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生命被強行烙印出很多疤痕，不時映現腦海，拒絕堙沒。移居美國快三十年了，深宅大院，夜深人靜，年輕時的很多人和事，不時浮現眼前，雖六十耳順之年，仍心潮起伏，難以撫平。
八九六四學潮其間，我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博士生，八七級，二十八歲，年紀不算大，卻是年級最高的老資格同學。
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在北京東郊一個叫西八間房的地方，挨著京順路，現在據說那片地盤已是很熱門的望京高檔社區，韓國人很多。當時那裏是地道的鄉下。４０１路公交車出了三環的三元橋，京順路上，滿目農田，隻有研究生院、中外合資的麗都飯店兩個建築群，直到大山子東拐進入四機部(電子工業部)的生產科研基地酒仙橋，方有人煙。
研究生院設在如此荒涼的孤懸之地，實在迫不得已。
中共建政後，仿蘇聯體製，建立了國家最高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統籌所有學科，包括了文史哲經法等研究所，把文科這片叫學部。1977年學部與中科院分家，並入中聯部所屬的國際關係情報研究機構，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升高了半級成了大部級單位。衙門大了官位多，上上下下喜氣洋洋，也要象科學院那裏，招研究生，培養科研接班人。辦學校起碼得有校舍吧？迫不及待招來的研究生，沒有地方住，社科院財大氣粗，租旅館。我們八四級入學時，住的是解放軍後勤學院招待所，高年級住在政治學院，研究生院辦公機構在十一學校，宿舍有軍隊服務員打掃，教室都是租的，吃飯在軍隊招待所食堂，生活安逸。
據說中央為解決社科院研究生院校舍問題，在軍事博物館後麵八一湖畔，批了四十畝地。社科院的院所都在市中心，院部機關剛搬進建國門外長安街邊最雄偉的現在化辦公大樓，工作人員大都住在東城西城區，嫌遠。後來又批了頤和園後運河邊的四十畝地，抱怨“更遠了”，結果被新華社與團中央搶去，在那兒建了新聞學院、中央團校。折騰幾年，批下更遠的東郊西八間房二十畝，猶豫之際，上麵傳下話來，再不要，就去順義縣！
８５年研究生院建成，大家結束流浪生活，搬進新校舍，碩士生兩人一間，博士生一人一間，這在當時全國高校，絕對最奢華，令人豔羨！美中不足是孤寂，四周除了農田窯坑，啥也沒有。買點生活用品，要坐公共汽車到幾站地外的居民區。院址太小，沒有什麽運動場地，戶外活動就是出院大門田埂溜彎，逗逗農民的狗，白天窯坑下、夜裏稻田裏，捉幾隻田雞（青蛙），電爐燒著打牙祭。隔壁曆史所的賴小剛，曾捉到刺蝟，燉得滿樓道肉香，問他味道怎麽樣，說像雞肉。又說，造孽了，是母的，懷著孕。
社科院沒有本科生，招研究生的目的，是為各研究所培養後續人材，管理體製上是研究生院與研究所雙重領導，前者負責學籍管理，後者負責業務培訓；前者負責外語、政治等公共課；後者負責專業課。畢業時，所裏決定是否留所工作，不留的研究生院負責分配。這種雙重領導實際上是兩不管，教工早九晚五，八小時下班後，學生完全放任自流。結果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為高校裏的自由度最高校園，舉國絕無僅有。
