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走後門》的英雄差點坐牢

《走後門》在現代社會,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大聽到有人議論了。更加沒有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了。為啥?  我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走個後門算啥?  我用錢買來的, 你有本事也拿錢也去開後門去買啊! 多麽地理直氣壯。

那麽總有些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走後門》為啥? 主要原因是因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出現, 就說推薦選拔招生製不公平,  而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較公平。

先說一下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是否公平問題。這要理清社會大環境才能說清楚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後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 貧富差距不大。在此基礎上人人平等, 過來人都知道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前的考生, 在工廠做工的帶著工資複習功課, 工廠裏的幹部以及老工人們都積極支持年青人複習功課, 希望他們學成之後回到工廠作出更大貢獻。在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也都支持年青人們專心複習功課去參加考試,  上完大學後回來更好地為農村建設作出貢獻的。在街道農場少數軍隊的考生也都得到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在1977年的冬天，有五百七十萬的考生走進了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以及以後的幾年參加高考生幾乎相同。應該說以分數錄取二十七點三萬學員是"公平"的。而且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生上大學全是免費的,  學校安排住房不用交一分錢, 吃飯不用錢, 還發一些生活費, 更不交一分錢學費。還沒畢業學校就開始統一安排工作。在安排工作中就有一些《走後門》的, 這些《走後門》己不被關注了。重要的是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畢業生幾乎都沒有回到工廠農村了。工作了幾年結累了工作經驗後,又忙著進修出國留學考碩士博士文憑, 再拿專家教授移民定居國外, 買房寫文章成名發財, 來回國內外遊說,  忙得不亦樂呼!  當然說是"公平公正"的。時不時地在國外幫腔罵一下共產黨後又回到國內當"高級外國專家"使用兩邊賺錢。然而幾年之後走資派特色政府改了, 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套高考招大學生了。再後來貪富拉大了, 資本家產生了, 低收入人群有了。在這大環境下高考可以請"替考"、文憑可以用錢買等等。這時的高考從教育資源城市農村有錢和沒錢下還能說公平嗎?

回到《走後門》題目上。“走後門”是用托人情、找關係、行賄等不正當的手段，去辦有明文規定不能辦的事。走後門是歪風邪氣，是不正之風，老百姓深惡痛絕，應該堅決抵製。一提到“走後門”，可能很多人都會“皺眉頭”，就會聯係到、聯想到“找關係”、“求門路”、“托人情”，就意味著以權謀私等。當然，有人走後門為親屬謀利，或利用職務之便、權力影響破壞公平正義，是必須堅決反對的，但傳說包公上任開封府尹後，很久沒有百姓來告狀。後來，他偶然發現其原因：官府大門守衛森嚴，守門官吏還要索要賄賂才讓人進門，這就是所謂“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包公處罰了守門官吏，並決定打開後門，讓百姓隨意出入告狀。當年新中國共產黨的海軍司令劉華清“走後門”，卻是為百姓謀福，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眾所周知，為公還是為私，為民還是為己，是區分一名共產黨員、黨的幹部忠誠幹淨擔當與否的重要標準。劉華清為家鄉父老“走後門”，見證了作為一名黨員幹部心係群眾、忠誠無私、擔當作為的高貴品質，恪守了為人為官之正道。

再說在1961年10月22日劉少奇說：商品“走後門”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現在我們隊伍裏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場的影響。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現在問題不在有無自由市場，而是你們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陣地。（當匯報到商業部門“走後門”的情況很普遍，大概占職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別嚴重的有百分之×時），劉少奇說：這些人是新的資產階級。你們不反掉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頭來，百分之×不“走後門”的人，也不高興。對特別嚴重的，一定要懲辦一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說，懲辦多少人，你們可以分個指標，比如說，象北京五百萬人口，懲辦十個，天津三百萬人口，懲辦六個，石家莊市懲辦一、二個，小縣城懲辦一個，全國懲辦幾百個。懲辦時要開公審大會，群眾大會，徹底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拿國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謀求個人的方便，是不允許的，更不能拿個人“走後門”來的東西，去隨便換東西。現在，是國家有困難的時期，也是考驗每個工作人員的時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員講清楚，不“走後門”的人，好的將來可以入黨，黨員“走後門”嚴重的要開除黨籍。“走後門”的人是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然更關心的是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先看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走後門”問題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文件內容: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少單位提出了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討論了這個問題。中央認為，對來自群眾的批評，領導幹部首先應當表示歡迎。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當前，批林批孔剛剛展開，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認為，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

當前批林批孔運動已經展開，主流是好的。各級黨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黨組織，應當繼續努力，放手發動群眾，加強學習，聯係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實際，認真地抓緊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斷總結經驗，使批林批孔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深入開展起來。（這一文件發到縣、團級、可向基層群眾傳達）

請注意, 這份文件是文革小組"四人幫"主持下發的。當時最反《走後門》的也是最高層的領導是"四人幫"。他們沒有《走後門》。而且向毛澤東反映要求批《走後門》。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孔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同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鍾誌民的退學報告全文。姚文元親自寫了編者按，大讚其“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4天後，《人民日報》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席卷而來。矛頭對準許多老革命老幹部們《走後門》。老革命老幹部們害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紛紛反擊。

2月15日，毛澤東做出批示：“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由此，反“走後門”運動草草收場。

1972年，在文革後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複。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製兩到三年。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鍾誌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一開始，鍾學林不想搞特殊化，沒有同意，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幹部科打了電話。鍾誌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裏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因強調“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政治係的社會實踐很多。1973年5、6月，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開門辦學”。期間，傳達了《毛主席給李慶霖同誌的信》。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幹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傳達時，群情激奮，讓鍾誌民頗感抬不起頭。

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是行政九級幹部（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每個月工資250多元，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幹部，工資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不但上大學，鍾誌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1968年10月，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沒多久，全國征兵。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即將入伍），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他就入伍了。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當時走後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大家都在說，對走後門一事的厭惡。他們並不知道，鍾誌民也是走後門來的。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剛到大學時，他曾想給部隊寫信，說“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一直沒有勇氣寫。現在又聽到這麽多的議論，血氣方剛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麽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

對於退學之後去哪裏，鍾誌民卻有些茫然。他當兵也走了後門，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但紮根農村之後，生活怎麽辦？而且，還有“個人問題”沒有解決。此時恰逢大一結束，鍾誌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卻無顏邁步。放假回家時，鍾誌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上下。母親告訴他，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不同意他退學，認為影響不好，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麽辦？父親工作忙，隻跟他談過一次，認為“不一定退”。他則提出，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裏出個把農民也好。”

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鍾誌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麽。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周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裏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他在校園裏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

最後鍾誌民選擇退學回到農村去。一年多之後，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眼前的鍾誌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誌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裏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為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誌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氣不減，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講願景。最後，兩千畝地實現灌溉，不再“靠天吃飯”。

“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有錢花，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這種感覺很好。”他告訴記者。也告訴子孫後代們。

一步步地，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

如今的教育能出這樣的人才嗎? 和交白卷生一樣, 在資本主義的染缸裏也是成一個為自己家庭發財成資本家的。而如今的大學生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