這種說法的是清代人陳文述。清代人平步青《小棲霞說稗》“西遊記”條，轉引陳文述《西泠仙詠自序》說：

世傳《西遊記》，則邱祖門下史真人弟子所為，所言多與《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從而演其說也。[34]

陳文述（1771–1843），字退庵，號雲伯，浙江錢塘人。他曾做過江蘇江都縣知縣，對百姓多有恩惠。據有關記載，陳文述還讚同民主，尊重女性自由，曾廣收女弟子，教她們寫詩作文。其著作有《頤道堂集》、《西泠懷古集》、《閨詠》等。

這裏的“史真人”為誰，陳文述沒有明說；史真人弟子撰寫《西遊記》的證據，陳文述也沒有提供。平步青認為，陳文述所謂的史真人弟子創作小說《西遊記》的說法，隻是因為：

雲伯晚事修煉，過信黃冠，從而為之辭。[35]

這裏是說，陳文述晚年從事道教修煉，過於信奉道教，故才認為《西遊記》是史真人弟子所作。平步青的這種解釋，還是很有說服力的。

但是，當今學者卻仍有人主張平話《西遊記》的作者為史真人弟子。張燕、胡義成先生在《〈西遊記〉作者和主旨再探》[36]一文中，就認為邱處機的確有一個高徒叫史誌經，但是由於史誌經身處的元代還未能產生百回本《西遊記》，於是便認為《西遊記》的祖本平話《西遊記》是史誌經弟子所作。

這種說法的破綻在於，陳文述所提到的《性命圭旨》，其實並不是史真人弟子所寫。《性命圭旨》是一部道教名著，其最早刻本是明萬曆乙卯年（1615）刊刻。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曾經說：“裏有吳思鳴氏，得《性命圭旨》於新安唐太史家。蓋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豐於居士。”[37]這裏明確說明《性命圭旨》是“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陳文述誤作“史真人弟子所為”，已經是訛傳了，而張、胡二先生坐實平話《西遊記》為史誌經弟子所作，更是以訛傳訛。特別是張、胡二先生在論證過程中，有隨意曲解史料之嫌。如在論述到陳元之《刊西遊記序》時說：

陳元之《（西遊記）序》所說《西》“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國”，或“出八公之徒”等，很可能是對《西（平話）》……出於“黃河候王之國”或其“八公之徒”的曲筆表露或訛傳誤記。否則，“潢河候王之國”便成不可索解之地。有人以吳承恩供職湖北“荊府”之事，說“潢河候王”指“荊府”主人，令人費解。“荊府”在長江岸邊，何以是“潢河（黃河？）候王”？

這麽一小段引文，就出現了多處錯誤：一是誤以為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一文的題目隻有“序”字，而特意寫作“《（西遊記）序》”。二是將原文中“侯”字普遍寫做“候”字。三是將“今天潢何侯王之國”錯斷為“今天潢河侯王之國”，而將平話《西遊記》和建藩於西安的“安西王府”硬拉到一起。實際上，“天潢”本指皇帝宗室。在《刊西遊記序》中，“天潢”二字又是頂格寫以示尊崇的。所以，“天潢”隻能作“皇帝宗室”解，而不能有其它解釋。如此曲解相關原文，作為考證文章，顯然是很不嚴謹的。由此可見所謂史真人弟子作平話《西遊記》的說法，也隻能是捕風捉影之談。

十、尹真人弟子說；十一、唐太史說；十二、唐皋說。因為這三種說法聯係很緊密，所以一並來談。這種說法首先是由李安綱先生提出來的，立論基礎也是前述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李安綱先生認為，《性命圭旨》和《西遊記》二書的主題、人物、結構都類同，隻不過一為金丹大道的思想理論體係，一為文學藝術的表現，所以“二書的作者可能是一個人”，就是“唐太史即唐新庵”。“《性命圭旨》和《西遊記》同出於安徽歙縣唐太史之手，成書的時間大致同步。小說問世早，可能因為是謬悠之言、荒唐之事，無可究詰罷。《性命圭旨》問世晚，也許是修證仙道之書，破迷祛妄，有所指斥，多所忌諱吧。”[38]

這種觀點的致命弱點，就是以想當然的隨意推測之詞來代替嚴肅的史料考證。實際上，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明確說明《性命圭旨》得之於“新安唐太史家”，“蓋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可見唐太史隻是《性命圭旨》的持有者，而並非作者。

