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製度化。市場經濟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化和製度化，而西方民主政治是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化和製度化。這點我在《選拔、選舉、責任、權力 》一文中與中國傳統政治做了比較，認為西方民主政治著重權力，中國傳統政治著重責任。那個比較或許過於抽象，這裏再給一個具體的比較。

中國選拔製度的傳統是“異地為官”，以防官員為一鄉一黨利益損害國家利益。而西方民主政治的官員是當仁不讓地爭一鄉一黨的利益，不以天下責任為重，因為他們要對地方選區的選民的選票負責，不是對國家負責。

最近美國國會聽證政府預算，所有政府官員都支持國家裁減預算，但聽證時都說自己部門的預算不能減。希拉裏說外國援助不能減，向中國借錢也得花。蓋茨說軍費不能減，美國利益遍布全球。這是民主政治的必然，如果為官了，不為自己部門集團利益盡力爭奪，就不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職業政治家了，就違反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基礎了。中國建高鐵，奧巴馬也建高鐵。中國高鐵是國家利益，美國要各州的利益，美國四州拒絕聯邦政府補助反對建高鐵計劃，美國佛州州長因拒絕建設高鐵遭起訴，美國政治就是利益爭奪的戰場。

當然，西方民主政治也有優點，當希拉裏力爭國務院預算的時候，必需給出充分理由，這樣政府預算就透明多了。西方民主政治缺點之一，就是不能異地為官。中國常常有幹部調任製度，而西方沒有，西方都是本地為官。

中國傳統政治中的異地為官和調任製度有怎麽好處呢？有能力的官員是財寶，調任能夠充分發揮起起才幹。如各省發展模式和階段不同，要選用不同風格的省長來應對，中國就可以“點兵點將“地調任幹部解決全局中的瓶頸地區問題。而且調任是一種傳播治理方法的有效途徑。美國不行。一個美國某州長縱然是政績斐然，也不能調到最需要他的其它州去解決問題。而且，美國各地方的政府官員都是“近親繁殖”，進化速度慢。這次利比亞撤僑，凸顯中國政府職能到位，官員能力傲視群雄。中國官員能力的提高固然和培訓等有關，但是，異地為官的雜交優勢肯定是原因之一。

中國政治製度以後能夠超越美國政治製度的話，一定是保留了中國政治的傳統文化資源，不全盤西化。美國政府官員本地為官的“近親繁殖”難以適應速度日益加快的全球政治環境變化，而中國異地為官的“雜交優勢”能更快的適應變化的全球政治環境。

非典前期凸顯中國政府製度的缺陷，而非典結算之後中國政府的應急能力已經上了一個台階了，非典事件全過程也就是幾個月。相比較是美國新奧爾良台風災害，經年難以解決其遺患。美國軍隊為什麽要救災？軍隊有軍隊的利益，蓋茨要的軍費和希拉裏要的經費是不同部門的利益，怎麽協調應急救災行動？美國因此要國土安全部監管救災應急，又多一份政府預算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