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節是我最喜歡的一節。

1.1.10 主教走訪不為人知的哲人

G先生也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覺得他就是我所要尋找的人，所要學習的人。就像當初認識鮑勃馬利和切格瓦拉一樣，讓我興奮無比。讓我有“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感覺。

從看到這一段起，我就開始對這本書，這段曆史產生了興趣。開始翻閱資料，網上的信息去尋找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G先生，希望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從前在曆史課上讀到的雅各賓派，吉倫特派，羅伯斯庇爾，路易十六，這些個名字重新又回到我的腦子。當初及其模糊的記憶，又重新被梳理。正與反，對與錯，左和右，再一次被比較分析。曆史是無聊的，人性是永恒的。我們所應該追求的東西，在死前最後應該感悟到思想，甚至是活在當下的意義，這些都是什麽？我那一刻就覺得應該也必須要好好思考。

另外我看到G先生同卞福汝主教的對話，解決了我對宗教信仰的問題。明白了“信仰”和“宗教”的區別。一個人必須有信仰，這是一個人活在世上的行為準則。但是需要把信仰和宗教聯係起來嗎？這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很多的時候一個宗教反而會妨礙了一個人的信仰，讓他無法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行事。

這一節第一句話：“我們在前麵幾頁提到過一封信，在那信上所載日期過後不久的一個時期裏.....”不知道雨果所指的這封信是哪一封信？是巴狄斯汀寫給子爵夫人的嗎？

雨果對於國民公會和大革命的態度也是有些模糊的。很多時候一個人在做判斷的時候最困難的就在於他做判斷的時機是怎樣的。如果做評判的人完全脫離於事件的本身，也許他會有時間更加全麵的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去掌握更多的信息，去閱讀其他人的更廣泛的意見，然後從容的做出分析給出自己的評判。但是這樣的評判就是最準確的嗎？是不是更會受到其他輿論的影響呢？最終做出的評判是自己內心真實的反應嗎？從某個角度，我更願意相信一個參與者內心最直接的感受。雨果對於國民公會的態度就體現在主教與G先生你來我往的談話中。好像是他自己內心深處的一段辯論。

“這些全是鵝群詆毀雄鷹的妄談。”

雨果在開始的一段話描述了當時的迪涅百姓對於G先生的評論，也是當時代法國人對於所有國民公會的態度。在老百姓的眼裏，G先生和國民公會的人都是一些癡心妄想，大逆不道的人。他們膽敢表決國王的死刑？！簡直就是弑君一樣。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種態度。對於長久的遭受壓迫和受人統治的人群會自動默認自己的階級與社會地位。他們相信一個人與生俱來就應該從屬於某一個階級，而且也習慣了這樣的分階級的生活。隻要自己在本階級裏麵混的比別的同一階級的人好就滿足了。從來沒有想過要打爛這樣的階級。更有甚者，還會維護社會上的這種分階級的製度，替壓迫自己的人去辯護，以期待得到高階級的人對自己的另眼看待，來換取自己在本階級的特殊地位。這些人從不知道什麽是人生來平等，也不知道何為博愛。例如昆汀的電影《解救的薑戈》裏麵的那個黑人管家。魯迅先生在作品中有過很多這樣的描寫。例如《藥》裏麵的紅眼睛阿義，駝背五少爺，花白胡子，和康大叔。他們就和雨果筆下的迪涅的百姓一樣，不明白革命黨和國民公會到底是為了誰，為了什麽去“造反”“革命”“去投票表決路易的死刑”？當革命成功了，他們是懵懂的一群人，瞪著眼睛看著遊行的隊伍，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要載歌載舞。如果革命失敗了，他們是憤怒的一群人，會朝著革命者的臉上吐口水。所以說在任何一個國家，革命者都會是悲哀的，他們來自底層的撕心裂腹的咆哮並不會為世間大眾理解。革命成功了，還要花大力氣解釋為什麽要革命，還要提防來自革命者內部的別有用心的人。要是革命失敗了，就隻有任憑別人去寫吧。

