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著名曆史學家錢穆曾經說過“忘記曆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忽視曆史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三十年前的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那些可歌可泣又悲壯的事，由於當局的刻意掩蓋，企圖達到讓人們淡忘的目的。曆史畢竟是曆史，曆史真相隻有一個，人們可以一時淡忘，但在整個的曆史長河中，曆史真相沉澱下來了，最後終將重建天日。

  1989年，作為一個剛剛從學校走上社會的毛頭小夥子，本人親身經曆了這次繼“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之後的又一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它驚天地，泣鬼神。三十年過去了，它在我的腦海裏不僅揮之不去，而且還更加清晰和深刻。

 1989年春節晚會上，宋祖英的一曲《好日子》雖然令人神往，但由於有“五四”60周年、建國40周年等大的誌慶，這一年就注定是一個不平凡之年。人們剛剛經過了由於魯莽闖物價改革關，而導致的搶購潮，對手上那幾個屈指可數的工資可是與愛又恨。愛它，是由於畢竟需要硬通幣去買生活必需品；恨它，就是太少，得趕緊花出去，否則又會貶值。經濟基礎的不穩，注定會造成社會的動蕩，這符合我們接受的曆史唯物主義教育。這些幹柴，隻需要有火星，就可以成燎原之勢。4月15日，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的不幸突然逝世，就成了這樣一顆小火星。

  胡耀邦是一個開明的受人民愛戴的領袖，但1987年由於他的開明態度，在保守的元老們的施壓，他不得不辭去總書記的職務。按照今天的說法，他是被辭職，這點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局為了安撫民心，在發布的訃告中還是給了他中肯的評價，但這並不能平息老百姓的不滿。就像1976年“四五”運動一樣，人們借著悼念的機會，提出了懲治腐敗，特別是懲治官倒，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要求。這個活動，學生是主力軍，首都的高校還開展了遊行、靜坐甚至罷課活動。4月22日，當局為胡耀邦組織了一場規模較大的，與他的黯然下台形成鮮明對比的追悼會。這當然是為了安撫全國人民和學生。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將學生的這些遊行、示威活動，定性為動亂。重新點燃了學生們的怒火，於是在稍趨平靜的校園裏，為了洗刷“動亂“的帽子，學生又重新上街遊行、示威。並且得到了全國高校的積極響應，似乎不組織一次遊行，就不是大學，大學生不遊行，就不愛國。在這種氛圍下，我所在的三線城市的一所高校，學生也上街遊行了。遊行按規定，要向當地公安部門申請。估計申請也得不到批準，於是學生就自發地在沒有報批的情況下遊行了。老師也想參加，於是我們青年教師就借口維持秩序，參加了學生的遊行。一路上，學生喊著“打到官倒”等口號，得到沿途市民的積極響應。當然，明的有警察維持秩序，暗的也有國安的人員跟著，甚至拍照（隻是遊行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事後秋後算賬拿出這些相片時，我們才大驚失色）。

  小城市畢竟是小城市，參加了一次遊行，學生的愛國情緒得到了滿足，然後他們也就能返回教室去上課了。當然，課後的熱點議題還是北京，還是天安門。5月13日，北京的學生發起了絕食的抗議。以前，絕食是解放前與反動派做鬥爭時才采用的武器，現在用到了與人民政府的抗爭中。這極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全國大學生，於是我校的大學生再次舉行了遊行。遊行同第一次大致相同。隻是這次遊行後，學生的心再也難平靜下來，他們時刻關注著北京，關注著天安門的絕食活動，

  後來，報紙和電視台對學生的報道不僅量多了，也逐漸地由負麵變成了正麵。學生們也更踴躍了。有激進的學生開始了臥軌。隨著北京“外高聯”的成立，一些學生也像當年的紅衛兵一樣串聯到北京。上火車時，乘務員聽說學生是去北京的，不僅乘車免費，還專門騰出了一節車廂專供學生。當然我們一個令人尊敬的副校長聽說有學生要上北京時，還是專程去火車站，語重心長地勸阻，把他們接了回來。

  5月20日，國務院發布戒嚴令時，大多數人也不把它當回事，最多隻是想那是用來維持秩序的。多年的教育，人們認同了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是最可愛的人，絕不會將槍口對準人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的。所以大多數人，當然不清楚中央高層的激烈鬥爭，除了積極關心的熱情不減外，實際參與的熱情也降低了一些。

  6月4日是一個周日。這個周日我把它當成了千萬個平常的周日過，但它卻是一個極不平常的星期天。這天，我去法院的朋友那裏玩，傍晚朋友用吉普送我到學校。到達校門口時，大量的學生聚集在那裏。當吉普車停下來時，有學生就想將車掀翻。我急忙下車，有學生認識我，告訴我天安門向學生開槍了，死了不少學生。我真的不相信這消息，十幾年的教育使我絕對不相信這消息。但回到校園，每個人都告訴我同樣的消息，不由得我不信了。但我想怎麽會這樣呢？

  以後的事情，“六四”就定性為平定反革命“暴亂”，電視台播出的軍車被燒和解放軍被打死和燒死的畫麵，至於學生雖有死傷，但都成了該死的“暴徒”。上學時老師教育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在於專政，而且主要不是專政，至此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認識回到了它本身的含義。此後那些冗長的政治學習，對於黨來說是簡單地重複著它以往的鬥爭經驗，對於我來說可以說是一次“洗禮”。原來那些同情學生、同情趙紫陽的同事，一開口就說“你看看趙紫陽那副嘴臉”，我真感覺變臉比翻書還快。更有甚者，有人拿出了我參加了三次遊行的照片，讓我好好反省在動亂中的表現，並以書麵的形式呈交給學校。盡管我一再聲稱是為了維持秩序，但顯然已在組織那裏留有案底了。我的另一個年輕同事還受了留黨察看兩年的紀律處分，他因此而辭職下海了，我也因此報考研究生離開了這座學校，好心的同事將我所有的檔案都扣下了，隻有一個報考的學生檔案伴隨我，以致我研究生畢業到新的單位給我定工資時，還把我當成了應屆畢業生。

  三十年過去了，天安門廣場的血跡已經被當局擦拭得一幹二淨，人們也在逐漸過上富裕的物質生活，但這些學生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永遠也不可能擦拭掉的，他們已經在我們麵前樹立起了一座豐碑。我們不能因為當年的學運領袖今天的表現來詆毀這些英勇的青年。今天中國呈現的問題，就是由於一九八九年曆史在這裏轉了一個大灣之故。

  盡管當局對“六四”的稱呼一再變化，由“暴亂”變成了“風波”，但無論怎樣，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婢女，不是由強者寫的，它是人民群眾用董狐筆來寫的。曆史是一麵照妖鏡，在它麵前，一切牛鬼蛇神都將原形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