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文學家筆下是一個偉岸而威嚴的形象，在史學家眼中又是一個能叱吒風雲，呼風喚雨的角色。我的父親，他都不具有這些，他在人世間隻短短地生活了三十五年，最多為家譜記載為“配某氏，生子三，葬某某山，有碑”。雖然父親臨走時，為我們留下的僅是一間木房和所欠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債務，然而，在他離開我們四十五年後，父親在我腦海裏的記憶，卻並沒有因為歲月的流失變得模糊，相反已越來越深刻。

    民國27年，父親生於中國南方一個以碾米為生的山區小作坊家庭。當時，家裏有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四口人，按理，生計應不成問題。然而，由於生處抗戰時期，即便作為長子，父親也隻上了兩年半的私塾。經濟拮據肯定是輟學原因，但聽我祖母說，直接的引線是畏懼私塾旁的一戶農家的惡犬。畢竟是私塾，從父親遺留下來的墨跡看，他的毛筆字寫得不錯，鋼筆字一般，且偏愛寫得比較小。珠算不錯，加減乘除打得瓜啦瓜啦響。這也為他後來當生產隊的會計和紅岩水庫的食物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爺爺在我父親4歲時就去世了，父親小時少不了要受氣和吃苦。奶奶曾告訴我，由於年齡小，為種紅薯而挖土時挖得不好，被同村一個強壯有力、脾氣暴躁的成年男子惡狠狠的臭打了一頓。這些同時又鑄就了父親強健的體格和倔強的性格。父親的牛勁在生產隊是出名的。他能背起超過500斤的當時生產隊收稻穀的裝滿濕稻穀的打穀桶。插秧也是全生產隊第一，扯秧時，不用出早工，利用休息時間就能把活補回來，但早工的工分一個也不能少。當然，這些都是爆發力，耐力就嫌不夠。母親說，父親挑著哥和我去看外祖父時，二十多華裏的路程，就有些吃力。另外，父親也不是那種能耐著性子做事的人。我家門前的小沙洲在“學大寨”墾荒造田時，他就不會在第一線賣力，而是拿著一個水平尺到處走走晃晃，評頭論足。

    父親是一個固守傳統的人，孝老撫幼做得尤為好。他替早逝的祖父行使孝道的義務，將曾祖父、曾祖母養老送終。對於祖母，更是言聽計從，生怕她有一點不順心，為她準備了最好的壽木。甚至在他去臨近公社的衛生院治病期間，也將結餘的錢留給祖母，以備父親不在人世時之急需。對於幼輩的照顧也做得很盡職。年幼他十歲的叔父，也是待其完婚後，才將家業二一添著五地平分了。更年幼的姑姑，雖未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婚嫁，但就連打家具的木材和鐵釘都已預備好。對於三個兒子，更是疼愛有加。我至今都不會忘記父親第一次帶我去理發店理發和看電影《沙家浜》的場景，我也對父親背著我去公社衛生院看病，和我弟弟出生時，父親臉上被塗上鍋墨喜記憶猶新。但父親絕對不對孩子溺愛，甚至可以說得上嚴父。有一次，由於我“亂花”了五毛錢，去買學習用的墨水和信箋紙，就被父親叫到病床前跪下，然後用麻繩狠命地抽打。因為在他看來，墨水可以用2分錢一袋的墨水粉泡製，紙張可以用6分錢一本的作業本。他深信棍棒下出孝子的古訓，認為隻有棍棒才能糾正我“奢侈”的惡習。

    父親又是一個崇文重教之人。從小，我們家有什麽土特產，一定要先送給老師。逢年過節，也要給老師送上應節禮品。六十年代，小學生“學軍”需要仿製木頭槍操練，父親就利用工餘時間，為大隊小學趕做了一批（其實，他的木匠活也是自學成才）木頭槍。他竭盡全力地將珠算教給哥哥，在他看來，這種技藝是以後立足社會的基礎，他不可能知道後來的的計算器、計算機完全可以取代這些機械的計算。臨終前，父親曾囑咐叔父，他的三個兒子至少要上到初小。他未曾想到，我們都超額完成了計劃，而我已上了大學、研究生，如今生活在國外。

    父親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他在“文革”中，由於受人誣陷，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大會批小會鬥。但他沒有被這飛來的橫禍嚇倒，而是繼續忍辱負重地生活和工作。我至今還記得，學前的我去給父親送飯，看到他被五花大綁在學校柱子的情景，真不不愧為一條漢子。後來，再加上疾病的折磨，在四處尋醫問藥無果之後，他就選擇了在農村“雙搶”前，投水自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一生，從而，不至於因為辦理他的後事而貽誤農時。

    父親，你走時有太多的不舍與牽掛。你走後，家人甚至認為你的靈魂還經常回家探視。現在，你的兒子均已成家立業，可謂是兒孫滿堂，子令孫良，你就好好地在九泉之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