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的話是巴金說的 文革結束後，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曆史重演”，不應當隻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文革”期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麵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麵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謠言。隻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製止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1）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 文革十年始於1966年5月16日。 據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王力回憶說，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而早在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做準備。與此同時，起草小組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後樓，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及其附件。 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開到5月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我的文革十年，要從1965年9月1日說起。 1965年7月7日上午9點到11點半，後來成為文革前最後一次全國統一高考的語文作文試題，是《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三天高考結束，自信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學，填報的誌願都是一流大學的理工科。 結果我沒有被大學錄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那一年，武漢市教育局從高考落榜生中，直接錄用了近三千人為中學教師，據說都是高考成績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問題”。我是什麽問題呢？2005年退休之後，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終於看到了我的檔案中有兩份“政審”材料： 班主任吳傳忠老師在我的《高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是這樣評價的： 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擁護三麵紅旗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能主動積極學習毛著，並能活學活用，解決了自己和別人的不少問題，是全校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階級觀點明確，有一定的認識問題的能力；態度明朗，在經濟困難時期表現好，思想進步品德好，曾幾次寫申請書要求入黨，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還出席過市三好生代表大會。高三下被評為優秀團員。先後擔任過團支部宣委、班長、團支部書記等職務。在工作上一貫認真負責，熱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並且善於抓活思想，在群眾中有威信。敢於堅持原則，開展批評。尊師守紀，勞動一貫表現好。學習目的明確，態度端正，成績好，參加體育鍛煉積極。 缺點是：有時遇到問題還不夠冷靜，在生活紀律上嚴格要求不夠。 後來班主任吳傳忠老師又給高考委員會遞交一份補充材料。 高考委員會人事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問題，本人填的是中農，有時又填工人，外調材料又說是小土地出租。漢口考區對此提出過疑問。我們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進行過了解，據派出所同誌談，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劃的地主”但因沒搞社教，成分無法肯定。究竟屬什麽成分，請你們根據檔案中的材料予以確定，不過，根據這一情況，我們認為錄取絕密專業是不適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後半學期表現不夠好，要求自己不嚴格，接受同學意見不虛心，和一個女同學接近較多，影響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學對他有意見。這些缺點是原來評語中所沒有的，特另作補充。 此致 敬禮 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還蓋有“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的公章。在當年，我的檔案中有這樣一份共產黨基層組織提供的補充材料，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沒有被大學錄取也是理所當然的，而這對一個憧憬美好未來的年輕人是多麽殘酷的打擊！這顆人生的苦果對於正在成長中的我來說，真是苦不堪言！ 武漢市教育局錄用了我們這批近三千名高考落榜生後，為了盡快幫助我們完成從學生到教師的角色轉變，決定要我們分別到武漢教育學院、武漢一師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去培訓一年。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語文短訓二班。 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位於武昌付家坡，學校原來有高中部和幼師部，加上我們十二個短訓班，就是一個近三千人的大學校了。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組成的短訓班，學生思想複雜是不言而喻的，無心向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讓我不理解的是，在當時，特別強調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勢下，集中這麽一大批“出身有問題”的人，培訓以後去中學當老師，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會出問題嗎？這是一個明顯的悖論，可是，沒有任何人來解答。 可以說是處在逆境中，我第一次開始獨立思考問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