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って何？」

「生まれて來たこと。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もな」

鄧文迪，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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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階段又看到有文章批鄧文迪了，不是滋味兒。其實我並不喜歡鄧文迪，如同我在《散講跨國婚姻：數據與故事》一文中的一段：想起90年代在日本看了鄧文迪、默多克的簡單報道（那時還根本不知道鄧以前的精彩經曆），旁邊一位日本朋友（記者）說：我敢打賭，鄧文迪的前任以及後任男友都是白人，先是一些社會高層的白人，以後會找年輕無名的白人。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今天，時常自虐找抽的我應該嚐試一下如何為她做個小心翼翼的辯護，更何況今天還是建黨紀念日，二奶鮮肉文化也正在有條不紊地持續性擴散性地發展中呢。當然，我也知道，不管是我的喜歡，還是我的不喜歡，以及我下麵所謂的辯護，對今天的“讀者”都沒有什麽意義，照文城笑壇上的話講屬於“我家今天夥食不錯，又有些吃飽了”。

圍繞此事我胡思亂想的事情太多，所以我會分段而寫，你不必一口氣讀完，也不必每段都讀，覺得有些皺眉頭了拒讀也可能是最佳選擇之一，畢竟下麵的一二三四五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以及邏輯推理，隻是一種天馬行空以及對眾生相的心理猜測，是一種思維模式的“印象派”，信的人早就信了、不信的人估計永遠不會信，至少嘴上永遠不會信。另外，我也知道在文學城上遊玩的人道德是很高尚的，時間是很寶貴的，800字以上的文章也是肯定不讀的。（麻煩，到這裏已經550字了）

01  大家都想出去（此節620字）

曾經，我有個朋友，他是90年代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首席翻譯。每次朋友碰麵，總少不了聽他講各種段子，主要就是他在領館內見識到的各種奇聞：各年齡段的中國女子如何“不擇手段”地找德國對象並獲得出國機會。他還提到，他們這些男的對這些事兒一般看過算數，甚至能夠理解，但領館內的中國女工作人員，往往會有抬不起頭的感覺。

我說，這就是自卑。通過這種自卑，本來應該好好想想其源頭其起因的；但實際上，更多的，大家往往會把矛頭指向那些大膽使用多種手段跳出去的女性，認為她們給中國人丟臉了，給中國女同胞丟臉了，從而把她們評得一錢不值，恨不得上去一個巴掌一口唾沫……這總讓我覺得很沒必要，也很不公平！

為什麽呢？一句話，當你看到非洲草原上，在某個“季節”，成千上萬的羚羊斑馬牛羚朝著一個方向奔騰時，你會在意其中各個“個體”嗎？會去找出其中“一個”來一段不倫不類的讚美或貶損嗎？不會的！同理，當我把自己放在宇宙中觀察那塊900多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你也可以觀察到一個朝東海岸、朝海外的“奔騰”現象，而且這是貫穿於近400年曆史中各個時期的，這時我本人就不會在意奔騰的是牛、是羊、是馬、還是驢！都無所謂了！

在那德國領事館，倒是一些德國人把事情看得很淡，對要辦簽證的人他們都不會做太多的延申思考，也記不住那些人名事件，在他們看來即便是張首晟也沒什麽與眾不同，都屬於要出去並不想回母國的人；但他們倒會記住《散講跨國婚姻：數據與故事》中寫的那個舅舅C,因為當初隻有他是領館要給他簽證，他卻不要！

02  近現代史中的一些尷尬事件（此節2100字）

鄧文迪走出了國門，許許多多鄧文迪們在她之前和之後也都跨出了國門。其中有一些人留戀家鄉、割舍不了思念之情；而有一些則成為了離岸愛國者。這種故國情節的背後有沒有一種臆想出來的一廂情願呢？我們來看看近400年“中國”政府對海外僑民的態度和作為。

A，明朝萬曆年間，“西班牙人在呂宋島上針對講華語方言的華人所進行的屠殺行為，分別在1603、1609、1639、1662年約略有四次”。其中第一次1603年的屠殺華僑之後，西班牙人本來以為當時“代表中國的”明朝政府會報復，結果，一份《諭呂宋檄》，“1605年5月底、6月初由中國貿易船隊中一名船主帶到馬尼拉，分交菲律賓總督、馬尼拉最高法院和馬尼拉大主教”。檄文首先指責殖民當局戕殺華僑萬人，但宣布對屠殺萬人的殖民者“不忍加誅”，“其海外戕殺姑不窮治”；然後宣布“海外爭鬥，未知禍首；又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最後隻要求殖民當局“可將該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斂各夷劫去財貨，資送還郡”。