G先生在主教的心中是一個有罪之人。這裏的罪是罪惡的罪，是罪犯的罪，並不是基督教徒嘴裏說的人與生俱來的原罪。主教對於G先生有一種很矛盾的心理，讓主教在是不是需要拜訪G先生這個問題上很猶豫。因為主教知道G先生是一個惡人，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勸說G先生回心轉意是徒勞的，隻會增加口舌上的麻煩。不知道主教心中是不是會覺得G先生本就應該下地獄。不過另一方麵，作為基督徒主教也在內心告誡自己應該去見他，去做一番努力。可是世間的人誰會真的甘心情願的去做一些徒勞無功的事呢？這就是主教的猶豫之處。不過這都是主教自己一廂情願的猶豫，G先生並沒有期待他的來訪，也沒有對他有過多的猜測。而G先生卻是一直存在於主教的心中。在主教心中也許國民公會本身就是一種全民的公敵，他們沒有信仰，他們靠著暴力來推翻一種製度進而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不尊重任何原有的勢力，像烈火一樣可以燒融一切。這是主教心裏感到恐懼與厭惡的東西。他不恐懼那些沒有信仰的人，他願意與之辯論，就如同前文提到的那位唯物主義的元老一樣。主教大人並不畏懼這樣的人物，相反主教心裏還很鄙視這樣的人。因為他已看到了這些人虛偽做作的一麵，看到他們脆弱的一麵，雖然主教沒辦法說服他們改變信仰，但是主教也不會把這當作自己的一種失敗。主教也不怕暴力的人，例如前麵提到的大盜克拉華特。在人性的暴力麵前主教麵無懼色。歸根結底是因為他知道對方要的是什麽。他並不懼怕是因為他本身沒有強盜所要的東西，就像是陳平在強盜麵前“解衣刺水”一樣。

卞福汝主教是“厭惡”G先生的，因為他猜不到G先生心裏到底在想什麽事。如同兩個打牌的人，相互猜測對方的底牌。隻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夠坦然以對。可惜G先生在主教的心中就如同一尊石佛一般猜不透。他多麽想像其他迪涅的老百姓一樣簡單的把G先生歸類為惡人，一個類似弑君的人。可是主教心裏又沒辦法說服自己，他知道不能用簡單的善惡來判斷G先生，他更不相信迪涅的百姓是明白事理的一方。沒辦法，盡管主教是那樣的愛自己的信徒，愛自己的百姓，但他隻是像一個牧羊人愛自己的山羊一樣，他可以照顧它們，喂食它們，卻從未想過它們會有和他一樣的思想。愛與信任本就是兩個不同的事情。從前有一位朋友就和我講過這樣一種判斷事物的標準：隻要是老百姓認為是對的，那就一定是錯的。雖然是偏激了，但是確實是有適用的地方。

主教一定會去看G先生的，而選在G先生病入膏肓不久人世的時候就最恰當不過了。因為他知道這是G先生最脆弱的時刻了，而他來看望一個將死的人，別人也不會對他的動機有其他的疑問。而他也無法錯過這樣的一次見麵，否則他會遺憾終生，心裏那種交手的欲望就如同一個苦練十年的劍客一樣。我這樣講並不是要詆毀主教，相反我對他仍然充滿敬意。他已經是那個時代裏個人品行達到極致的人。他對於人生的領悟已經遠遠超過別人，他隻是缺乏一些對於未來的估計與判斷。不過這也不是他的過錯，所有的宗教信仰不都是這樣的的嗎？一個信徒，忠誠的信徒所能預見的不外乎自己死後的世界，天堂或是地獄，極樂世界或是萬劫不複，別無他路。這也是宗教的局限性。

主教選擇那一個時刻去見G先生，因為他不想失去最後的機會去見一個“故人”。雖然他從未與這位“故人”見過麵，但在他的內心早已經反複多次的推演了他們之間的交流。也可以說主教這次的拜訪是命裏注定要做的事情。很多時候自己內心指引的方向與外在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於是就會在心裏反複的琢磨，拿起放下再拿起。總想找一個理由來說服自己，最後終於到了臨界點，這時候才發現這是命裏注定要做的事，從前的考量與猶豫都是不必要的。