社科院學術界出身的領導幹部對研究院青年學生這種自由主義泛濫的氛圍，倒也無所謂，黨工出身的領導卻警惕性頗高。他們沒有普通高校黨團幹部捏拿學生娃的手段經驗，就師法大清帝國以夷治夷的手腕，讓其親信的學生幹部幫著監督。他們依檔案把讀研究生前做過小幹部的學生挑選出來，任命為學生會幹部。碩士學製三年，慣例二年級當研究生會主席，結果８５年住進正式校舍後，我們８４級經濟所（係）的一個叫趙艾的被任命為研究生會主席。此人不記得是什麽山西高校畢業的，上台即在研究生院嶄新飯廳門牆上張貼學生幹部名單，大紅紙上毛筆字，兩、三百人的學生的研究生院，大小五六十個幹部上榜，按中共中央組織結構，主席團、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席、主席，呈金字塔結構，越往上官越大，名字寫得也越大，塔尖上的主席，濃墨著筆，字如鬥大。
這種三晉鄉紳的排場，難免不讓京城裏老師和學生，搖頭歎氣，批聲一片。
社科院當時有二三十個研究所，研究生院相應有二三十個係，每個係從幾人到幾十人。校方為管理方便，把學生劃為經濟、文史哲、法律國際三大部。經濟、法律片的學生，官迷較多，敢怒不敢言，絕不挑頭鬧事，事成定能分得好羹一杯。文史哲、國際片的學生比較書生氣、西化，不平則鳴。作為全國最高研究機構，社科院自然吸引了很多最高學府北大的畢業生，那時北大出來的人，到哪裏都被單位領導視為刺頭兒，有鬧事必是挑頭的。這也為日後社科院的學生積極置身曆次學潮，埋下了種子。
新研究生會登基張榜的第二天晚上，美國所的趙毅，帶著同門師弟金燦榮來訪。那時的金同學雖大學既已入黨，與所有的國際片研究生一樣，崇拜美國寫滿一臉。幾句寒暄，說有機要事商議。我碩士生搬研究生院後，同外國文學研究所法國文學專業的老高放同屋，他是高中即入黨的老黨員，文史哲片的黨支部組織委員，思想西化，我們無話不談。我說高放是自家人，不必回避。他們兩個說，與國際片日本所的劉大洪（劉賓雁兒子）、美國所張小青（張治中孫子，父為清華研究生院院長）商量過，把老西趙土財主轟下去！
我們當場擬好了大字報文字，申明研究生會既然是學生自治組織，其領導成員必須經由學生民主投票選出，決不應該由院方任命。商量好由趙毅負責找外校毛筆字寫得不錯的哥們兒書寫大字報，然後天黑夜宵前潛入研究生院飯廳，神不知鬼不覺地張貼到大門過道牆上那張研究生會幹部名單榜旁邊；夜宵時大家一起在大字報落款上聯名簽字。
當晚夜宵進飯廳，門口熱熱鬧鬧已圍了一堆同學，七嘴八舌，我掃了一眼如約貼出的大字報，暗誇毛筆字真不俗，拔出鋼筆，寫上“民主選舉，天經地義”，簽上名，隨手把筆遞給一旁叫好，身高體寬的法學所的北大校友肖微，不想那筆好象剛從火爐裏出來的，他怕燙著，連不疊搖手說：“別介，別介！”此君後來創立了據說是北京最頂級的君和律師事務所。
結果大字報落款僅我一人簽名，像足球場上被造了反越位，十分刺眼。半夜十二點，研究生會趙主席敲門，把同屋支部組織委員老高放叫到樓道裏嘀咕了半天。老高放睡覺前告訴我，趙主席讓他轉告我，立即寫檢討，聲明撤銷簽名，否則要考慮將來入黨、分配的問題。
這家夥小地方來的，實在太土，威脅我這樣北大出來的“老運動員”，豈不是自捅螞蜂窩？頓時學潮風起雲湧，新從社科院副秘書長調任研究生院黨委書記的八級老延安幹部孫耕夫，措手不及。老革命很質樸，說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打哪麵都痛。心慈手軟的他，竟被我們這幫鬧事的調皮蛋研究生，哄說北大走紅，不就是因為學生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嗎？我們社科院研究生法理素質高，製訂出一個適應時代改革潮流，自選、自理、自立的《研究生會章程》，豈不比北大更有創意？！他全然答應，隻是在章程之首加了句“在黨委領導下，團委指導下”，全然沒有注意到這個章程完全是一幫研究生改頭換麵抄襲西方議會立法的東西。他親自邀請學潮代表座談了幾次，果斷拍板，按新章程的規則民主選舉，新選出的叫第九界研究生會，下台的叫第八屆——盡管它僅有一個來多月的曆史。
這個章程大概是４９年後中國唯一的民主選舉章程，並成功地賦予實踐，選出學生自學生會。它也為後來研究生院幾年內罷免了三屆研究生會，提供了法理的依據.
