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農民義務勞動工作熱火朝天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工作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我和五位同誌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幹活。按照‘領頭’同誌的指揮，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輪對，在我們的肩膀和兩個吊杆的推壓下，輕快地從一條線路跳到另一條線路上。一對車輪撤掉之後，就換上一對新的。放好所有的輪對，我們就把那些磨損了的舊家夥順著軌道迅速地‘打發到’棚子裏去……一、二、三，——它們被一台旋轉式鐵吊杆吊到空中，軌道就騰出來了。那邊，在黑暗中，響著手錘聲，同誌們在自己的‘病’車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著。既做木工，又上油漆，還蓋車頂，工作幹得熱火朝天，我們和政治委員同誌都很高興。那裏的鍛工們也需要我們幫忙。

在一座移動鍛工爐上放著一根燒紅了的‘導杆’，也就是車輛上用的鉤杆，鉤已經撞彎。白熱的鉤杆被鉗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經驗豐富的同誌的指導下，我們靈巧的錘擊使它漸漸恢複了原狀。它還放著紅光就被我們迅速地抬去，冒著火花安進鐵孔裏，——錘了幾下，就把它安好了。我們爬到車廂底下。這些車鉤和導杆的構造並不象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那裏有一整套東西，有鉚釘、彈簧……

工作熱火朝天，夜幕降臨了，爐火燒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誌靠著一堆輪箍在‘憩息’，慢慢地‘品’著熱茶。清涼的5月之夜，一鉤美妙的新月懸在天空。人們有說有笑，互相開著玩笑。

——格·同誌，收工吧，修好13輛不少了！但格·同誌還沒有心滿意足。喝完了茶，我們唱著慶祝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開展“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的地方，不隻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報》報道：“5月31日在特維爾進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有128名共產黨員到鐵路上勞動。三個半小時裝卸了14輛車，修好了3台機車，鋸了10立方俄丈木柴，還做了別的工作。熟練的工人黨員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著，6月8日《真理報》又寫道：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薩拉托夫6月5日訊。鐵路上的共產黨員職工響應莫斯科的同誌們的號召，在黨員大會上決定：為了支援國民經濟，每星期六無報酬地加班勞動5小時。”

我詳盡無遺地援引了關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消息，因為我們從這裏無疑地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建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對於這個方麵，我們的報刊沒有充分地加以重視，我們大家也還沒有給予應有的評價。

少唱些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並經過生活檢驗的共產主義建設方麵的事情，——我們大家，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者等等都應當不倦地反複提出這個口號。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的初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即擊敗資產階級的反抗，戰勝剝削者，粉碎他們的陰謀（如從黑幫和立憲民主黨人[1]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2]都參加過的企圖出賣彼得格勒的“奴隸主的陰謀”[3]），這是當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這個任務以外，同樣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提出——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即從積極方麵來說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的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

我曾屢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會議上講話時就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隻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代表著並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裏。共產主義的力量源泉和必獲全勝的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製的社會勞動組織靠棍棒紀律來維持，勞動群眾極端愚昧，備受壓抑，橫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靠饑餓紀律來維持，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內，盡管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的進步，廣大勞動群眾仍舊是一群愚昧的、受壓抑的雇傭奴隸或被壓迫的農民，橫遭一小撮資本家的掠奪和侮辱。共產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其第一步為社會主義——則靠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群眾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來維持，而且愈向前發展就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由善良的願望產生的，它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而且隻能是從這種條件中生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就不可能有這種紀律。代表或體現這種物質條件的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啟發和鍛煉出來的一定曆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原出拉丁文的、曆史哲學的科學用語譯成普通的話，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創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隻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總之是工廠的產業工人，才能夠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我們要順便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科學區別，隻在於第一個詞是指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第二個詞是指它的下一個階段，更高的階段。）

“伯爾尼”國際[4]即黃色國際的錯誤，就在於它的領袖們隻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卻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和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個階級鬥爭時期，隻要階級沒有消滅，階級鬥爭就不可避免，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在推翻資本後的初期變得更加殘酷，更加獨特。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鬥爭，而是繼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階級——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在另一種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滅階級”是什麽意思呢？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過它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製，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製，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無數小生產殘餘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特別難於克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聯係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

認為一切“勞動者”都同樣能勝任這一工作，那是純粹的空話或馬克思以前的舊社會主義者的幻想。因為這種能力不是自行產生的，而是在曆史上生長起來的，並且隻能是從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物質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隻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所以能夠完成它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是因為它是各文明社會中最強大最先進的階級；第二是因為它在最發達的國家中占人口的多數；第三是因為在象俄國這樣一些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大多數人是半無產者，就是說，這些人總是每年有一部分時間過著無產者的生活，總是某種程度上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雇傭勞動來維持生活。

誰想根據什麽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派的平等這類泛泛的空話來解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象考茨基、馬爾托夫和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做的那樣），誰就隻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麵奴隸般地跟著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的本性。要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隻有具體地研究已經奪得政權的那個特殊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之間的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在空想和諧的、“理想的”環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的和多種多樣的反抗的現實環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都千百次地親身遭受過，他們的親屬也遭受過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和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為決定由英國資本或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而屠殺千百萬人的戰爭——更異常地加劇、擴大和加深了這種困苦，使人們認清了這種困苦。所以大多數人尤其是勞動群眾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資本的壓迫，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辟一條創建不容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動搖，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資產階級“卵翼”下去的傾向不論如何嚴重，如何不可避免，他們也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的道義上政治上的威信，因為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並鎮壓他們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會聯係，新的更高的社會紀律，即聯合起來的自覺的工作者的紀律，這些工作者除了他們自己的職合組織的權威以外，除了他們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的權威以外，是不承認任何束縛和任何權威的。

為了取得勝利，為了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在反對資本的革命鬥爭中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吸引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徹底鎮壓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所有階層引上新的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勞動紀律、新的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勞動組織把科學和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就同創造社會主義大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大規模的聯合聯結在一起。

這第二個任務比第一個任務更困難，因為解決這個任務決不能靠一時表現出來的英勇氣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最持久、最頑強、最難得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又比第一個任務更重要，因為歸根到底，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隻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隻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