路易十六應不應該死？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在表決路易十六死刑之前曾說過一句名言：路易必須死，共和國必須生。這很像是明英宗在猶豫是否殺於謙的時候，徐有貞的進言：不殺於謙，此舉（奪門）無名。我們現在知道於謙是被陷害的，因為在於謙背後的是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明代宗。我也很好理解為什麽徐有貞要陷害於謙。但是處決路易十六並不是一樣的情形，他的背後是合法的王權，而且他也無力再阻止革命的發生。那麽路易的生與死隻是共和與憲政的糾結。最終激進的革命派占取了多數，共和取代了憲政，於是路易上了斷頭台。從此革命拋棄了理性的束縛，露出野性猙獰的麵孔，砸爛了一切，也包括他們自己。路易十六死掉的一年後，大革命之子羅伯斯庇爾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主教對G先生的憎惡源於對暴力革命的厭惡。他看到了太多的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罪惡，於是終於遷怒革命的本身。包括表決赦免路易死刑的革命溫和派的代表G先生。如果麵對的是革命激進派，主教也許不會這樣的猶豫，甚至根本就不會去看望他。但是G先生代表的是革命的理性的一麵，麵對這樣的人就必須仔細的考慮，無法輕易的否定。

兩個人開始並不相互了解，隻是通過彼此的身份來慣性的猜測對方。

一個行將物化的人。“行將物化”這個詞用的太好了。一個人的死亡，一個生命的消失，就是從精神到物質的轉變。那麽生命的誕生也就是反過來的從物質到精神的轉變。

對於死亡的描寫，雨果的這一段算是最安詳的了。沒有恐懼也沒有掙紮，G先生做出了很好的展示。先是內心感覺到死神的降臨，於是坐在室外，眺望著遠處的夕陽。心裏也有一些期盼，期盼能再一次看到黎明，不過十有八九不可能了。轉而又想自己可以“披星戴月”的離去不也是很美妙的事情嗎？看著轉身去睡覺的牧童，沒有永別的感慨，反而覺得“長眠”與“入睡”也是一種相依相伴。

麵對如此從容不迫的死亡，主教內心卻有些失望。也許他看到太多了臨死之人，他們會拉住主教的手，會感激主教的陪伴，會主動的把自己最後的時間交給主教。而主教也會很高興的給他們以最後的安慰，從而自己內心得到滿足。這也就是所有宗教活動的最高形式。不論是和尚念經還是牧師禱告。而G先生這樣的情況主教是第一次遇到，麵對G先生的從容，主教忍不住都要提醒他：喂，你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嗎？你不想知道死後去哪裏嗎？你不想懺悔你的過錯嗎？你真的不害怕嗎？雨果在這裏細致的描述了主教的心理狀態，因為在他的心中卞福汝主教依然是偉大的人，這些矛盾的心理“隻不過是寬大的胸懷中所包含的細微的東西”，沒有人是完美的，人不會無時無刻的完美，不管你是主教還是主席。

“知識與良知”

暴君是人類愚昧的產物。王權是偽造的權利。不僅僅是王權，這個世界上一切自以為是的權力都是偽造的。隻有知識才是真正的權力與力量。有了知識可以認知世界的不同，並驅趕走愚昧的權力。而良知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知識的火種。主教不喜歡這樣的說法，因為在G先生的眼中王權與教權同樣都是偽造的權力。人民可以推翻王權，有朝一日也會擺脫教權的束縛。

“革命者的局限性”

G先生對九三大革命有遺憾。即便在實際社會中摧毀了舊的製度，卻沒能在思想領域建立新的製度。於是大革命最後就變成了一種惡勢力暴力推翻另一個惡勢力的循環。而最終也被另外的勢力給推翻掉了。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大革命，因為它告訴人民雷霆的一擊是可以驅散陰霾的。

“應該哭誰多一些？”

主教因路易十七的死來責問革命的殘忍，而G先生沒有做正麵的回答，反而提出另一位人民起義領袖的弟弟的死亡來責問王權的殘忍。實際上是在說明雙方都有惡的一麵。但是G先生最後的一句：“這天平如果傾斜，也應該偏向平民一麵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較長些。”這是一個革命者在進退取舍之間的主觀選擇，不是某一個特例的判斷，是把事情放在一個大的群體當中，一個很長的時間跨度上來做出的判斷。

“我是一條蛆”

