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們為什麽自殺”到“他們為什麽不自殺”
上篇《聽了想自殺的音樂？（電影中的情義與胸懷）》
自律性自殺
01 電影與小說中的自殺
幾星期前看了一部立陶宛電影《雪中灰Ashes in the Snow》，一部關於蘇俄對波羅的海小國恐怖統治的電影，片子本身稱不上好看，但其結尾卻蠻讓我胡思亂想一通的：勞動營最高指揮官打印並簽署了一份命令，從北極圈釋放了一對未成年的姐弟，然後懸梁自盡。
看完電影，我們便開始回憶各種小說電影以及現實中的“自殺”，當然，隻是那種自殺，不包括戰爭狀態以及迫害歲月中受辱者的自殺。
首先想到的是法國《悲慘世界》中的警長的自殺，具體情節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兒就不說了。
還有波蘭電影《卡廷慘案Katyn》（2007）中的一個場景：時間應該是20世紀60年代吧，波蘭軍方高層已經觸及到了“卡廷”這個秘密敏感詞，一位軍官因為無法繼續調查並公布真相而飲彈自盡。
那部20世紀90年代的《泰坦尼克》，船甲板上維持秩序而射殺兩名乘客的大副，隨後自己也舉槍自殺了。
對了，還是法國警察的自殺，2011年的法國電影《警員Polisse》，最後一組鏡頭就是一位女警官說去開窗透氣，然後便從會議室直接跳了下去。
另外，還有那部意大利的《燦爛人生 La meglio gioventù》，同是警察職業的哥哥向窗外一躍……
從這些自殺人物來看，他們為什麽要自殺？首先他們不是畏罪自殺，沒有外在的（法律）壓力迫使他們自殺。他們自願選擇了自殺，我猜更多的是出於內心的一種自責，一種負疚感，所謂觸及了他們自身的良心和道德底線。我姑且稱之為“自律性自殺”。
02 海外的自殺案例
上麵講的都是出自電影小說類的，雖然我相信都有真實的背後資料，但畢竟可以視為“藝術加工”而一笑了之並置之不理。下麵講幾個真實案例。
（一）法國警察事件
據法國內務部統計，去年有35名警察自殺死亡，而今年到目前為止已有52人走了……10月2日，巴黎警察遊行“公訴”。
（二）日本的小保方（Obokata）事件
2014年1月底，《Nature》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是關於世界首例有效製作STAP細胞的論文，對於這個STAP細胞我不懂，而且怎麽讀也記不住，但對於那位30出頭年輕科學家小保方倒是永遠地記住了，人家是才女嘛。
一夜之間小保方女士成為全日本轟動人物，電視/雜誌上頻頻露臉，她的實驗室內景、她的筆記本，無不成為大眾/媒體的關注話題。
 
接下來幾個月，論文被其他研究人員質疑存在篡改造假行為……（請自己查讀）……接著，小保方所在研究機關介入調查並斷定其存在篡改和捏造兩項學術不端……7月2日從《自然》雜誌撤回STAP論文……
8月5日，作為小保方的上司，那篇STAP細胞論文的指導教授，笹井芳樹自殺了。歎息，扼腕，但值得致敬。
笹井芳樹教授為什麽要自殺呢？根據我查看到的一些材料，我不認為他有參與任何直接造假行為，也沒有知情不報，隻是由於對研究團隊的信任以及對新人的扶持而出頭露麵幫了一把。
這個案例中，日本媒體也一直在追訪小保方的另一位恩師：哈佛大學的Charles Vacanti教授。這位教授在不斷讚揚小保方的才能並堅信STAP細胞的存在的同時，也曾多次親自指導哈佛校內其他研究員再現STAP細胞，但始終一無所獲……
“Vacanti's lab closed and he retired in 2015 following the STAP scandal”，期間他對小保方的“造假”問題一直閉口不談。
 
從這個事件中，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兩位同是大牌教授的不同行為：即日本的笹井芳樹教授和美國的Charles Vacanti教授，自殺了的日本教授是由於他本人性格原因還是文化的影響？
03 國內的自殺案例
幾個月前，一位朋友問我：為什麽日本人那麽多自殺的，特別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精英群體，都是有頭有麵的人物，但卻不能豁達瀟灑地生活，怎麽格局都那麽小？
麵對他的問題我一時回答不了，因為我想的問題不是他們為什麽自殺，而是現代中國的中/高（層次？）群體中，特別是在各領域中可以“觀察到真相”的“精英群體”，他們為什麽很少或沒有自殺的？
我不甘心咱們泱泱大國的近現代史中竟然沒有上麵這種自律性的自殺，於是搜查了一番史料，終於找到了一例，相當不錯的一例。
（一）秋瑾被殺害事件
1907年，浙江巡撫張曾敭電令紹興知府貴福，貴福不敢怠慢，又電令紹興府山陰縣令李鍾嶽，李百般拖延後無奈帶兵逮捕秋瑾，並禮貌審訊，貴福聞訊大怒，厲聲責問李鍾嶽，並出示巡撫的手諭，命令他將秋瑾“就地正法”，後者雖然據理力爭，但終究未能改變結果。
