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讓今年的醫師節,格外受到關注。而提起中國現代醫學,黃寬這個名字,永遠有著沉甸甸的分量。
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孔子學院門口,至今仍矗立著這位中國人的雕像。
被譽為“中國西醫第一人”,他是現代醫學的先行者,是中國最早的醫學博士。
早到什麽程度呢?
他拿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中國還處於太平天國時期。
1、
穿馬褂的清代博士
1857年8月,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典禮,來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一眼望去,整個禮堂座無虛席,幾乎都是金發碧眼的白人。
唯有一個例外。
黃皮膚,黑頭發,穿著馬褂,蓄著辮子,在人群中顯得十分突兀。
他就是黃寬。
在他的“加封”儀式上,愛丁堡大學著名醫學家辛普森特別提到:
“在你們中間,黃寬作為一位值得稱道和謙遜的學生,贏得了高度評價。
“他所獲得的獎勵與榮耀給我們帶來希望。
“我相信,作為畢業於歐洲大學的第一位中國人,他將成為西方世界醫學藝術與科學的代表,將在他的國人中產生重要的影響!”
麵對西方醫學機構與醫院拋出的橄欖枝,黃寬一概拒絕,毅然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祖國。
“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他為此傾盡了畢生心血。
2、
免費的教會學堂
1829年,黃寬出生於廣東香山(今珠海市)東岸村,自幼父母雙亡,與祖母相依為命。
他喜歡讀書,也很聰明,祖母將他送進鄉村私塾,跟著私塾先生學習。
但黃寬的家裏實在太窮了,因為交不起學費,他隻讀到一半,便不得已輟學了。
12歲時,黃寬聽說澳門有一所免費的教會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雜費,還能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
這令黃寬大喜過望,欣欣然前往澳門,報名進入校內學習。
該教會學校,便是大名鼎鼎的馬禮遜學堂——中國近代的第一所洋學堂。
● 馬禮遜學堂
馬禮遜學堂由基督教傳教士創辦,專用於培養教牧人才,課程有神學、英語、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地理、生物、機械、音樂等,教學內容非常豐富。
這些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新理念,為黃寬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他沉浸其中,學習尤為努力,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黃寬在馬禮遜學堂整整學習了5年,期間,學堂從澳門遷到香港,他便也隨之來到香港。
1846年,時任馬禮遜學堂校長的美國傳教士塞繆爾·布朗,因夫人患病需要回國。
臨行前,布朗站在講台上,詢問有沒有誰願意隨他同去美國,屆時不僅能享受更優渥的教育資源,還能為家裏掙得一筆補償金。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背井離鄉,坐3個多月的船,去一個全是“紅毛鬼”的地方讀書,大多數人都覺得不是什麽好事情。
教室裏一時陷入了沉默。
在經過一段時間思考後,最終隻有三個學生站了起來。
作為其中之一的容閎,多年後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當勃先生(即布朗)布告遊美方針,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
寥寥數語,為我們留下了中國最早的幾位留學生,在做出人生重要抉擇時的瞬間。
若幹年後,黃寬的兩位同窗亦有作為:
容閎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上海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並組織了第一批官費留美幼童,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黃勝則籌建了中華印務總局,參與創辦《中外新報》《華字日報》及《循環日報》等多家報紙,成為一代中文報業先驅。
3、
曾是李鴻章的私人醫生
來到美國後,黃寬等人進入布朗的母校——馬薩諸塞州孟鬆學校學習。
因成績優異,黃寬在畢業後得到了教會的資助,轉赴英國,考入愛丁堡大學。
這是英國曆史悠久的高等學府,七大古典學院之一,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學術象牙塔般的存在。
● 愛丁堡大學
黃寬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深造機會,他更加刻苦,在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完成了7年學業,最終以排名第3的優異成績,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那個年代,縱然在英國,醫學博士也是鳳毛麟角,黃寬完全可以憑此在歐洲過上優渥的生活。