同時，這種說法對唐太史其人也沒有進行考證。這裏的唐太史，當即明代安徽歙縣人唐皋。唐皋（1469？–1526)，字守之，號心庵，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曾奉使朝鮮，後遷侍講學士，卒於官。其著作有《心庵文集》、《史鑒會編》、《韻府增定》等。

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所提到的“新安唐太史”，其中“新安”是安徽歙縣的古稱。“太史”一職，本來掌管起草文書、記載史事，兼管典籍、曆法、祭祀等事，秦漢時期曾是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後來地位漸低。至明清時期，因為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因此又稱翰林為太史。唐皋曾為翰林院修撰和侍講學士，故稱“太史”。至於李安綱先生認為“唐太史即唐新庵”，“新庵”當是“心庵”之誤。

查唐皋生平，並無其著《西遊記》一說。據《雙橋隨筆》記載曰：唐皋“每以元魁自擬，累蹶場屋。鄉人誚之曰：‘徽州好個唐皋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耐京城剪絡多。’唐聞之，誌益勵。至正徳癸酉甲戍，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矣。有誌者，事竟成，豈不信然。”[39]《大清一統誌》亦記載，唐皋曾參與“修《武宗實錄》，進侍講學士，未幾卒於官。皋老於場厓，暮年始登上第”[40]。由此可見，在五十餘歲中狀元之前，唐皋一直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狀元之後，又一直在朝中為官直到去世，因而唐皋並無寫作小說《西遊記》的時間。此外，唐皋對道教並不熟悉，不可能寫作道教專著《性命圭旨》。

但近日偶閱網絡文章，稱甘肅省白銀市人陳勇先生，曾出版有《西遊記研究》一書，認為“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徽州狀元唐皋”[41]40。陳勇的《西遊記研究》一書筆者未能見到，經再搜索網絡，得到《〈西遊記〉與徽州狀元》一文[42]41，其中摘錄了陳勇《西遊記研究》中的部分內容，才使筆者得窺陳勇先生大作一斑。在文中，陳先生引錄了《西遊記》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談詩”相關內容：

長老（唐僧）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庵”。遂此同入，又敘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膏，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卻才吃了兩塊。各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隻見那裏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那長老（唐僧）見此仙境，以為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迥無塵。”

對這段文字，陳先生是這樣分析的：

唐皋的名字被暗含在其中。赤身鬼使共奉上兩樣東西，一樣是茯苓膏，另一樣是香湯。茯苓膏中，“膏”是關鍵字，香湯中，“湯”是關鍵字，由於作者喜歡倒著寫，那麽，我們倒著念，就是“湯膏”。“湯”雖然與“唐”聲調不同，但由於在寫唐僧，所以，“湯”通過唐僧，與“唐”能對應上；“皋”的意思是水邊的高地，“木仙庵”建在水邊，它就是水邊的一塊高地上建起來的，所以，“膏”在這一意境下，和“皋”能對應上。這樣，唐皋的名字被反映了出來。這一點是通過僅有的兩樣東西中分析出來的，而不是從好多東西中挑出來的兩樣中分析的，因此，這一結果是比較可靠的。

唐皋的號“心庵”完全被包含其中。在“木仙庵”中，唐僧忽然念道“禪心似月迥無塵”，這句話後才進入了談詩，這句中，“禪心”是關鍵詞。“木仙庵”和“禪心”這兩個詞中，兩個關鍵字是“庵”和“心”，倒著念，就是“心庵”，與唐皋的號“心庵”完全相同。

這顯然是在進行拆白道字的遊戲，並非嚴格的科學考證。因此，所謂唐皋著《西遊記》的說法，也隻能是無稽之談。

那麽，《性命圭旨》的實際作者“尹真人弟子”是不是有可能是《西遊記》的作者呢？也不可能。首先，這裏的“尹真人弟子”是誰並不清楚。其次，曆史上並無尹真人弟子寫作《西遊記》的記載。其三，《西遊記》與《性命圭旨》實際上是兩部不同類型的著作，隻要不是偏激地看問題，二者並沒有共同之處。李安綱先生首先認定《西遊記》是一部“道書”，是講道教“金丹大道”的，然後再力圖將《性命圭旨》和《西遊記》聯係起來，認為二者為同一人所作，其本身就犯了考據學上“先入為主”的大忌。

