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多年前，俺讀過一篇鄧曉芒與其他學者的對話。依稀記得寫了壓韻的讀後感，提到了“桂子山”。剛剛搜了一下，真有這個桂子山，有興趣又有耐心的朋友應該可以依這個線索查出那篇文章。

讀了那一篇以後，俺對鄧曉芒就完全失去了興趣。直到今天看到鄧評劉小楓（《鄧曉芒：我所痛心的是劉小楓身上那種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因為無聊打開讀了幾段，感受是除了名聲和地位上升，鄧這二十年中基本上沒有長進，寫出來的東西更加難以卒讀。

不是因為知識不多，也不是因為論證不密，而是因為不自知。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搞哲學的”或者經過“哲學訓練”的。

隻看他的一個論證：劉小楓有文人的劣根性，因為劉小楓對文革的態度與他不同。嗬嗬，隻看這一個論證，鄧的文章就不必看了。因為這個論證表明，鄧至少有四個問題：因為對文革的態度跟自己不同，就說人家有劣根性，鄧顯然把自己的觀點當成絕對真理了。這是鄧的第一個問題：分不清政治與學術。研究哈姆雷特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研究力學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研究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對不起，不正常---因為跟鄧曉芒先生觀點不同，所以不正常，所以有劣根性。這是誰的邏輯？鄧先生從德國哲學中發現的邏輯嗎？鄧先生是學術研究還是政治站隊？鄧先生從政治角度來攻擊別人的品德，是從德國哲學中學來的治學方法？

劉小楓對文革的不同看法，為啥不能是文人風骨而是文人劣根性呢？有著頂級哲學素養的鄧先生的“論證”（注意，加了引號）是：

“中國有句老話“一為文人，便不足觀”，就是一成為文人就沒什麽可說的，文人無行。所以我後來有一係列的怪論：自先秦就是“百家爭寵”，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就表現在這裏，百家爭寵，不管你是什麽觀點，最終是為了爭寵，以便獲得權力。“

艾馬，看到沒有，鄧先生的學術素養就是這麽高，就是這麽主觀，就是這麽任性----我有這個結論，所以這是標準，劉符合這個標準，所以劉的例子支持我的結論。讓俺說啥好，艾馬，啥也說不出來了。至高點已經被鄧哲學家用循環論證法占領了：你有不同的標準，你就是爭寵，你就是為了權力。你要清高，隻能認同鄧哲學家。這就是鄧的第二個問題：缺乏客觀深入的分析與論證能力，想憑自己的主觀臆斷說了算，當學霸。

劉小楓這個人的觀點俺也不了解（當年聽過一次他的講座，高大上的詞匯很多，也一樣聽不進去），搜了一下發現是現在國內某大學教授。跟鄧先生比起來好像地位上沒有太大差別。不知道他通發表對文革的看法爭到了什麽寵，獲得了什麽權力。

事實上，正如鄧哲學家所說，劉要爭寵，根本不需要碰文革這樣的話題（當年搞比較文學和基督教，劉文人的名氣已經超過鄧了---反正搞講座俺的學校請了劉而沒有請鄧）。劉碰了文革，又與鄧的觀點不同，鄧顯然不能理解為什麽，於是施展哲學訓練培養出來的想象力：劉是為了爭寵獲權。爭寵獲權，聽著耳熟不耳熟？-----宮鬥劇的典型邏輯啊，不知道是鄧先生大概德國哲學登峰造極大雅若俗了，還是寫宮鬥劇的都是搞德國哲學的教授？這種邏輯被引入學術討論，也真是奇了葩了。

在文革問題上，鄧對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進行誅心，反映出的是鄧自己的第三個問題：他被政治情感束縛了，忘記了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原則。

攻擊了劉，自己有沒有文人的劣根性呢？別人這麽說怎麽辦呢？鄧先生當然要把自己摘清：

”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走出這個文人情結。不要去爭寵，迎合什麽東西，撈一點什麽話語權之類的東西，有什麽意思？你還不如做點紮實的學問。但是劉小楓這個還是屬於文人的範疇。”

“還有，我信批判主義，首先就是自我批判，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為我是文革式的大批判，盡批判別人，不批判自己，這是誤解。每個中國人，中國的文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從自我批判開始，來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這是我對當今文化界的一個總體期盼。”

那麽，鄧先生自我反省的結論是什麽？----我絕對正確？鄧先生沒直接說，但他的這篇文章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為啥這麽說？因為上麵的三個問題反映出來的，就是鄧先生非常缺乏自省精神。劉有不同意見，就把他定為劣根文人。這是一種什麽判斷？主觀臆斷。憑主觀臆斷攻擊別人，這表明正是鄧自己在爭奪或者維護自己的話語權。連這一點都意識不到，或者意識到了而不承認，不正視，再加上前邊三點，鄧曉芒先生，您就拉倒吧，別扯哲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