金燦榮現在成了中共政權鐵杆辯護士，自號“政委”，不過對這段研究生院富於成果的學潮經曆，如同其六四經曆，時見他語焉不詳地自我吹噓，大概是表示自己年輕無知時，民主、自由都玩過，就那麽會事兒，老來早已翻然悔悟吧。
８６年底，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民主自由改革，據當局說，是北大出身的方勵之副校長，長期來灌輸自由化思潮的結果。學潮很快就波及到北京的高校。從北大傳過話來，要發起北京高校同學聲援科大的學潮，８７年元旦一起到天安門廣場集會。
好不容易湊了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幾個同學，新年一大早頂著寒風騎了快兩個小時的自行車，在南池子口存了車，結伴直奔天安門廣場。空曠陰冷的廣場，遍地警察、衛戍區軍人，寥寥無幾的遊客，大致都是便衣。奇特是數輛環境衛生部門的大灑水車，在北風呼嘯、滴水成冰的廣場內，來回馳騁，灑下的水馬上讓地麵凍上一層冰殼。
在紀念碑那邊，有小股人群聚集。走近一看，都是大學生模樣，很快認出了幾個熟知的北大同學。大家冷得不行，都在那裏搓手跺腳。很快太陽下山，大批警察列隊出動，舉著喇叭說奉命清場，先把人群分割小股，再往廣場外推。腳踩冰殼的聚眾學生，頓時被大隊警察、衛戍區軍人推搡的直趔趄，身不由己地退出了廣場。
我們社科院的被推搡到廣場東曆史博物館一側，恍恍惚惚看見廣場西人民大會堂一側的同學，有人打出條幅，與警察有拉扯。回到東郊的研究生院，半夜北大同學傳來的消息，有同學在天安門廣場被抓，他們正組織同學連夜上街遊行情願，營救被捕同學。第二天一早，北大同學報信，被捉進公安局幾個同學，在丁石孫校長徹夜親自交涉下，淩晨被公安部門釋放了。
元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報道了我們去天安門廣場聲援科大學潮的事，聲色俱厲地全文播發了《北京日報》的社論，給學生扣上了“動亂”的帽子，把我們描繪成在境外敵對勢力的指使下鬧事，破壞祖國的安定團結。報道還說，北京市人大已緊急通過關於市民遊行集會的地方法，規定必須提前多少天申請，批準後在指定的地域，比如大學校園裏遊行。
新聞聯播後，大家議論紛紛，覺得必須發聲抗議。商量後決定，明天一早去大山子郵局去買一批刊有此社論的《北京日報》，下午課後收集所有舊報紙，準備風高月黑夜在校園舉火，大家一起焚燒報紙，以示抗議。燒時通知《北京日報》與其他中央新聞單位采訪。
研究生院為了鼓勵學生關心時事，以班級為單位，訂閱了主要日報。這種免費黨報平時就那麽幾個人翻看，日積月累，每班都有一堆，攢到一定重量拿到廢品收購站，賣報紙創收補貼班費。
我們研究生院當時僅二十畝地的校園，布局緊湊封閉：沿地界從東到南為辦公樓連帶圖書館，西為後勤車庫、食堂，從北到東為學生宿舍樓，底層窗戶皆加鐵欄杆，樓牆兼院牆。西側辦公樓學生宿舍相對，樓下過道是校園僅有的出入口。四五層的學生宿舍樓亦呈Ｕ字型：南樓為文史哲、經濟片男生宿舍；北樓下層是國際片、政法片，上層為女生；西為博士生樓。三個樓連為一體，通往飯廳過道，為僅有出入口。有位五十年代被打為右派、曆盡勞改磨難的社科界名流，來研究生院演講時順便在校園裏轉了轉，發話說：此校園，從宿舍區到教學區，雙重全封閉設計，一夫擋關，萬夫莫開，設計者一定坐過大牢，監獄布局，入骨三分！大家好奇，飯廳午飯時同院辦聊到此事，果然如此。基建科的人解釋，征農田建院，四周一片荒野，要求設計時安全第一，結果承建公司選中了一個老右派的設計方案。