十三、閻希言師徒說。這種說法是由胡義成先生提出來的。他在本世紀初發表十數篇論文進行相關考證，但其各論文間的證據和論述大致相同。在其看來，世德堂本的校者華陽洞天主人“即《西》書最後定稿人”；華陽洞天“隻屬於茅山道教，與其它宗教無關”；“明萬曆20年前後的‘華陽洞天主人’，隻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在萬曆20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閻希言師徒很可能就是作為今本《西》書定稿者的‘華陽洞天主人’”[43]。

從胡義成先生提供的證據及其推論來看，存在著不少缺陷，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世德堂本明明注明“華陽洞天主人校”，既然是“校”，便很難和創作聯係到一起。至於胡義成先生所引研究者認為“此處的‘校’字，意指‘善校’，‘其廣義實為編撰之工’”的說法，亦為曲解“校”字的原意而做出的推測之詞。前述吳聖昔先生對此曾有駁論，此不贅述。

其二，胡文全篇沒有一條證據能將閻希言師徒和小說《西遊記》直接聯係起來。在胡先生看來，因為茅山是“華陽洞天”的所在地，就隻有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才能稱號為“華陽洞天主人”，其立論未免武斷。再由此尋找全真派茅山道士中有可能創作《西遊記》者，並得出《西遊記》的作者是“閻希言師徒”的結論，實是考據上的本末倒置之舉，並不是從證據出發所進行的考據。

其三，《西遊記》中有不少反道教成份的描寫，證明《西遊記》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位道士。其中最突出的是作品第四十四回，竟然讓豬八戒將道教的三清聖像丟進“五穀輪回之所”，還讓八戒對三清進行一番頗具諷刺意味的調侃，這在道教徒看來，是完全不能被允許的。

其四，胡先生在考據中出現了低層次的錯誤。據楊俊先生研究，閻希言師徒有著作《華陽真誨》[44]。而胡先生卻將書名誤作“《華陽真海》”，並說：“‘華陽真海’，意謂華陽洞天是全真教的海洋也。”如此誤記卻又強加解釋，足見其考據的不嚴肅性。因此，所謂《西遊記》作者為“閻希言師徒”的說法，隻是“大膽假設”卻又未能“小心求證”的產物，是很難有說服力的。

十四、明朝中期的膠東人藍田說。這種說法見於網絡文章《〈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應是明朝中期的膠東人：藍田》[45]，作者李相釗。這種觀點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即《西》書最後定稿人。”這裏的華陽洞並不是茅山的華陽洞。“嶗山山脈中有華陽山，又名華陽峰。……在華陽山南麓曾有華陽書院，為明代即墨進士、刑部右侍郎藍章所建”。由此“西行1公裏處為華陽洞，洞口懸空南向，二裏外又有華陽洞，後世稱為‘小釣台談經地’”。“嶗山的華陽山，係藍氏父子所居有，那麽藍氏父子（主要指藍田）稱謂自己為華陽洞天主人，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山東膠東昆崳山和嶗山“相連”，“這兩座名山構成了花果山的思維框架”，此外這裏還有“與花果山相符合的其他條件”，如定海針、南天門、五指峰、菩薩洞，玉皇廟、天齊廟、水簾洞等。“藍田在朝廷裏力參群臣，而惱怒皇帝，最後被皇帝當庭杖擊，差點斃命。而後康複後，依然不改前性，堅持與奸佞為敵。直接顯示出他有大鬧皇宮的氣魄與膽識。這應該是大鬧天宮創作的直接思想來源”。“藍田一生有勇有謀，對皇帝又是忠心耿耿，他恰好把自己比成了孫悟空。把皇帝比做了良心不壞，但是耳根子軟的唐僧之流，把豬八戒就直接比做了朝裏那些既是無能，又喜歡在皇帝麵前進獻讒言的小人”。

這種觀點的立論基礎就不牢固。如前所述，雖然世德堂本題為“華陽洞天主人校”，但“校”並不等於撰寫。至於說嶗山有很多和《西遊記》所描寫的景物相近的地方，也不足以作為立論的依據。因為相近的地方太多了。就筆者所知，江蘇連雲港、山東泰山、山西婁煩、陝西彬縣等地，都有和《西遊記》描寫的花果山相近的景物。至於把藍田比喻為孫悟空，把皇帝比喻成為唐僧，把豬八戒比喻為“進獻讒言的小人”，也隻是論文作者的一廂情願而已，並不符合作品的實際。

以上我們對《西遊記》作者的種種說法進行了考辨。在這諸多說法中，並無一種說法能夠真正成立。以上意見對否，還望學界同仁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