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幾篇關於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報道。什麽叫“低端人口”？到目前沒有學術的或官方的定義，但在中國社會變遷中，實際形成了這種族群歧視的看法。

在中國好多大城市，特別是北京和上海，被視為“低端人口”的主要是民工，後來是大城市人不做的保母、環衛等外來工，以及小商小販。近年來大學生大大貶值，由“小白領”變成“低端”的“蟻族”。

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北大畢業生悲憤地說，“竭盡全力活著，你卻被叫成低端人口”。清華一位學者則說，“一個國家內部這赤裸裸公然歧視一部分國民的說法，二戰後全世界都很少見”。

看到清理低端人口的新聞使我想起100年前的一位“低端”人士。

1918年8月，幾個湖南年青人聯袂北上，商談赴法勤工儉學。到北京後，其中一位決計留在國內，進行半工辦讀計劃。這就麵臨了給這個年青人找工作糊口的問題。年青人打算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擔任打掃教室的工作，可以一麵工作，一麵聽課。當時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課後擦地板掃地，工作很輕鬆，還可以得些額外的好處，即和教授、學生經常接觸。

許多年後這個年青人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 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 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 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 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 說南方土話。”

從以上的回憶可以看出這個年青人當時做的不是什麽‘高端’的工作，也不算‘高端’人才。如果100年前實行現在的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實行現在的戶口政策，這個年輕人就進不了北京，更不可能在北京大學找到工作（就接觸不到共產主義），也去不了上海！中國將是什麽樣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