傍晚六點晚飯，我們文學班的幾個同學聚到我們宿舍，邊吃喝邊商量晚上起事的細節安排。聊扯得正歡，隻見金燦榮領著幾個國際片的同學，抬了好幾大箱他們翻看剩下的舊報紙，氣喘籲籲地找上樓來，說我們國際、政法片給你們文史哲片籌備足了要燒的報紙。我們奇怪了，不是說好晚八點在學生宿舍Ｕ型樓中間的天井裏，大家一起點火燒報紙的嗎？金燦榮嘿嘿幹笑，說我們國際片的，就不下來了，你們在天井燒，我們屆時會在樓上開窗呐喊助威的。見我們一臉不解神色，金燦榮解釋說，我們搞國際政治的同學怕燒黨報的事被校方抓住，記入檔案，將來影響出國！此說引起我們班外國文學所的同學一片嘲笑，罵到難道我們搞外國文學的就不擔心影響出國嗎！後來結果，倒是我們文史哲片的同學，相當多的出國定居；國際片真正能在海外立足的，反到寥寥無幾。
八點一到，研究生院宿舍樓鼓噪大起，敲盆打碗聲，呼嘯吆喝聲，混成一片。我們點燃當天的《北京日報》，再把其他黨報扔進火堆。大家都很興奮，臉被火光映得通紅。有同學特別從家裏拿來進口照相機，說要拍下社科院研究生燒黨報抗議的曆史鏡頭。他邊照邊抱怨周邊怎麽會這麽黑，根本照不出研究生院的景。大家這才注意到，這幫國際片的慫包，宿舍燈嚇得都沒敢開，黑燈瞎火捏著嗓子尖叫起哄！
大家一邊燒報紙，一邊派人撥電話給《北京日報》社，說是社科院的有要事找報社領導。等了一會兒，對方另外一人接起電話，自稱總編室。我們慷慨激昂地宣講了一通，力邀報社派記者采訪核實，沒想到對方冷冷地隻撂下一句話：燒就燒吧。
後來了解到，天子腳下皇城根的《北京日報》，哪裏有這麽大的譜，發表左右大政方針的社論！分明是北京市委那位通天卻被文革尾巴壓抑著不得大誌的徐惟誠（筆名餘心言），假《北京日報》傳遞太上皇旨意。五一八首都百萬市民聲援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大遊行時，《北京日報》社的隊伍亦出現在長安街上，迎麵高舉的大橫幅，直書“背黑鍋的來了”，所到之處，掌聲雷動。
官方竟然不屑搭理最高學府學生連夜燒黨報的抗議，想象中的慷慨激昂抗爭的場麵，毛影都沒有，弄得大家很掃興，趕緊從寒風凜冽的天井逃回宿舍，大家聚在一起，乘著餘興，抿幾口燒酒，罵罵咧咧，洗洗睡了。
第二天，研究生院的官員上班，無人過問昨晚燒黨報的事。沒幾天，院部傳來消息：你們學生瞎鬧，害得總書記胡耀邦被逼迫承擔責任，引咎辭職了！
黨內改革派幾乎全軍覆沒，保守派全麵上台！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水這些青年學生最崇拜的中國良心，都在鄧小平嚴厲督促下，高調開除出黨。知識分子上上下下，又過上八三年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時那種壓抑日子。政治上高壓，經濟上“雙軌製”（計劃與市場經濟混合），有權勢的官員低價批計劃指標給親信到市場上高價倒買（所謂官倒），腐敗成風；再加上鄧小平“硬闖物價關”的勁風一刮，物價頓時飛漲，通貨膨脹，百姓搶購，民不聊生。一場風暴，用鄧小平後來的話，“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
