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達賴喇嘛

1954年4月，達賴喇嘛排除了分裂分子的阻擾，決定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敬獻了哈達和禮物。1954年9月16日下午，達賴喇嘛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我們有堅強的信心，遵守憲法，執行‘十七條協議’，逐步把西藏建設成為一個政教昌盛繁榮幸福的地方。”9月23日，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再次接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聽取了他們對西藏工作的意見並作出重要指示：在西藏不成立軍政委員會，要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1954年12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當選為主席團成員。22日下午，達賴喇嘛在會上發言：“我們終於在1951年獲得和平解放，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回到了祖國大家庭，並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和進藏工作人員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使得西藏人民日益深刻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和看到他們未來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日益增長起來，衷心擁護祖國的統一。”

1955年1月3日，達賴喇嘛一行赴華東、東北參觀，目睹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熱火朝天建設新家園的景象，深受鼓舞。1955年2月23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返抵北京，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歡度藏曆木羊年新年。

達賴喇嘛在愉快友愛的氣氛中結束了在京的參觀訪問。安抵拉薩後，達賴喇嘛於7月6日給毛澤東寫信，大意是自北京出發，到西北、西南各地參觀了建設情況，在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一路平安抵達拉薩，特地向毛澤東匯報，並親自撰寫讚文，稱“祖國偉大領袖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頌揚毛澤東是“照耀一切的太陽”、“保護吾人如慈母”。此時的達賴喇嘛心潮澎湃，真情流露，真心擁護祖國統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55年11月24日毛澤東複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給我的信收到了，很高興。我時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時候我們相處的那種愉快的情形。何時再能和你見麵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那時你也許會來這裏吧。你回去以後的許多活動，我覺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會很高興。西藏是在前進。當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進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養身體。我們這裏的情況還好。也做了一些錯事，正在批評改正。中國是個大國，但是現在還是不富不強，希望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後，變為一個又富又強的國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們好好做去。很高興地看到你在信裏附寄的西藏鮮花，我在這裏也附寄一朵給你。希望經常看到你的信，隨便寫幾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餘事請問張國華同誌。我已囑咐張國華同誌，叫他好好向你請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56年8月18日、1957年8月18日的兩封信

1954年11月，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和在西藏工作的同誌，遵照黨中央、毛澤東指示精神，就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項事宜，分別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其隨行官員進行協商，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表示要公平合理地解決問題，按照中央指示辦，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黨中央派出以陳毅副總理為團長，由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代表團體組成的中央代表團赴西藏祝賀並慰問演出，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當地群眾的隆重歡迎。

4月22日下午，達賴喇嘛宣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我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平等、團結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當時全國已經掀起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在大的政治形勢影響下，也促發了西藏工委黨員幹部的樂觀情緒，加快進行建團、建黨、民主改革的實踐，大批漢族幹部調進西藏。這引起了西藏上層集團的疑懼和不滿，昌都地區分裂分子以此為借口趁機發動武裝叛亂。在新的形勢下，達賴喇嘛的信心動搖了，他給毛澤東寫信談了自己的想法。1956年8月18日，毛澤東複信給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給我的兩封信都收到了，很高興。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已經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大家滿意。

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麵都安排好了，然後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四川方麵出了一些亂子，主要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殘餘分子在那裏煽動，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我希望西藏方麵盡量避免出亂子。

陳毅副總理回來，轉達了你的意見。我們大家對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總是擔心，漢人在那裏和你們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請你負起責來，對於犯了錯誤的漢人，給他們以嚴格的教育，把他們當作你自己的幹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體。

有事隨時給我寫信。

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時改不過來，但比上次少了一點。

遇到困難，務宜忍耐。困難總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見麵。

祝你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這封信是針對西藏地方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達賴喇嘛主要思想活動寫的。西藏民主改革進程的加快，對達賴集團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不能不影響達賴喇嘛的心理和觀點，開始對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產生疑懼。毛澤東對此深有洞察，他指示西藏工委的同誌：“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去。”

