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為什麽不再去中國？ 瑞典茉莉 中國正在興起一股“蘇珊·桑塔格熱”。這位被布羅茨基視為是“大西洋兩側最具智慧”的人物，在前不久去世之後，更為世人所懷念與欣賞。雖然不讚同桑塔格的一些政治觀點，但筆者對這位博學多才的作家、充滿個性的“好戰的唯美主義者”、高挑身材頭發黑白相間而又舉止激烈的女性，有一種愛之入骨的感覺。 
然而，一些中國新左派文人對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卻是有點時空錯位、一廂情願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視為左派知識分子，是以反美反戰著稱的，這一點似乎很得中國新左派的讚賞。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總是批評自己祖國的美國左派桑塔格，骨子裏，和中國新左派有本質的區別。 這種本質區別，從桑塔格不願再去中國訪問這一點，就可見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說法，她與中國有“特殊的聯係”，因為她的父母在那兒住過。 桑塔格的父親是紐約的一位猶太商人，三十年代時曾經在中國經營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幾個月回了美國，桑塔格出生後他們又回到了中國，她的父親甚至是在中國去世的。 在接受中國作家貝嶺采訪時，桑塔格說：“即使沒有這些奇奇怪怪的個人經曆，我也會注意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一個對世界感興趣的人怎麽能對中國不感興趣呢？ ” 出於對中國的興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裏，曾經兩次去中國訪問。那時，她是一個自由不羈的前衛青年藝術家，激烈地反對越戰、支持古巴革命，對社會主義國家充滿向往。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她的中國之行被視為“政治朝聖”。 結果，她發現自己受騙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倫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訪，在談到“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這個題目時，回憶了她當年的中國之行。 “我記得，1973年1月我去中國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和指派給我的一個女翻譯關係很友好。……她是一個可愛而又驚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問她住在哪裏，她說她住在朋友家。” 這位目光異常敏銳的美國女人，堅持要看看這位中國女翻譯的住所，結果真相清楚了，原來這位女翻譯就住在賓館的一個地下室，一間小得像壁櫥一樣的房間。在成為好朋友之後，兩位異國女性有一次深入心靈的對話。 “有一天，這位女翻譯暗示我她住的房間安裝了竊聽器，然後邀請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軟的英語非常遲緩地問我：‘你是否……看過……一本書……叫做–19……’當我聽到‘19’這個詞時，胸口頓時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將要說什麽。‘–84。’ ‘1984，’我重複了一遍，心裏更為煩亂。‘是的。’她微笑著說，‘中國就像那樣。’” 凡是了解《1984》是一本什麽樣的書的人，都會知道，為什麽年輕而狂熱的左派桑塔格在聽到這個書名時，胸口會突然疼痛起來。《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虛擬的一個故事，它描寫了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中人們的悲慘命運。 與這位不知名的中國女翻譯的邂逅，是桑塔格認識社會主義國家真相的一個開始，也是她後來激烈譴責共產主義的一個原因。已故的桑塔格有一本來不及完成的書，題目叫《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其中就談到對西方旅行者前去社會主義國家易受欺騙的問題。她認為，共產黨政府一度吸取了非常好的理想主義資源，例如三十年代的歐洲，一些優秀的人們被吸引到共產主義運動中去，但他們根本沒有預料到後來會發生什麽。 從中國之行中清醒過來，桑塔格不再對社會主義抱有天真浪漫幻想，她在反對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同時，更提高了反對極權主義的聲調，並經常譴責共產主義鉗製知識分子。1982年，在抗議波蘭鎮壓團結工會時，桑塔格發表了一個激怒西方左派戰友的驚人論斷：“共產主義是帶著人道麵具的法西斯主義。” 自此，西方左派和右派一樣被她惹惱。她毫不留情的批評西方左派，指責左派拒絕認真對待斯大林恐怖下的流亡者、異議人士和被謀殺的犧牲者，也批評前蘇聯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在內的知識分子隨大流。在前南斯拉夫內戰中，她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缺乏道德承擔。 2002 年8月，中國詩人貝嶺入獄，桑塔格為之奔走呼號，從北京獄中將貝嶺營救出來。當時，桑塔格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向中國傳送思想的罪行》，鮮明地表達其人道立場。她說：“如果對貝嶺沉默，對他而言隻剩下恐怖——也包括對其他中國人（兩天前他在北京的兄弟也被捕了），那就意味著給中國政府開綠燈：它可以肆無忌憚地這麽幹；而且，它可以擴大它的迫害範圍，恐嚇獨立思考的人。如果大家都沉默，給中國政府的信息就難以更清楚。” 這也是桑塔格不再去中國的一個原因，因為中國還有那麽多因言論和寫作入獄的知識分子，桑塔格無能一一援救，因此，在貝嶺的采訪中，她誠懇地說：“我當然希望再次去中國，但是，隻是在我覺得中國之行對我自己，從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對其他的人有利的情況下才去，否則我是不會去的。我不想僅作為一個旅遊者去中國，那對我來說是不道德的。” 凡事要問一個是否“道德”的問題，這是自稱為“執著的道德家”的美國左派桑塔格，和那些對大批政治犯入獄狀況視而不見的中國新左派之間的根本分歧。從桑塔格幾十年的人生之路來看，她並非要堅持“左”或者“右”的政治立場，而是要堅守關注弱者的人文主義立場。她不媚俗，不討好，毫不客氣地對一切權力——不管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權力——進行審視和批判。當大多數知識分子遁入道德虛無主義之境時，她回歸啟蒙主義的理想。 被人稱為“美國公眾的良心”，對於離經叛道的桑塔格，是極不願意接受的嚴肅榮譽。不管她自己是否願意，已經離世的她，將在作為一個作家和思想者長存的同時，也將作為這個時代瀕臨絕跡的的知識分子道德家，長存於我們心中。 2005-01-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