轉眼到了８９年４月１５日，星期六。那時中國還沒有雙休日，僅周日休息，星期六一樣上班、上學。上午從社科院院部傳來消息，兩年前因學潮下台的黨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發心髒病，抑鬱而卒。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這大致是我們當時聽到胡耀邦猝然離世噩耗時的心情。
當晚，同研究生院的同學結伴進城去天安門。北京四月中旬，春寒料峭，細雨蒙蒙。紀念碑下已有一些花圈和條幅，雕塑間的碑牆上，張貼不少大字報。不少人聚集在紀念碑周邊，借著廣場幽暗的燈光，紛紛抄寫挽聯、大字報。
九、十點鍾的時候，廣場一陣騷動，大家齊往東北角圍攏過去。隻見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隊伍，抗著他們繪製的大幅胡耀邦油畫像，從王府井的校園一路走來，沿途許多市民跟隨，一起護送到廣場。美院的學生搭起了人梯，把胡耀邦像放置到紀念碑正麵浮雕上麵的基台上。畫像上的胡耀邦嘴角下抿，表情抑鬱肅穆。像旁挽聯：何處招魂，中央美院敬挽。畫像下橫掛大長黑色挽聯，上書中文“民主之光耀邦” ，英文“FREEDOM & DEMOCRACY ENLIGHTENMENT”。
接下來幾天，社會上紛紛傳言，胡耀邦的遺屬因悼詞中涉及的耀邦一生的評價，同最高當局發生了爭執。胡耀邦人生最高點，是當上了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卻終因鎮壓學潮不力，被元老院中顧委轟下台，半途而廢。現在人已蓋棺，總得有個說法。據熟悉他的中共元老李銳透露，胡耀邦對當初講好辭職後既往不咎，下台後卻被中央傳達文件繼續批倒批臭，感到非常委屈，對太上皇鄧小平畏懼到談話用摸耳朵代其名。如今他鬱鬱猝死，又傳來鄧小平不許悼詞有“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頭銜，撂下狠話：“誰都不配，我死了也不許用”，拒絕主持、致悼詞。
胡耀邦遺屬決定在自己家裏設立胡耀邦靈堂，向市民開放。我們研究生院和北大的同學，去北長街會計司胡同胡耀邦的故居吊唁，回來說耀邦家非常樸素，幾件印有中辦標記的公家配發的家具，別無長物。對比當下愈演愈烈的官員腐化情形，大家由衷敬佩這位被廢黜的前黨總書記。
報載五四文壇元老冰心悼念耀邦的文章，自我感歎“不該死的，死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很快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出現了“老鄧八十四，耀邦七十三：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死了”的標語，應對民間“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的說法。
不平則鳴，公車上書，不是兩千年來中國書生的傳統嗎？北京幾個主要高校，天天有學生串聯，商議在官方追悼會那天，自發組織聲勢浩大的遊行，到天安門廣場集會，為耀邦送行，向人民大會堂裏麵的中共領導人，顯示公道自在人心。
官方終於宣布，胡耀邦追悼會將於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星期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山雨欲來風滿樓。