行刑之前，李鍾嶽在大堂上對秋瑾說:“爾之冤屈，我深知之。鄙人位卑言輕，愧無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諒之也。”行刑之時，李鍾嶽自作主張，答應了秋瑾刑後不剝衣服、不焚毀秋瑾文稿等要求。
就在秋瑾遇難後第三天，李鍾嶽即因“庇護女犯”的罪名被革職還鄉……秋瑾遇難百餘日後，李鍾嶽趁著家人不備，在寓所懸梁自盡，終年53歲。
民國元年（1912年），秋瑾墓和鑒湖女俠祠興建於西子湖畔，李鍾嶽的靈牌位也被祀於祠中，上題“清山陰知縣李鍾嶽之神位”,下書“李鍾嶽先生，山東安丘縣人。秋案中有德於女俠”，以紀念李鍾嶽保護秋瑾和為秋瑾殉道的悲壯義舉。——摘自網絡
他們為什麽不自殺
A 朋友觀點
可惜的是，像李鍾嶽這樣的人物在中國的現實中幾乎是鳳毛麟角，或者說越來越少。原因何在？
下麵引用幾個朋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和我們現狀的看法。
“中國知識分子，跟日本及西方的比，他們是人嗎？現代製度都是把人變成犬類動物的文化，尤其是對於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或所謂精英。這一點，一定要弄清楚。”
“社會的變化，往往是因極端人的奮勇才有了可能性。這個是我覺得特別珍惜的。”
B “信仰者們”不自殺
我一直覺得，在中國，在接觸了“共產國際”以後的中國，那批“信仰者們”的責任對象是組織，而不是他們常說的“人民”或“國家”，這點非常離奇，而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國家。其實早在列寧時期，當他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曆史上深受俄羅斯大害的波蘭，他們的工人階級拒絕了響應……而我們呢，1920年代的李大釗能夠“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那時的外蒙還沒獨立呢）；高崗也曾在1949年建議把東北宣布為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蘇聯當時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而言之，所有那些“信仰者”，他們似乎隻在為一個黨組織效勞，而不是“人民”或“國家”。這種體係中對“人”的道義思考是不存在的，而自殺，更多程度上會被視為意誌薄弱、或是信仰不堅定、或是對組織的背叛，如同戰場上不能當戰俘是一個原理。想一下另外兩個案例吧，一個是1966年羅瑞卿跳樓自殺，毛知道後說：為什麽跳？沒出息！一個是彭德懷對毛的表態：“我一不反黨，二不自殺！”。很像我的假設吧？
C 被賣還幫著數錢的“人民”
這也是我很早以前放棄和主流媒體們一起使用“人民”這個單詞的原因！因為他們所說的“人民”不是作為一個服務對象而存在的，他們口口聲聲的“人民”隻是一群被甩在一塊土地上、一下子抹不去、又不同於牲口的既成事實。正因如此，他們不但不會有被迫判處秋瑾死刑的那位縣令李鍾嶽的那種糾結心理，他們還會一會兒劃出一批反革命反動派槍斃、一會兒圈出一批黑五類四類分子走資派往死裏鬥，甚至還會用個“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樣的理論，讓人抽簽去服刑……如今塵埃落定，也不會有《悲慘世界》中的警長那樣的自殺，從嚴鳳英到林昭、再到張誌新、再到最近的李莊案……有多少位“經辦人”能像那位縣令李鍾嶽那樣？
D 暗曉“不作不死”理論的“精英”
這裏再多說一句，現代所謂知識分子或者精英們也基本屬於他們的一類，這也就是八千萬黨員的由來，黨員們出於組織的紀律約束，幾乎不可能有那種“自律性自殺”，而是一門心思往官位上靠並且往上爬，這也是北京上海等地幹部醫院或幹部樓存在並被羨慕的原因，自殺了，可就什麽也享受不到，一輩子白幹了呀！！
至於那些非黨員的知識分子，是否也受黨的教育影響以及監視管理而不敢輕易自殺？孔子曾有“吾日三省吾身”之教導，這個“省”到底是指什麽？
“活在當下、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寫此篇僅為紀念一下此次香港事件中的遇難者，如同他們為64舉起燭光，如同捷克人一直紀念著那幾位自焚青年。
In the depth of winter,
I finally learned that within me there lay an invincible summer.
—Albert Camus from 《Return to Tipasa》
下篇：《含笑而去的自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