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

毛澤東說：“以前都是講‘鎮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壓就是殺人”。

毛澤東說：“中國曆史上，要麽就你滅掉我，要麽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

毛澤東說：“不論反革命，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共產黨特赦政策後的經驗和啟示：

回顧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的決策與實施過程，可得出以下幾點經驗和啟示：

(一)新中國的特赦政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和鞏固政權到執政和從事建設的巨大轉變。

如何對待罪犯，不僅是毛澤東共產黨的政策問題，還關涉到毛澤東共產黨的基本執政理念。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針對八大政治報告稿中“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毛澤東說：“以前都是講‘鎮壓和寬大’，是我改成‘懲辦’的。‘鎮壓’那個事情嚇人，人家一想，鎮壓就是殺人”。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根本上不殺人了，再殺人由中央批準”。

一詞之改，反映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角色轉變的自覺意識。

毛澤東還說：“中國曆史上，要麽就你滅掉我，要麽就我滅掉你，沒有第三種辦法，沒有一個妥協的方法。我們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種方法，就是不把從前當權的、犯過錯誤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滅掉。”

毛澤東還說：“不論反革命，敵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給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這就是第三種辦法。”

毛澤東以極富創造性的“第三種辦法”對待“被自己推翻的人”，這是一種亙古未有的對待罪犯的辦法，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也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不僅要改變舊的社會製度，而且要改造全部社會關係，包括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從而真正解放全社會的生產力的本質特征。

(二)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決策的醞釀出台，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和意願為執政決策的基本立足點。

從毛澤東共產黨的黨中央醞釀、提出和實施特赦決策的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決策過程中，始終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和意願置於第一位。

1955年醞釀“大赦”未果，因為毛澤東擔心“人民不高興”。

1956年製定處理辦法，中央提出方針，周恩來說“還要在人民中去解釋”。

因群眾意見分歧大，毛澤東說，放早了“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遂暫時放棄寬赦。

之所以要對一小部分日本戰犯判刑，周恩來說為了“對中國人民要有一個交待”。

1959年決定實施特赦，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

可見，人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意見一致不一致，是毛澤東、黨中央決策的著眼點。

從這個角度看，新中國特赦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和嶄新風貌。

(三)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體現了民主人士參政進言、黨內黨外共同協商的民主氛圍。

從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開始，赦免政策的每一次醞釀與討論，都是黨內黨外民主協商、共謀國事的過程，也是新中國政治協商製度的典型體現。

而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也從大局出發，發表中肯的建設性意見，發揮議政參政的積極作用。這種黨內黨外民主協商的氣氛，使黨的決定、政策、決策的製定實施更符合客觀實際。

(四)對戰犯在特赦前後的教育改造和生活安置，彰顯了革命人道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

對於危害國家、民族利益及危害人民的人，不采取簡單懲辦和消滅的辦法，而是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對社會有益的人，這是革命人道主義的生動體現。

毛澤東說：我們對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義。搞人道主義幹什麽呢？還不是要把他們改造為有用之人！”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3日。

1975年獲赦的原國民黨上校劉衍智說：“為了保證革命人道主義的貫徹執行，政府宣布‘三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

從1957年到1975年的18年間，管理所確實是完整而準確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這一改造政策的，並取得了偉大勝利，創造了古今中外的人間奇跡。”《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第194頁。

為此，前蘇聯一名曾管理過偽滿戰犯的軍官說：“中國管理戰犯，是世界上改造人的工程的奇跡，他們在人道、人權上是無可挑剔的。”《特赦令：中國無在押戰犯》，第90頁。

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和慰問獲赦罪犯，使很多人得到鼓勵、重振信心。

凡是特赦釋放的罪犯，“不論是有家可歸或無家可歸，均應當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好，給以必要的適當照顧”公安部黨組關於第二批擬特赦和減刑的戰爭罪犯名單的請示報告，1960年10月17日。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強調：允許戰犯來去自由，願意到台灣的到台灣，願意到香港的到香港。

“為了應付起見，你們可以罵我們……如果你們罵完了我們，你們要回來，還是允許回來。這個話，我們說了就算數。”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

從尊重人格到改造思想，從關心生活到關照前途，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根本思想和價值追求。

(五)新中國實施特赦為正確處理曆史遺留下來的特殊矛盾創造了成功範例。

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特赦這一靈活的社會政策，成功地化解了革命戰爭遺留下來的敵對勢力這一特殊矛盾，這與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的胸懷和視野是密不可分的。

特赦的實施，與黨改造人類、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是相一致的。

周恩來在談到處理罪犯問題時曾說：“我們的革命是要把整個社會徹底地全部改造好。我們這一輩子要把道路開出來，這要大家努力，不是一個人的事，要使我們的後代看到我們的確為他們解決了問題，不要留下問題，將來又是曆史案，我們要把整個曆史解決好。既然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是先進的，就能夠改造整個社會。”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5日。

正因為毛澤東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秉持著對子孫後代、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後不長的時間裏成功地解決了古今中外都難以解決的這類特殊矛盾。實踐證明，新中國特赦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重大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