追悼會的前一天，４月２１日星期五，官方報紙、電視、電台，從早到晚反複宣讀《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社論，口氣嚴厲，威脅學生老老實實地呆在校園裏，不要去天安門廣場挑起動亂。北京市政府通告，為配合中央２２日順利舉行追悼會，當天上午８時至中午１２時，天安門廣場禁止人車通行。各高校黨團幹部，學生會骨幹，被嚴令必須阻止任何學生走出校門。包幹製，沒能阻止學生上街的，通報懲處！
下午傳來消息，北大同學與其他高校的同學商議決定，高校遊行示威的隊伍，追悼會的前一天晚上就出動，在天安門廣場過夜，在北京市政府通告的禁止人車通行時間前，就占領廣場！
從北大到天安門廣場，有４０裏路，步行至少要四個小時。清華、中國政法大學離市中心更遠，沿途一定會遭遇公安幹警的攔截。從衝出校門，到走進天安門廣場，做好花上一整夜的準備吧！傳來的要點：一、胸掛白花；二、手臂帶黑紗；三、帶上校徽、學生證；四、穿運動鞋；五、攜帶幹糧、糧票。
社科院研究生院不隸屬高校係統，孤懸在東郊，也就幾百個研究生，校方被幾次校內學潮整怕了，隻要矛頭不對準他們，對教委的三令五申，不可能叫真兒，最多外鬆內緊罷了。
晚飯後我們湊了研究生院的十幾個人，結隊騎自行車要求出研究生院，門房隻是緊盯了我們幾眼，默默打開院大門，讓我們出行。八點多到了天安門廣場，把自行車存在南河沿，沿著長安街匆匆趕到紀念碑。圍繞紀念碑基座下浮雕一圈的花圈，並未見減少，至少當局沒有像１９７６年周恩來總理去世後的清明節“四五事件”那樣，偷挪花圈、撕悼詞。但圍觀的市民明顯少了，軍警值勤站崗的明顯增多，更有遍地的便衣警察，目光凶狠，在人群中不斷穿插走動，嘴裏吆喝“走起來了！走起來了！”
呆到十點多，早春夜寒上來，廣場越發顯得冷清、昏暗，遊蕩的那些大學生模樣的人，越發顯眼。陸陸續續地交談中，辨認出城裏三大藝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央戲劇學院——的同學，連同我們東郊高校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外貿學院等，幾個文科院校充當先頭部隊，畢竟勢單力薄。大夥兒商議，萬一主力西郊高校的同學衝不出來，我們在廣場這裏幹等，午夜人稀後，非得給一鍋端捉進局子裏去！越議越心虛，決定結伴西移，幹脆到廣場西口長安街上去迎接大部隊！
走到天安門廣場西側與長安街結合的地方六部口，非常寬敞，是西來遊行示威隊伍進廣場必經之地，盼眼望去，空空如也。繼續西行到中南海的南大門新華門，見到一群靜坐大學生與士兵隊列的對峙，氣氛緊張。這幾天官方反複公告說，一小撮壞人一直在衝擊中南海。實際看到的卻是學生靜坐，高舉“反對暴力”、“懲辦凶手”的牌子，控訴前天（4月20號淩晨）在新華門前請願的學生遭到了軍警的武力清場。
近午夜，大街上已空無一人。大夥兒西向翹首矚目，望眼欲穿。以前國民黨對付北京高校的學生運動，就是把城門一關，分割城裏沙灘紅樓的北大，同西郊的清華、燕京的學生的遊行隊伍，現在當局會不會如法炮製？那是尚無手機的時代，街頭也沒有幾個公用電話亭，西郊高校遊行隊伍能否組織得起來，突破警察封鎖線？無從知曉。我們這些懷揣標語的高校學生模樣人，深更半夜在共和國領導核心所在，戒備森嚴的中南海大門前蹓躂，處境如盲人起瞎馬，夜半臨深池。
淩晨一兩點時，有兩個臂挽黑紗，胸戴校徽的小夥子，一前一後，自行車登得飛快，邊騎邊喊：來了！來了!