恰在此時，印度邀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經中央批準，達賴喇嘛一行在1956年11月22日赴印度。達賴喇嘛在印度期間，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在新德裏連續3次同他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指示，大意是：現在肯定先不談改革，在大家（指貴族、上層官員）都沒有安置好前不改革。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根本不談改革，6年之後，如可以改的話，仍然由達賴喇嘛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若是分裂分子搞“西藏獨立”，就是叛國的行為，人民解放軍就一定要將叛亂鎮壓下去。毛澤東希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去。

此時，昌都地區的叛亂有蔓延的趨勢。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做好應對拉薩等地可能發生暴亂的準備，同時暫停民主改革的實踐。

1957年4月1日，達賴喇嘛自印度返抵拉薩。5月14日，中央批示《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工作的決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遲早一定要進行的。中央在重新考慮了西藏地區的曆史和現實的情況以後，決定從今年起至少6年以內，甚至在更長的時間內，在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6年過後是否進行改革，到那時候依據實際情況再作決定。今後至少6年內，在西藏地區的工作有可為和不可為兩個方麵，可為的是“要繼續進行和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並以達賴集團為主要對象”。四不為是“停止和結束民主改革的準備工作、不幹涉西藏的內部事務、不在社會上發展黨員、不辦不是西藏上層和下層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設事宜”。強調指出西藏工作統一由中央直接領導，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

在中央對達賴集團作出重大讓步的同時，分裂分子卻毫不悔改，叛亂活動越來越猖獗。

此時政治立場動搖、猶疑不定的達賴喇嘛讓進京的阿沛攜帶一封信給毛澤東。1957年8月18日，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晉美帶給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興。阿沛我也見到了，並且由周總理和他談了話。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你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績的。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不改革，並且把過大的機構作了精簡，這就改正了缺點。

工作中發生缺點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對缺點，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正確分析，積極改正，記取經驗，繼續前進。我們改掉了缺點以後，工作就會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訪問印度期間，拒絕了那些逃亡國外的反動分子出的壞主意，是做得很對的。他們大概還要找機會進行反動活動，要教育僧俗官員對他們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廳間的關係問題，希望都能從團結願望出發，雙方好好協商加以解決。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並多來信。

祝你愉快！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這是目前見到的毛澤東寫給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封親筆信。

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發動全麵武裝叛亂，挾持達賴喇嘛出逃印度，達賴喇嘛從此走上了叛國之路。

從上述6封信看，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毛澤東尊禮和關懷達賴喇嘛，禮稱“達賴喇嘛先生”或“親愛的達賴喇嘛”，對達賴喇嘛是有信必複、有禮品必回贈，信中既有殷切關懷和愛護，又有良好的祝願和期望，流露出真摯的感情。二是毛澤東尊重達賴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權力，信中多次可見“西藏地方政府在你領導下”，“多批評犯了錯誤的漢族幹部”等等，這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的生動實踐。三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團結爭取達賴喇嘛，將達賴喇嘛與分裂分子區別開來，對達賴喇嘛的工作成績和積極進步都是肯定的和讚揚的，針對分裂分子的叛亂活動，在信中沒有批評西藏地方政府，為團結達賴體現了很大的誠意和忍耐。四是毛澤東在信中簡略地闡明了中央對西藏的政策，也承認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適當做法，體現了偉大領袖襟懷坦蕩的政治魅力。

毛澤東致達賴喇嘛的信是黨中央對西藏政策的一個光輝映照。從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澤東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要高度重視民族宗教的特殊情況，堅決維護執行《協議》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首要任務是開展對達賴喇嘛集團的統戰工作。

另外，從這些信中也可以了解到《協議》簽訂後的近8年裏，達賴喇嘛確有愛國表現和較大的進步。但是，他本質上是以維護自己政教地位和農奴製度為最高利益的，在分裂勢力的包圍中，患得患失，搖擺不定，不願意接受民主改革，不願意農奴解放，不願意走下神壇，最終背叛了祖國和廣大藏族人民，也背叛了和平解放時期自己的政治承諾，成為西藏分裂勢力的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