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走資派無法蓋住的傷疤

《失業》，尤其是《青年失業》是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無法蓋住的傷疤。據2023年統計的數據來看，走資派特色政府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青年勞動力沒有工作。也就是說在16-24歲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每五個就有一個人失業，無法為社會創造價值。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據，因為如今的中國人口總數在下降，人口老齡化日漸增加，如果這些年輕人再無法創造價值，國家發展速度會減緩並且可能在幾年後掏不出養老金。

在走資派篡權剛改革開放初期，走資派讓全國知青都開始返城，城市中沒有那麽多工作崗位提供給他們，人多崗位少，不少人為了爭一個工作想盡辦法，競爭壓力和現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家長也是求爺爺告奶奶給孩子安排工作。家裏沒有錢也沒有關係的就隻能讓孩子在家待著，一部分閑不住的人成了對社會的威脅，他們對找工作開始不抱希望，用極端的手段獲取不法利益，從此走上不歸路。

青年人都需要去工作，畢竟不工作就沒錢賺，沒錢賺就隻能餓肚子，而現在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又一次麵臨同樣的問題，青年人又找不到工作了。失業人員就代表著他們沒有固定收入，現在的社會沒錢寸步難行，所以一部分人可能會因為錢影響社會治安，失業的人實在太不好控製了，不論是他們的心態還是行為，誰也不知道他們下一步可能做出什麽樣的選擇。

一些人在找工作的時候處處碰壁，開始對整個社會不抱希望，最後在挫敗感中走向一條不歸路，現在的年輕人很容易被情緒左右，衝動、暴躁是這個時代青年的常態。身為父母的你們有沒有一種感受，就是孩子不像自己那一輩好管教了，說什麽都喜歡頂嘴，他們總有他們的道理，對於失業在家的孩子，我們總覺得人就應該出去工作，就應該為社會創造價值，但是孩子們卻不這麽想，他們隻想“躺平”。

隻要有網絡有手機和一張床，孩子就能在床上躺一天，有的時候甚至飯都不想吃，這樣的心態怎麽可能找得到工作呢，但是這一切並不全是孩子的問題，這是整個社會自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至今所導致的問題。國家在發展，物質條件得到了提升，孩子們感受不到舊社會的苦，反正在家躺著也能活的很好，在家無非就是吃爹媽一口飯，哪怕不工作也能活的挺好，隻要肚子填飽就不去思考其他了。

有句話說的好，沒感受過餓的人是不知道糧食多難得的，這些孩子習慣了嬌生慣養就不想自己努力打拚了，並且在如今的信息時代，互聯網這個“暴利”的行業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手機屏幕前動一動就能賺錢的網紅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都妄想著成為大網紅，但是一夜成名的機會和買彩票中五百萬差不多，沒有專業的團隊打造僅憑自己想要做出成績幾乎不可能，要是每個人都能輕鬆成為網紅月入百萬，中國的貧富差距就不會這麽大了。

還有部分青年在社會上摸爬滾打過幾天，感受過了資本的壓榨，他們受不了殘酷競爭的職場，沒有背景卷又卷不過，每天隻想回到“溫柔鄉”，於是一個個辭職回家，整天沉浸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逃避現實。不想努力、不想麵對生活、不想找工作，太多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了，他們足不出戶也不喜歡跟其他人交流，社會壓力把他們嚇住了，在學校接受的教育就是學習課本上的知識，沒有人告訴他們工作有多難、維持人際關係有多難。

毛澤東時代：一定要把城市知青安排好再送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係的曆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係形成之前，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的出發點之低，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精簡城市人口階段》

移民運動雖然終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壓力卻日甚一日，疏散和緊縮人口仍然是上海經濟發展所麵臨的最嚴峻問題。

1955年統計，在人口職業結構方麵，上海生產性人口所占比重僅有37.07%，而“非在業人口”竟高達62.93%。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總數首次突破了1000萬，達到1028.39萬人。

這個數字一方麵顯示了人口壓力巨大，另一方麵則突出了精簡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對於農村而言，“人多力量大”，這是勞動力增量的優勢；但對於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經濟的承受能力，卻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災難”！

減縮城市人口，背後體現的是傳統小農經濟模式與工業化建設時期城市對農產品尤其是對糧食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新中國工業化建設規模的展開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供應提出新的要求，這就影響到國家對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社會結構的改造政策的製定與實施。