得，看了這些東西，打開地圖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會怎麽看待並認識“華人”及其“國家”的呢？

B，1740 Batavia massacre，即1740年荷蘭人及當地人在印尼雅加達對華人實施的“紅溪慘案”。 “代表中國的”滿清朝廷怎麽來看待這一事件？乾隆說海外華人“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滿清欲殺之而不能的海外華人，被荷蘭人所殺讓其非常痛快。有了滿清的讚許鼓勵，荷蘭人越發肆無忌憚，由此也導致了後來維持兩年的Java War。

更可一比的是，因為這些事件及其他原因，當時的荷蘭東印度總督Adriaan Valckenier 於1741年“dismissed as Governor-General and recalled to the Netherlands”，途中被起訴並被送回雅加達，而且被直接送進了監獄；1744年被判死刑，所有財產沒收。1751年（調查仍在進行時）死於獄中。

得，看了這些東西，打開地圖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會怎麽看待並認識“華人”及其“國家”的呢？

C，柬埔寨“紅色”政權時期的華人。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在柬華人大約有60萬，然而，在經過紅色高棉的短暫統治後，隻剩下20萬到30萬。有趣的是，當時的祖國老百姓什麽也不知道，為什麽呢？當然，“代表中國的”恩來兄是什麽都知道的……

再來一遍：得，看了這些東西，打開地圖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會怎麽看待並認識“華人”及其“國家”的呢？

至於1911年發生在更加遙遠的墨西哥Torreón massacre事件，我就不寫了，讀讀也難受。但值得一提的倒是，那個早已被打得滿地找牙、即將倒台的滿清政府，“雇用美國人萊伯斯·威爾夫利為法定代理人來對這場大屠殺進行調查……6月份，他派遣他的夥伴亞瑟·巴西特（Arthur Bassett）去實施調查。同月，清朝政府向墨西哥要求賠償，要對方為每個在大屠殺期間被殺害的華人賠償10萬比索（1911年的錢），總計超過了3000萬比索。還要求墨西哥政府進行正式的道歉”……似乎中西文化終於“接軌”了！

所有“中國式”的“官方理論”，都可以用“地理/物理”上的“能力不及”來解釋。但在我看來，其實以前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中西“國家”理論的不一樣，或者說“政府”的起源不一樣，也可以說“文化傳統”不一樣！嗬嗬。

近400年中，華夏大陸政府對海外僑胞的態度是視之為“賤民”，“棄民”。當災難降臨到個人頭上時，他不能期望政府的救助，等待他的將隻是災難。

這些近現代史中不多不少的尷尬場景，無不讓我們思考我們曆史中的幾個問題：首先“國家”到底是什麽？其次，“國內民眾”/“政府”/“出去的人”，這三者之間是如何互相看待並解讀的；最後，我們是在什麽時候、什麽環境下產生了“政府有責任救助僑胞”這個概念的？

70、80、以及90年代出來的大陸華人群體中，有多少人的心中曾經有過上述想法，即便是一閃而過的？當然，最近20年的曆史演變，也讓我們有了如何取得平衡、兩邊占便宜的不可說出來的小算盤……我們對“現實利益”，都在做著理直氣壯而又不可告人的“合理選擇”！

我們頭腦中的“國家”概念是什麽時候形成的，我不知道。我們頭腦中的“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應該是如何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活在倒黴的近400年中，我當然會想象曾經的據說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或者更早的春秋人文，但我畢竟很不幸地活在這倒了大血黴的近現代中，心理上存在一個《下輩子還當中國人不？》以及為什麽的“思考”；或者，甚至，你還可以自問：如果是1977年，你獲得公派留學德國或美國的機會，你會學成回國嗎？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老子不回去了”！

嗬嗬，千萬不要穿越時代到2019年、偷看了房價再做回答哦！

03  個體之命運：誰能救我？（前篇《韓國王女故事》1900字，此節860字）

每次看到華夏群體中各層次的傷心事，我總會想為什麽在不同年代會一直上演同類虐心事件？接下來我就會不由自主去和日本比對：日本人的“思考”方法、“轉變”方法、男女一心的“統一”特征，還有他們的切腹文化……我知道這種亂串思維有些經不起挑戰，但你di知道？不能串連成線的眾多“印象”或“點點”，也照樣可以形成一幅幅“畫麵”！我們更加需要具有卓越想象力的思考！

其實，到如今，我還會把我們同獨立後的韓國做比較，他們似乎更加繼承延續了一些日本人的精神特征，而且是主動選擇日本作為學習榜樣而非華夏體係，當然學得不徹底，所以70-90年代隻聽說一些他們切手指的事情，沒見切腹的。

