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 比作“監獄”“牛棚”的《五七幹校》 如何避免各級幹部腐化變質的問題, 自新中國成立始毛主席就一直在研究,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主席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古今中外的大大小小幹部都是不參加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
不光如此,各級幹部特別是大幹部的子女也是很特殊的。在各級幹部黨 員、幹部之間互相包屁,在招收新幹部時都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大大小小各級的幹部中也有不少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 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 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幹幹淨淨,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 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各級幹部腐化變質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 為了避免新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防止產生修正主義的幹部, 防止幹部脫離人民走資本主義道路, 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輪流每年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隻有通過參加體力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係的思路。同時也能教育幹部必須尊重勞動人民的勞動, 也能體會到勞動人民的辛勞。 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批語中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另一個批語中寫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毛澤東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每年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 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 1966年初,毛澤東發現新中國的幹部隊伍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裏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也有。而且,從麵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裏麵,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麽,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 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 告。 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 (一)恢複了我軍的老傳統; (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 田; (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 (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 (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 來,具有特殊意義。 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 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 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範圍。 他考慮得更深更遠。 他由軍隊搞生產,聯 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 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 在“大學校”裏,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係。這個體 係,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那就是在文革中辦的《五七幹校》! 參加《五七幹校》的幹部工資不變, 隻是走出辦公室到《五七幹校》去參加體力勞動! 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文革其間由此形成一個《五七幹校》體係。 改開後取消了! 五七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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