因此，有組織地持續不斷地將城市新增加的人口遷往農村，向邊疆地區和內陸偏遠地區輸送精簡下來的無業居民，成為緩解城市人口壓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說：“精簡一定要堅決搞，一條是減人，一條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簡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眾運動式的政治動員，而城市與農村之間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許多人不願意去農村，因而對動員下鄉存在抵觸情緒。這表明，單純依靠政治動員和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並不能有效地解決城市人口問題。

因此國家開始更多地尋求製度方麵的支持，譬如實現糧食統銷統購政策、勞動力統包統配、戶口管理製度、糧食定量供應製度等等，以限製城鄉人口的無序流動。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製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首次在全國範圍實施戶籍管理製度，使城鄉人口無序流動受到嚴格控製，有效地減輕了城市人口的壓力。

在精簡城市人口的過程中，精簡計劃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麵國家實施嚴格的戶口管理製度，大力推進城市人口的精簡工作，但另一方麵又有不少部門單位大量招收農村青壯勞動力當新工人，致使1957年職工總數3101萬人，僅僅一年之後就增加到5194萬人，整整增加了2093萬人！這當然是“大躍進”的“輝煌戰果”之一。

農村勞動力大量湧進城市，不僅造成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了農業生產，同時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機和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當著三年自然災害即將來臨之際，打亂了精簡城市人口的步驟，也不利於應對自然災害危機。於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將精簡職工、精簡城市人口列為重點措施。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動員大批城市人口下鄉，要有很大決心。”

1956年，上海繼續執行經濟“緊縮”方針，將大批工廠、企業、學校等遷往內地，產業工人和在職人員43萬人隨之遷徙；此外就是動員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已經成為長期性工作。1957年動員城市知識青年9000人參加郊縣農業生產。

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青年兒女，誌在四方”的口號，製定五項具體措施，鼓勵知識青年積極參加外省農業建設，當年就有2萬多知識青年離開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動員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計劃在1958-1963年期間，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邊疆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支援邊疆建設的宏大計劃因為三年自然災害而中止。

在這期間，全國一共動員安置了支邊青年99.7萬人，隨遷家屬44.6萬人，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邊疆建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這個計劃雖然中斷了，但摸索了為遠距離大規模安置上百萬青年所需要的各種客觀條件和相應的政策支持，這為後來支援邊疆的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寶貴經驗。

1959年中央強調必須完成“精簡800至1000萬新招收工人”的任務。1960年，在“大躍進”餘潮的影響下，全國職工人數比上年增加694萬人，總數達到5969萬人的高峰，更使國民經濟發展雪上加霜。

1961年，中央加大了實行精簡人口政策的力度，發布《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國1.29億城鎮人口的基礎上，3年內減少2000萬以上，其中精簡職工1160萬人；1961年內要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其中職工970萬人。全國年末職工人數由1960年的5969萬人，減少到5171萬人。

1962年，中共中央確定在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其中職工850萬人；而農業勞動力則比上年增加2730萬人。農業勞動力總量的增加，有助於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

為了鞏固精簡人口的成果，國家製定了若幹相應的法規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幹規定》，並成立農墾部安置辦公室，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動員城鎮知青插場安置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農林辦《關於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議的報告》中，明確安置對象是精簡下來的、具有下鄉條件的職工和年滿18周歲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學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國營農、林、牧、漁場采取頂替、增補的方式安置……據初步匡算，3.5億元大約可以安置職工和學生40萬人左右。1962年，全國社會青年累計達200萬人。

這些城市裏的社會青年，絕大部分是未升學就業的學生和精簡下來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會青年有7萬餘人，其成分構成是：曆屆高、初中畢業生和少數不服從分配的大專畢業生共約2萬人，占總數30％；被精簡、退職或支援外地又自發跑回的3萬人，占45％；因各種原因中途輟學、退學的1.5萬人，占20％；被學校、工廠清除下來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意見的報告》。《報告》稱：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9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

到年底共精簡職工2546萬人，其中回農村的有1641萬人，占精簡職工總數的67％。《報告》總結說：大量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對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減少商品糧供應，調整城鄉關係、工農關係，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數以千萬計被精簡職工和下鄉人員，憑著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樸素感情，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分擔國家的困難，犧牲小家的利益，換來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對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經過上海與新疆方麵的協商，決定上海動員知青參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至1966年7月，三年內共動員10萬餘名上海知青西出鄉關、遠赴新疆屯墾戍邊。

其中參加兵團的97048人，僅分配到農一師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學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學生13089人，占28.83%。年齡最小的14歲，最大的38歲）；此外還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

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鄉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規模奔赴新疆、參加邊疆開發建設的熱潮影響下，全國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肅、寧夏等各地生產建設兵團，使邊疆地區建設麵貌出現了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