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因立是我的一個朋友，離開我們40多年了，他的經曆和我們這一代人有著共同的特征，但他“出於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貴族精神，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劇。

他是北大附中的學生，母親胡睿絲是北大附中的英文老師，父親沈乃章是北大心理學教授，曾留學法國。早年父母都在燕京大學讀書，母親是燕大的校花，父親是美男子。沈因立卻繼承了父母的缺點有餘：個子矮，瓜子臉，深度近視眼鏡後麵是一對小眼睛，牙齒有些不整。然而在才藝方麵，他是當代青年中的佼佼者。

在父母的調教下，他在學校的成績門門優秀，本應該是未來哈佛大學的料。中學課堂那點知識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欲望，他閱盡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喜歡古典音樂、圍棋、滑冰、無線電。他下圍棋下得並不太好，在他眼裏，圍棋比象棋高雅，下得好不好並不重要。他覺得世界最美的音樂是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遺憾自己不會彈鋼琴。

文革爆發了，母親被剃了陰陽頭，在學校勞改隊勞動，父親經受不住批鬥折磨，撒手人寰。他把痛苦深埋在心裏，表麵上還是我行我素，在火紅的革命造反風暴中，紳士風度不改，文質彬彬，從來沒聽他說過一個髒字。記得那個時候去找朋友玩兒，都是站在外邊大聲叫朋友的名字。沈因立卻總是敲門，不管是要爬幾層樓，一聽到那輕輕的敲門聲就知道是他。冬天他照樣穿上花樣冰鞋在北大未名湖上做出優雅的滑冰動作。他白天找非洲留學生用英文交談，晚上偷聽音樂，偷看小說。

他是理想主義者，還帶有民族主義的愛國色彩，曾說自己要寫一部小說。在他的小說裏，中國從唐朝興盛一直到現在沒有衰敗，是世界的中心和強國，第一個發射衛星，第一個擁有原子彈；中文是國際通用語言，聯合國總部設在北京；西方國家的優秀學生都到中國留學，拿中國大學的博士學位，北大就是哈佛，畢業以後都想入中國籍。

他憤世嫉俗，對文革的口號、紅歌、忠字舞更是厭惡。他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一心隻讀聖賢書，聽古典音樂，聽到八個樣板戲都說不出是哪一出，搞不太明白李玉和、沙奶奶是哪出戲裏的人物。對政治更是不聞不問，可是一聽說《人民日報》上有文章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一雙眯縫眼裏閃耀出憤怒蔑視的眼光。最終領袖的一句話他還是下了鄉。

他去了山西榆次，插隊的地方是學大寨典型，糧食產量不低，所以沒有受皮囊之苦。因為懂無線電，大隊派他擔任建立廣播站的工作。這本來是好事，但實際上對他是一步錯棋，因為他遠離了村裏一起去的同學，失去了共鳴的環境。他古板自傲的個性，又使他不能跟當地老鄉打成一片。隻有同學們來看他，他才會覺得開心一點。他工作很認真，白手起家，從購買材料到挨家挨戶拉廣播線，為大隊建起廣播站。但與四周的人與事格格不入，清高的心裏素質讓他接受不了領導的批評，自尊心很容易受到傷害。後來同學們一個一個都走了，他本來也有一個機會去太古電機廠，可是因為父親“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名額給了別人。去一個縣辦工廠不會讓他更開心，而不讓他去卻使他更壓抑，是對他的一個打擊，他精神開始支撐不住了。

他暗戀著他的的表妹，卻不能得到愛的回報，一封絕交信讓他最後崩潰了。1974年的一個夜晚，他服了安眠藥，把自己的手臂接到自製的“死亡自控器”上，夜裏高壓電定時通過了他的身體。

他在遺書中訴說了自己的痛苦，“…我已對這種忙忙碌碌的生活感到厭倦了。我感到精神上的極度疲勞，而應該徹底休息一下。在少年時和其他人一樣，我也戴著玫瑰色的眼鏡，世界上的一切都顯得絢麗無比，一點事就足以引起極大的好奇心，而以後是熱心，去探索、去完成。隨著時間的飛逝，玫瑰色逐漸脫落了，樂觀成了裝飾品，生活成了負擔，卻依然要承擔下去。現在已到了我所能承擔的極點了，我就要放下這付擔子，離開這個世界了…”

沈因立走了，年僅23歲。他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犧牲品。很多知青在最艱苦的環境下都挺過來了，但他的精神過於貴族化，實際生活和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落差太大，使得他的內心太脆弱了。不管現實生活把他塑造成了什麽樣的人物，他是一位優秀的青年，大隊書記聽說他自殺的噩耗，失聲痛哭說“因立是個好娃”。

馬克·吐溫曾說，人的一生有兩個重要的日子，一個是出生的那一天，一個是發現自己為什麽出生的那一天。沈因立的一生中沒有第二個重要的日子，他在黃泉見到父親後一定在苦思自己為什麽出生。

火化後他被安葬在原來插隊村子的山坡上。40多年後的今天，他上天之靈應該得到寬慰，現在的中國離他小說中的中國也許近了一步。他的朋友們會在他的忌日播放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