但他謝絕了歐洲醫學機構的盛邀,毫不猶豫地踏上了回國之路。
落葉歸根,這種屬於中國人的獨特浪漫,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位同胞的骨子裏。
回國後,黃寬遵照資助人的要求,到香港的教會醫院工作,兼任傳教士。
然而,一些白人傳教士固有的種族偏見,讓黃寬感到非常氣憤。
終於,在勉強工作了一年後,黃寬辭去了教會職務,轉而奔赴廣州,接辦惠愛醫館。
那時的西醫在中國人心中,既感好奇,又有些抗拒。
這些“大胡子”“紅毛鬼”把人的五髒六腑說切就切,有時候還會解剖人的屍體,看起來實在恐怖。
而黃寬不一樣,他不是“紅毛鬼”,他說的是廣東白話,卻能像西醫那樣治病動手術,加之醫術精湛,很快名聲大噪。
在黃寬的大力整頓下,惠愛醫館業務蒸蒸日上,僅1859年,便接診病患2.6萬人。
隨著名氣不斷增大,黃寬的名字傳到了李鴻章的耳朵裏。
1862年,李鴻章率淮軍抵上海,黃寬受邀進入李鴻章幕府,擔任醫官,即李鴻章的私人醫生。
當時李鴻章正忙於與太平天國作戰,黃寬不必去前線,留在幕府中深感無聊,更無法適應滿清政府的官場習氣,半年後索性辭職。
上海道台丁日昌極力勸他複職,並許給他種種便利,但黃寬終未同意,徑直回了廣州,辦起了自己的診所。
1863年,中國海關醫務處成立,在全國聘請醫官。而首批聘請的17名醫官中,僅黃寬1人是中國人,其餘16人都是外籍醫師。
在職期間,黃寬詳細觀察記錄了廣州地區中外社區的公共衛生狀況、流行病及用藥療法等,為早期的城市公共衛生管理和口岸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參考。
● 廣州粵海關舊址
1866年,廣州博濟醫院成立醫學堂,黃寬被聘為教師。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西醫教育機構,在徘徊與探索中艱難起步。
黃寬教授讀博期間專攻的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
他撰寫教材,涵蓋三年製的基礎理論和兩年製的臨床實踐,並為學校建立了實驗室和標準間。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他為國家首次打造出了現代化的醫療培訓體係。
從此,中國有了第一批自己培養的西醫專業人才。
而博濟醫學堂,經過15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了今天我們熟知的中山大學醫學院。
1867年,黃寬代理博濟醫院院長,每日忙於診務和教學。
經他治愈的病患多不勝數,僅有記載的膀胱結石手術,便做了3000餘例。
黃寬也被譽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的外科醫師”。
4、
白衣執甲,仁愛無疆
1878年10月,黃寬罹患頸癰疽,適逢英國駐華領事夫人難產,求他出診。
雖經家人再三勸阻,黃寬仍決意出診救治。
最終,領事夫人平安,而黃寬回家後頸癰疽突發,於12日與世長辭,享年49歲。
中西人士臨吊者無不惋惜。
據說,當年從廣州赴美途中,黃寬、容閎、黃勝乘坐的“女獵手”號郵輪,在聖赫勒拿島靠岸,補充糧食和淡水,三人借機去憑吊拿破侖墓。
● 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侖墓
他們在墓前的柳樹上折一柳枝,帶到船上倍加愛護。布朗體會到弟子離別祖國的心意,將柳枝種植於紐約阿朋學校內。
後容閎重遊阿朋校園,柳枝已長成大樹。待黃寬去世,柳樹也已枯萎,可謂“樹猶如此,人更何堪”。
不勝唏噓。
如今,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內,黃寬的雕像高高矗立,紀念著這位前任院長和中國西醫事業的奠基者。
順著雕像望去,不遠處,黃寬的故鄉東岸村綠樹蔥蘢、繁花似錦。
作為畢業於歐洲醫學院的第一位中國人,黃寬以救死扶傷為己任,將西方醫學藝術,引入了百廢待興的中國,更培養了大批西醫人才,在近代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如著名傳教醫生嘉約翰所評價:“黃寬稱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征,也是體現中英人民之間友誼的典範”。
2007年9月,在黃寬畢業於愛丁堡大學150周年之際,應愛丁堡大學邀請,珠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黃曉東,率珠海市文化代表團一行,參加了愛丁堡大學孔子學院的開學慶典,並向愛丁堡大學贈送黃寬銅像。
同年11月,愛丁堡大學副校長博爾頓一行訪問珠海,就建立“愛丁堡大學-黃寬獎學金”及兩地大學之間開展合作交流事宜,進行了深入探討。
黃寬已故,但他的精神,已在中英兩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
白衣執甲,仁愛無疆。
我們欣慰地看到,在21世紀的今天,仍有無數學子寒窗苦讀,立誌成為醫學生,努力實現個人理想和人生抱負。文/牧龍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