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在文學城開博以來，我每年六四會寫一篇短文紀念這個被中國曆史教科書遺忘的事件，希望除了我們這一代人以外，將來還會有我們的國人因為偶爾在網上看到前輩們留下的數碼腳印而記得這一天和這一天發生過的事。可是今天，我差一點就忘了。

今早在度假屋醒來，讀到網友平等性紀念六四的文章，我才意識到來不及回城裏去取保留的那些圖片和資料，隻好記下1989年六四後發生的一件要命的“閑事”。

六四發生後戒嚴，我一個星期沒能去上班，因為從我家到單位的公交車必須經過長安街。一個星期後，我部門的主任叫了一輛公家的車，親自把我接回單位上早班。

新聞早班是從淩晨5點開始，到9點結束。這個班雖然隻有4個小時，但大多隻有一個主任編輯帶個住宿舍的年輕人上。住單位宿舍的年輕人有限，我是之一。所以領導不嫌麻煩把我從家接了去上班，一上就是一個月。

這一個月裏早睡早起，外麵的戒嚴對我的生活和工作沒有什麽影響。到七月中下了早班，發現真的好像與世隔絕了一樣，對久違了的北京夏夜生活躍躍欲試。

七月北京還在戒嚴部隊的管製之下，全市範圍宵禁解除，中心地區的交通仍處於軍管狀態。晚上九點後長安街上隻有某些車輛可以通行，有嚴格限製。我不記得具體的規則，但是我知道黑色車牌（涉外）可以通過，但要隨時停車接受檢查，如果不執行戒嚴部隊的命令，武警允許開槍。

一天晚上，我被幾個老朋友約去一家二環外剛剛恢複營業的商務酒店吃飯，一晃就過了九點。那段時間九點後已經沒有公交車，好在我們這三男三女中有一位是外企的司機，他那天開了輛黑牌子的SUV送我們回家。我回單位宿舍，該是最早下車的一個。雖然必須要上長安街，但黑車牌九點以後也是可以開的。

長安街上燈火通明但車輛稀少，長街兩邊每隔十來米就有一個挺胸昂首，手持鋼槍的武警戰士。司機保持穩定車速，循規蹈矩的行駛。我們幾個在車上嘰嘰喳喳閑扯這一個多月裏發生的大事小情。

突然我們的車來了個緊急刹車，那時不用安全帶，我們坐在後麵的兩男兩女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刹車逛蕩了出去。沒等屁股坐回座位，就聽車窗外四個持槍武警敲著車窗大叫：搖下車窗！司機慌慌張張搖下所有車窗，下一秒，坐在後座車窗邊上的我，太陽穴上感到的一陣金屬的冰冷。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真的沒有怕，因為發生的太快，也沒想被槍口頂在了自己腦袋上會有什麽後果。

我們幾個當時都坐在車上沒有動也沒有說話，隻有司機被槍押著下了車，老實誠懇地出示了行車執照和工作證，我們也都從窗口把自己的工作證交了出去。大概是我們的工作證都比較硬氣吧，三個男士是外企雇員，我和兩位女友都有部級單位的證件，其中一位女友最牛，她在公安部門工作，警官證是國家安全部頒發的。

很快，我們的車又上路了，車開出許久，車上都沒有一個人說話。最後司機開口了：對不起，是我的錯，讓你們受驚了。。。

原來，他驟然刹車是因為意識到錯過了一個武警攔車的手勢，那個武警站的位置是在水泥路燈杆下麵，他90度角伸出手臂攔車時，手臂和燈柱的倒影重合了，司機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等他開過去後，從後視鏡中看到武警的攔車手勢，嚇得踩了急刹車。前後左右四個崗位的武警都跑過來圍剿，才有了剛才那一幕。幸虧司機停的及時，否則結果不堪設想！

差點白白送命！ 那以後的幾個月裏我們都不敢晚上出去夜遊了，後怕！

多年後我在澳洲教書，7年級的班主任當了10年。每年的三月，7年級都有一周的新生野營。每晚都有不同的活動讓孩子們互相了解，也和老師互相了解。其中一個晚上的活動是問答比賽，問答題有一係列題目是關於老師的。每個老師說3件事，學生要判斷是真的還是假的。

“曾經有槍頂在我的腦袋上“是每年我給孩子的三個判斷題之一，所有的孩子都會判這道題是假的，十年如一日。在她們純真的眼裏，我這個開朗可親、且並不算太老的老師是不可能遇到過這麽凶險的事情的。

我們這代人，如果沒當過兵，遇到真槍頂到頭上的事的確不可思議，就好像1989年很多發生了的事我至今也覺得不可思議！但這些畢竟是發生過的，是曆史。

我同意這樣一個說法：“曆史可以被原諒，但不可以被忘記”。我還記得好像是周恩來曾說過這樣的話：“曆史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像記憶對於個人一樣，一個人喪失了記憶就會成為白癡，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曆史，就會成為一個愚昧的民族”。

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這個問題上，我最大的心結就是這件事被有意識地從曆史長卷中抹去。正因為這樣，我雖寫了此文但仍不能原諒自己一時的忘卻。

有誰願意成為喪失了記憶的白癡？又有哪個民族甘於愚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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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人其他紀念六四文章鏈接：

2018：我出國的原因-六.四

2019：表哥六.四曆險記

2020：死於六·四槍殺的鄰居是段祺瑞的侄孫

2021：找到兩頁關於六四事件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