主教承認那些在教會的蔭蔽下享受腐爛生活的人和王權籠罩下的所謂的貴族一樣，都是寄生蟲。即便卞福汝主教本人並不是這樣的，但是在製度下大多數的特權的人卻都是這樣的，因此主教的這句話不是反駁，而是替製度認罪。也是主教大人在自責。即便主教自己並沒有那些奢侈的享受，但是他也不能讓自己完全脫離腐敗的教會，甚至不能更努力的去幫助教會改善自我。想獨善其身的人也是可憐的無能的沒有膽量的，因此主教承認自己也是一條蛆。

“無極中的那個我，便是上帝。”

這一句最具有懸疑，該如何理解呢？無極中的我就是主宰？無極中的良知就是主宰？虛無中的“有”就是主宰？萬物皆空，空即萬物？

人類應當怎樣進步？是應該按照上帝的指引一步步的走到上帝的身邊，不管其中有怎樣的波折與苦難都要堅守本分，相信極樂世界與天堂？人類的最後進步就是極樂世界與世間的天堂。從懵懂無知的純潔開始，直到被染上汙漬，然後開始不斷清洗自己的汙漬，有時候汙漬變得越來越大，有時候隻能看到別人的汙漬而忘記了自己的，有時候習慣了身上的汙漬，認為這是身體與生俱來的一部分，有時候還要忍受其他滿身汙漬的人來指導自己如何清洗，直到一天再也分辨不出何為汙漬何為純潔。

“進步應當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信宗教的人來體現，無神論者是人類惡劣的帶路人。”

主教的這個觀點並不奇怪，我想這也是他之所以信仰宗教的緣由，而且這樣的話在主教的口中說來反而更加的讓人信服。不是信服這句話的真實與否，而是相信主教的忠誠信仰。仔細想一想這句話也是有道理的，無神論者的定義也可以是無約束者，對自己有約束的人，不管這個約束是神仙還是良知，都會讓人內心有恐懼，有恐懼才能真正約束自己的行為。

革命也是人類進步的一種方式，盡管它充滿暴力上色彩。而且往往事過境遷之後，人們議論更多的也是它的暴力。但這是人類主動推動進步的一種方式。

“關於路易十六的事，我沒有讚同。我不認為我有處死一個人的權利，但是我覺得我有消滅那種惡勢力的義務。”

G先生的這句話誠實的反應了法國大革命中革命溫和派的立場，他讚成有限製的使用暴力去推翻一種舊的惡的勢力。而至於這種惡勢力下的人物，不一定需要被消滅。針對路易十六的事。G先生參與了表決，就代表著路易已經完全垮台了，人民有了這個審判的權利，人民的利益和權力得到了伸張，為以後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在G看來這已經足夠了。而寬恕路易十六既是G內心的良知，也是表達了一種對於暴力的厭惡與控製。這也是雨果的對於大革命的態度。

如果說教會的腐敗是主教的痛，那麽93年的革命就是G先生的痛。G先生的痛在於93革命沒有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下去，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來約束革命，以至於革命的暴力將革命引到了另外的方向，最終被人民自己拋棄。以至於在十幾二十年後的今天，93革命成為人們指責的對象，這是G先生最為痛惜的地方。但是他還是忍不住的辯護，直到他生命之燈燃盡。

在G先生生命的最後一刻，主教已經放棄了他所有的成見。他希望能引領G先生的靈魂升入天堂，帶他重新認識上帝。可是G先生拒絕了。在他簡述的自己一生的經曆裏告訴主教，他是一個人，在一生中盡了一個人的本分，這就足夠了，別無所求。他不恨別人，更願意躲開別人的恨。同樣他也不願意接受主教的拯救。這一個結局對於主教的震動是巨大的。當後來的人們問起G先生的時候，主教隻是用手指指著天上，也許他認為G先生已經去了天堂，或者他在重複G先生自己的結論：無極當中的我，就是上帝。

與G先生的會麵還是給了主教很大的震動。他看到了革命的另外一麵，對自己從前的判斷做出了修正。他更加厭惡了社會上的權貴與教會中的蠹蟲。而且對他們的批評也更加的激烈了。這一章節的最後一句，主教用來嘲諷貴婦的話語：幸而鄙視紅帽子的人也還崇拜紅發冠呢。反對革命的都是那些攀附權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