由此我想到韓國最後一位王女的故事，以及韓國前任大統領樸槿恵的父親樸正煕救助她的故事，請見上篇：《韓國最後一位王女：德惠翁主》。

不知為什麽，每次想到這些，我還會想起無數“周恩來‘保護’誰誰誰的故事”。你覺得這些“保護”是一回事兒嗎？恩來他最後救得了幾個同胞？是不是覺得曆史中能“救中國人”的反倒是外國人更多？？例子還要我去找嗎？找出來的案例越多，我們內心就越感傷痛！

文迪很清楚這點，我也很清楚，其實你也很清楚！我們不是常說：“中國人喜歡內鬥”嗎？對呀，如果那時我有能力有機會直接逮到一個老外老公助我離開那個國家，我就絕不會等待另一個恩來來“保護”我，我也不會麻煩你這個才華橫溢的中國才子來救我。我把這個名額讓給你的她吧，你們互相陪讀，一起出國深造，難道這不是你好、她好、大家好嗎？幹嘛出來了還要罵我？

沒有一個好的體係，誰也保護不了誰！誰也不會真的保護誰，那隻是“術”而已！當然也請不要逼問我什麽是“好的體係”，我也拒絕用“words”回答，因為隻要你觀察一下，我們大家雙腳的運動方向以及對落腳之處的選擇已經是一個回答了！

當然，還可用另一種語言模式回答，借用城裏一位遊仙之言：我出國之事，是沒辦法的，我想不出去都做不到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是我的命！嗬嗬，鄧姐姐不也是被命中注定、被她的“宿命”牽連嗎？我們與文迪同根同命運！

04  最後一棍子（此節910字）

當鄧文迪在西方社會混得如魚得水時，女人們會罵她，也會羨慕她。那男人們呢？作為中國男人，隻要有機會，難道不也想找個純種白人女人？回想一下我們抱有的強烈的“混血兒漂亮”這個概念，是怎麽個混法？要知道，世界史中沒有幾個地區或族群是有這種“觀念”的！

好在伴隨最近20年的經濟發展，華夏男人們似乎也終於等到機會了，雖然比鄧文迪整整晚了30年，但畢竟機會降臨。有關“洋媳婦”的報道在不斷增多，烏克蘭俄羅斯年輕女子已是我們某些行業人員可以隨意挑選的了。而各類“洋媳婦”的報道中似乎又包含著一個離奇的“等級觀念”：越南柬埔寨媳婦“當然”不在其中，那是找不到媳婦的農民們花錢買的；東歐的不如英法德的叫的響亮；如果是土耳其裔德國人或北非裔法國人……哎，心理深處的各種“窩囊與齷齪”啊！！

華夏男人啊，（今天隻想質問拷問華夏男人），“老祖宗不努力子孫倒黴”，這是土豆的口頭禪。針對華夏史中的千姿百態，土豆向來是把責任歸到男人身上的。土豆始終認為文明的主創者是男人，從古至今，從海內到海外。換句話講是幾代幾十代男人的所作所為決定了後代子孫的命運，其中當然包括女人的幸與不幸。

上周六晚，餐桌上我們一家又照樣聊了兩個多小時，給孩子講了5組出國華人的故事，不同年代不同年齡及不同方法不同專業不同結果的，其中也包括鄧文迪的，最後問孩子對鄧的事情怎麽想，她說：我不喜歡她的做法，但我也不會去罵她。

對了，忘了對文迪的“小三手段”及其“道德”進行鞭撻譴責了。嗬嗬，請回頭想想萊文斯基事件，當年是誰要被唾沫星子淹沒了？明明都知道誰是始作俑者，然而當時是萊文斯基倒了大黴，一蹶不振。大家還不是找軟柿子捏嗎？同理，在鄧文迪和男人們的故事中，那些男人們扮演了什麽角色？難道應該把髒水都潑到鄧文迪身上？還是我們習慣了男人們“換衣服”，而不能容忍女人掌握主動權？

土豆我不喜歡議論男女情事中的錯與對，要談也隻用社會心理學而不是所謂的“道德”。嗬嗬，道德，我哪兒有啊？我哪兒來的道德觀啊？我身上沒有你們的那種“道德烙印”！但我知道，我是“無印良品”！如果有印，也是你們的牙印！

不寫了，我還要出去忙我的戀愛呢！7月去上海戀愛、8月去東京戀愛、還要去香港看望那對夫妻朋友……他們都在等著我呢！

《胡蘭成，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