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看六四
文章來源: 薛中鼎2019-06-10 19:19:51

事隔三十年了,我們今天應以客觀而理性的態度分析六四。首先,我們要分析六四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1966年至1976年,中國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把大陸搞的一窮二白。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平均月收入低於二元美金。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掌權,訂定了“改革開放”的治國方針。

所謂“改革”指的是“對內改革”,要解放思想,政治平反,放寬政府管製;所謂“開放”指的是“對外開放”,要引進外資,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小平時代,是個劇烈轉折的時代。實質上,就是個“改換朝代”的時代。

經濟政策上,從共產主義經濟,走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北京政府採取了“雙軌價格製”來轉型過渡。譬如鋼鐵買賣,在國營事業之間是一套價格係統,在“自由市場”買賣,又是一套價格係統;就像是當時的美金與人民幣的兌換率,有黑市價與官價兩套係統,價差可能高達二倍。

因此,如果你有辦法,以官價取得鋼鐵,再以“市場價”賣出,轉手之間,就可以得到暴利。當時有些人就靠這樣“倒賣”商品,輕鬆賺大錢。倒賣商品賺錢的人,叫做“倒爺”,“倒爺”的後臺,都會有權力的政府官員。這種官員,人稱“官倒”。

這是從共產主義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必然會發生的過渡時期經濟脫序問題。這個問題,必然會導致民憤。同樣的民憤,也發生在蘇聯,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期,1982至1987年,胡耀邦任共產黨總書記,大力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很得民心。同時,“官倒”的經濟脫序,激發了民憤;對外開放,造成了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嚮往;加上政府治理的相對寬鬆,各地已經醖釀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1986年底,在北京、廣州、天津等城市,爆發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具有規模的示威遊行,這是所謂的《八六學潮》。胡耀邦旋即下臺。

胡耀邦贏得了學生與知識份子對他的愛戴,但是他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爲社會播下了動蕩的種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一些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之後,活動逐漸變質。

自415日到6月4日,學生民運分子占領天安門廣場近兩個月,北京政府對其寬大容忍,全世界前所未有。在此期間,蘇聯領袖戈巴喬夫訪問中國,總理李鵬與學生談判,請求學生暫時退出天安門,以便政府接待戈巴喬夫,被學生拒絕。

到了民運後期,北京已成無政府狀態。學生罷課,工廠罷工,而且全國各地開始效尤,動亂已有燎原之勢。李鵬與學生代表懇切談話,央視公開做出現場轉播。李鵬反復説明國家不可陷於無政府狀態,被學生代表當場斥責。

後來有學生代表回憶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什麽,我們隻知道,政府給我們什麽,我們就一定會回答要得更多。”

學生領袖柴玲,後來以她一貫的哭腔哭調說,“我希望天安門流血,因爲流血了,對我們(這些學生領袖)更有利。”

學生代表要求,學生組織要具有監管政府與審核國家政策的權力。換句話説,二十來嵗的學生代表要當慈禧太後,要六十來嵗的中共總書記當光緒皇帝。

中共中央被迫要做做出選擇,一是自行解散政府;一是驅散學生,沒有中間地帶。

當時的中國大陸,相對比較落後,沒有公安鎮暴部隊與催淚瓦斯槍的配置,隻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調派解放軍進城,來驅散學生。解放軍到了復興門附近的木樨地,一些暴亂份子燒了坦克車,殺了解放軍戰士,還把戰士屍體吊在樹上供人觀賞。事前發展到這一步,解放軍除了開槍,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

槍聲歸於平靜的三十年之後,中國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蹟。中國快速崛起,彎路超車,穩步邁向了民族復興之路,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三十年,有四億人口成了中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在2020年要建立小康社會,要讓全國人口脫貧,「一個不能少」。

 

P.S. 後世的歷史學家,應該會有這樣的歷史評論:

《 如果沒有鄧小平,今天的中國,大約是另一個土耳其,是個國際上二流半的國家,隻能空自緬懷當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國家疆域,隻有當年盛世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