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讀一封《群眾反映》信

毛澤東在讀一封《群眾反映》信後作批示，時間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事情是這樣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十幾位校長對學生負擔過重的情況意見很大，強烈呼籲“減負”。魏校長受大家所托，將會上的討論整理成文，上交領導。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長這個報告的《群眾反映》送到了毛澤東的桌上。毛澤東很快做出反應，寫了上述批示，並要求將信件發至宣傳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團中央等所有有關機關的領導成員，可見他有多麽重視。魏校長做夢也沒想到，她的這個報告會以有名的“二月來信”載入新中國的教育史，更沒有想到會受到最高領袖如此重視。

其實，毛澤東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早就很不滿意了。隨著群眾呼聲的日益高漲，毛澤東在“二月來信”的前後，發表了一係列對教育現狀的嚴厲批評。

1964年2月13日，正值農曆正月初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及北大清華校長和教育部長等16人參加的座談會。如此高規格的會議，重點就是談教育。他說：

—— 學製可以縮短。

——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毛澤東以十分嚴厲的口氣總結道：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在此之後，一發而不可收，毛澤東又連續發表了對教育現狀的看法。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載：

1964年7月5日，毛澤東同他的侄子、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到：

——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談到：

——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在團中央《團的情況》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談話時說：

——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如此高頻率、大範圍地強調教育問題，用語又那麽嚴厲，足見這個問題在毛澤東心裏已經憋了好久，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對於已經七十多歲高齡的毛澤東來說，接班人的問題迫在眉睫。他從來都把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來，那種“摧殘人材，摧殘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製度，不是造就 “書呆子”，就是培養出 “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就會使他手創的事業後繼無人。這成為他在生命最後年代下決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個重要動因。

在這位偉人逝世以後，毛澤東當年那些振聾發聵的話漸漸被人們淡化了，淡忘了，還有走資派右派行撇開毛澤東那些談話的核心思想，斷章取義地就一些具體做法貶低為“違背教學規律”的外行話，甚至有“輕視知識傳授”、“衝擊教育秩序”等指責。

毛澤東對於教育學是個外行嗎？說這種話的人大概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毛澤東是正兒八經完成了師範學校的學業的。

毛澤東曾以考試第一名被錄取在省立第一中學，這是當時當地的一所大學校，但毛澤東覺得該校“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而毅然離開該校，

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度過了“極端可寶貴的” 半年自學生活。

毛澤東考察過好幾個學校，都不滿意，最後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在這所學校裏完整地學習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並且確立了“教育學”為自己的“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教育事業”為自己的“終身欲從事之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