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1943年出生於延安，父親任陝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母親曾任周恩來秘書。他是在“馬背搖籃”裏長大，名副其實、根紅苗正的“紅二代”。他在回憶錄中記述從延安過黃河，在行軍的馬背上，“姐姐和我分別坐在兩旁的筐裏，哪怕是出了天大的狀況，我都能酣然入睡。”

他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進了北京，在“育才”、“一零一”、“四中”這樣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上學。心裏揣著“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的雄心大誌，在母親的支持下，他帶頭和幾個幹部子弟成立了一個文藝沙龍，起名叫“太陽縱隊”。張郎郎宣讀了太陽縱隊的章程：“這個時代根本沒有可以稱道的文學作品，我們要給文壇注入新的生氣，要振興中華民族文化。”

那是60年代初，全國都處於饑餓狀態，誰有心思去振興中華民族文化？隻有這些自命不凡、衣食無缺的幹部子弟沒事在一起吟詩作畫，追求藝術的自由。張郎郎回憶說：“那時候我們太陽縱隊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秘密寫詩，隻是怕別人破壞我們的遊戲。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隻是不革命而已。”

“不革命”已經給太陽縱隊罩上了一層陰影。當局也盯上他們了，內部文件把他們定性為“資產階級文藝青年”。眼看文化革命就要開始了，一個外國人的介入更注定了太陽縱隊的命運，特別是張郎郎的噩運。

這個人是法國人，在北大留學，中文名字叫郭漢博。他和張郎郎認識以後，給張郎郎轉錄了披頭士的錄音帶。那時候還沒有盒帶，都是大盤帶。張郎郎並不知道天下還有一種音樂叫“搖滾樂”，第一次聽到這種音樂他就興奮了，驚歎“歌還有這種唱法！”。他硬著頭皮模仿、跟唱、陶醉，成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披頭士粉絲。

太陽縱隊的一個成員的親戚從海外帶來一台錄音機，用八節一號電池。於是有一天，天驕之子們蕩漾在頤和園昆明湖上，隨著披頭士的錄音縱情高歌。租船的工人聽到他們唱歌，好奇地問他們唱的是什麽歌，他們說是阿爾巴尼亞革命歌曲。後來張郎郎入獄，死刑判決書上就有一條是“在公共場所播放反動音樂”。

張郎郎入獄是一句話惹的禍。他常常散布領導人的小道消息，說過“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組織不同意”。江青氣急敗壞，抓了上百人，要查明是誰說的，最後焦點落在了張郎郎身上。抓捕張郎郎的通緝令貼滿京城，害得他跟著女友逃離北京。他們跑到杭州附近的一個小農村，以為可以躲過浩劫，沒想到女友一封家信暴露了隱藏地點。張郎郎以“惡毒攻擊中央首長”“裏通外國”“陰謀叛國”罪鋃鐺入獄，被投入死刑號。當時的法律規定，有3條造謠攻擊中央領導的言論就是死刑，公安局給張郎郎頭上扣了一百多條，按張郎郎的說法，“夠槍斃幾十次了。”

張郎郎10年的監獄生活令人唏噓，手銬腳鐐，審訊拷打，每天與死亡為伴；獄中戀情，傳遞情書，相互支持安慰，一直到眼睜睜地看著心上人被拉出去槍斃…他在很多書中都記述了獄中生活。其中最令人膽戰心驚、欲哭無淚的經曆是與遇羅克的友情，目睹遇羅克被槍斃，周恩來一個緊急批條“留下活口”四個字，張郎郎就沒跪在槍口前…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第二年張郎郎走出牢房，結束了10年的囚禁生活。母親和哥哥在監獄外麵接他，沒有眼淚，沒有安慰。父親在家裏等候，見到兒子就說了一句話，“郎郎回來了”，沒有擁抱，沒有鼓勵。

出獄兩年後，張郎郎就離開了中國，理由很簡單：公安部門拒絕銷毀他的審訊記錄，聲稱他的案子屬於“證據不足”，不是冤假錯案，不能判決無罪，不能平反。為了自身安全，趁國門大開，張郎郎遠走高飛了。

張郎郎在海外漂流，給了我認識他的機會。他話語不多，說被關了10年，變得不會說正常人話了。有時聊天還顯得有些拘謹，總是不斷習慣性地用手扶一下眼鏡。他經常受到海外民間組織邀請，舉辦講座和研討會。他出版了不少書，最近幾年又不斷寫文章，詳細回憶過去那段精彩悲壯的生活。空閑時間喜歡去旅遊，還潛心作畫，風格很像畢加索。他入了美國籍，大部分時間住在美國，中國、香港和日本也有他落腳的地方。很長時間大陸當局對他還是耿耿於懷，總是刁難他，申請簽證阻力重重。

除了搖滾樂外，張郎郎也喜歡古典音樂，那時常去太陽縱隊一個成員家裏聽唱片。所以後來還喜歡收集黑膠唱片，跟我的嗜好一樣。我們一起淘過黑膠，一起聽黑膠。北京音樂沙龍有一幫“哥們”也玩黑膠，苦於搞不到貨。張郎郎曾跟我商量要做點黑膠生意，我同意托他把我大批“多餘物資”運回北京。後來由於各種原因這盤菜就涼了。

去年請他到家裏，我們一起聽披頭士。張郎郎對披頭士樂隊的四名成員和歌曲如數家珍。不過他承認，他熟悉的曲子大多數是1966年以前的，以後的歌就沒有那麽熟了，原因就不用說了。他最喜歡的歌之一是《昨天》。我拿起琴給他拉了一遍，還送了他兩張披頭士唱片，也算是表達我對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