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是共產黨自省而非殺人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後在陳獨秀領導下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遭到蔣介石國民黨的四一二大屠殺。迫使毛澤東等上山下鄉組織工農紅軍，由幾百人擴充到近十萬的工農紅軍隊伍。後在蘇聯的王明利用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對國內的王明的代表博古、李德、周恩來下達指示，取消了毛澤東的發言權造成第五次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大圍剿，最後被迫離開井崗山逃亡史稱《長征》，在逃亡中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領導事必聽共產國際的王明指揮屢屢失敗。最終到達遵義時在周恩來等的力挺下請毛澤東再次出山，從而終於以近十萬的工農紅軍到達延安時隻剩幾千人的代價在偏辟的窮山溝延安落腳。但就是這樣蔣介石國民黨還派大量軍隊團團圍住進行剿殺。

中國共產黨有了落腳之地之後的1937年11月2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在延安迎接王明回國。這是毛澤東與王明的第一次會麵，在歡迎會上，毛澤東說王明回國是“喜從天降”。但是，王明卻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處發號施令，提出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給黨內思想造成混亂。王明從過去的“左”傾錯誤又跳到右傾錯誤，主要原因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照抄照搬書本知識，教條地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

1938年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會後，黨中央開展了一次學習運動，強調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黨的曆史。然而，這時黨內的教條主義還在作祟，學習活動並不順利。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重印，並在序言中為過去的“左”傾錯誤作辯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被蔣介石國民黨軍剿殺，隻逃出一小部分人。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誌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係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為了統一黨的思想，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整風學習，解決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思想認識問題，提高中國共產黨全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黨的高級幹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

延安整風運動始終以學習黨中央規定的《整頓黨的作風》等22個文件為主要內容，有閱讀能力的黨員幹部逐漸精讀，並撰寫筆記，《解放日報》等報刊還發表了許多黨員幹部整風學習的總結和心得體會，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通過學習和討論，中國共產黨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大大提升。周恩來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指出：“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出來，這是毛澤東同誌領導整風學習的結果，是思想上很大的進步。”

早在1941年9月，中國共產黨黨中央便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許多人充分發揚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在曆史上所犯的錯誤，為在整風運動中開展自我批評樹立了榜樣。

整風運動開始後，也有一些人沒有深刻認識到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領導。一些單位辦牆報，以嘲諷謾罵的方式批評延安存在的某些具體現象，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轉移到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一天晚上，毛澤東來到中央研究院，借著馬燈和火把的光亮看牆報即大字報。閱畢，他認為，這樣下去整風學習不能達到預期目的，並在深思熟慮後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

文藝界思想活躍，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為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毛澤東專門騰出大量時間與文藝界的朋友交換意見。性情孤傲的蕭軍因為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毛澤東知道後便與他誠懇交談，後來又給他寫信坦言：“注意自己方麵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942年5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闡釋了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方向。蕭軍評論道：“毛澤東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麽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談會後，文藝界進行了認真的整風學習，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收到了顯著成效。

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揭發、批判錯誤如同醫生給人治病，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而是為了救人，使犯錯誤的人變成好同誌，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還動員大家把王明、博古選為中央委員，充分體現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經過延安整風運動，黨員幹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深刻認識了黨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毛澤東先後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和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後改為《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麵論述了整風的任務和方針，在全黨引起熱烈反響，標誌著全黨普遍整風的開始。

前一篇報告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報告還指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係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隻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才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死的教條，隻知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而不能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不能從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的人，是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曆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報告強調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後一篇報告指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清算黨八股，就使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沒有藏身的地方。從曆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五四運動本身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曆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所以，黨八股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報告詳細論列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主要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並強調指出：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兩篇報告分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延安整風結束時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中國時局已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會議討論並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軍作戰的勝利和蔣管區人民運動的發展，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即將到來。由於美蔣反動派采取了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政策、發動內戰的政策和加強法西斯統治的政策，“迫使中國各階層人民處於團結自救的地位。這裏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這是一個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它和抗日時期的統一戰線相比較，不但規模同樣廣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礎。全黨同誌必須為這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而奮鬥”。

關於宗派主義，毛澤東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中國的社會經濟情況使得我們黨裏有很多的 “劇團”，說得粗一點就是有好多“戲班子”；在一個班子裏，不論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龍套的，他們都是很親熱的，並且有個原則：我這個班子可以批評你那個班子，但是你那個班子不可以批評我這個班子，這就叫宗派主義。關於宗派主義的實質，毛澤東指出，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我們如果不要主觀主義，要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黨的利益高於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同時，毛澤東還指出，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和革命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對宗派主義和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應當同時並進。毛澤東通過剖析鬧獨立性問題和脫離群眾問題，分析了宗派主義的主觀主義性質及其嚴重危害。

關於鬧獨立性問題。毛澤東指出，有些人之所以鬧獨立性，就是因為他們隻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這種狹隘的利益觀違背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就容易產生錯誤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為嚴重的則可能走向黨和人民的對立麵。毛澤東認為，鬧獨立性的人為了個人利益，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誌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裏來了；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關於脫離群眾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宗派主義作風同脫離群眾密切相關。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強調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他還指出，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由此可見，宗派主義的實質是為什麽人的問題，一心謀私的人必然容易成為宗派主義者；一心為民的人不需要宗派主義那一套東西。毛澤東認為，要克服宗派主義，就是解決為什麽人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毛澤東認為，文藝界的宗派主義，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隻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從個人私利和局部利益出發是宗派主義的主要特征，宗派主義者總希望通過自己的“山頭”鞏固和發展自己的私利，最終走向黨和人民的對立麵，結果總是害人害己、使黨和人民蒙受損失。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夥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在黨內，所有黨員都應該平等相待，都應該平等享有一切應該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該履行的義務。”“總有一天會出事”，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宗派主義者隻聯係自己的實際，不聯係人民群眾的實際；隻謀求自己的發展，不謀求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這樣的人必然沒有好結果。

一些從個人私利和局部利益出發的反共分子，隻說一些個別例子就開始加油添醋毫無事實依據說三道四造謠抹黑來進行惡毒瘋狂地說“延安整風死了多少多少人“純屬胡說八道。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自省而非如同蔣介石國民黨那樣地圍剿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