果然西邊的馬路盡頭，出現了疲憊不堪的學生娃身影。隻見長安街不知從哪裏一下鑽出那麽多市民，路旁夾道鼓掌歡迎，西單一帶開夜店的個體戶，紛紛抬來成箱的飲料、餅幹麵包，搶著塞到遊行學生手裏。
打頭陣的政法大學的，抬著第一塊牌子，上書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幾大自由；第二塊牌子，胡耀邦畫像。估計遊行示威的隊伍，就是靠這兩塊牌子的震懾效果，衝破從中關村到長安街軍警的一道道防線。
北大中文係老同學老朋友吳仁華，曾描述說：“政法大學的兩個大看板很受歡迎，時時被呼喚出來亮相。吳仁華建議製作大看板，劉蘇裏捐出打家具的木頭。胡耀邦遺像是張麗英所畫，憲法條文是劉斌書寫。” 劉蘇裏本科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７９級，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後留校教書，吳仁華北大研究生畢業後，也到政法大學教書。這兩個北大出來的青年教師，後被當局認定為政法大學這次學運的幕後主謀。吳仁華不堪被清查，９０年春節隻身神勇遊泳到澳門，後赴美避難，隻手力撐《新聞自由導報》，以親身經曆印證曆史，是成績斐然的八九六四專家。劉蘇裏後創辦口碑頗佳的北京萬聖書園。
政法大學兩個大看板後，長安街的華燈下，遊行隊伍延綿不絕，清華、人大、北鋼、北航、北工……各大名校的旗幟陸續出現。每個學校的隊伍在六部口一亮相，立即迎來滿場歡迎、喝彩，在拂曉前寂靜的中南海門外，宛若春雷。
淩晨兩點，北京大學的隊伍終於出現。不知曆來學生運動先鋒隊的北大，這次怎麽會成了殿後大軍。北大的隊伍到了六部口，卻踟躕不前，原地踏步直到把隊伍延展到長安街一般寬，才展出一條百米寬的北大條幅，引得滿場讚歎：“畢竟是北大，老大，氣魄大!”在壓軸高潮歡呼中，高昂挺進廣場。
黎明前會師在天安門廣場的高校學生，連同中途加入的市民，有十多萬人吧，聚集在紀念碑北，人民大會堂西，小半個廣場。黑暗中，大家都在燈影裏尋找別的高校的熟人，激情相逢，熱烈交談。
興奮熱勁一會兒就抵擋不住漸漸上身的饑寒交迫。傍晚五六點吃的晚飯，走了幾十裏路，高度緊張折騰了大半夜，下半夜同學們都直叫又餓又渴有冷。我小學時住過南長街，天安門一帶是每日必去玩耍的地方，太熟悉了，自告奮勇帶上幾個同學去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商業區買吃的。心想盡管這時間商店都打烊，總會有幾家做上夜班人生意的個體戶小賣部開門。
不想走到天安門廣場東邊的南池子口，發現已戒嚴，廣場隻許出，不許進。我們絕不想失去重返廣場的機會，隻得空手折回。廣場的同學們無吃無喝，隻能在饑餓，寒冷中硬挺。上廁所更是大困難。當局沒有象通常有廣場集會活動時那樣，開通搭好廣場路邊上的臨時廁所和飲水噴泉，男同學憋急了，隻好就在紀念碑與廣場之間的樹叢裏撒尿；女同學不得不穿越廣場，走到東麵的曆史博物館，央求上廁所，不時排長隊。
十幾萬精英大學生，寒夜裏抱團取暖，黑暗中緊挨著坐在廣場水泥地上，盼等天明。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過夜，當時決沒有想到這隻是序曲，後麵更有從絕食到清場十幾個廣場煎熬的日日夜夜！
廣場遇到不少熱心投身遊行示威的北大老同學。他們碩士畢業後，基本留校教書，沒有幾個繼續攻讀博士的，大概那時博士學位剛搞，寧缺勿濫，錄取門檻還是比較高的。這些北大青年教師是學運的中堅，身邊環繞崇拜眼神的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春風滿麵，在那裏不時振臂高呼強力口號，慷慨激昂演講。見我站在旁邊洗耳恭聽，就拉我來給年輕的師弟師妹講幾句，拗不過校友們的熱烈掌聲，我憑記憶引了幾句魯迅當年的話，鼓勵打氣：
“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天快亮的時候，見到一長隊故意摘掉車牌的解放大卡軍車，從西長安街進入廣場，在人民大會堂的門前的馬路上停下，卸下一車車戰士。他們在大會堂台階上集結，徒手，未見槍械。這些淩晨出動的軍人，來者不善，肯定是對付我們這些聚集在廣場上的同學的，公告不是說上午８點到中午１２點封閉廣場嗎？這些解放軍戰士會不會來支援首都警察，屆時武力清場，把我們驅趕出廣場？頓時氣氛凝重，大家自覺聚攏列隊，布置身強力壯的男同學排在前排，麵向大會堂，嚴陣以待，做好衝突準備。現場我們人多勢眾，有說高校學生、市民十幾萬，有說二十五萬人，反正黑壓壓的一片人頭！俗話說法不治眾，真要把我們這麽多民眾強行清出這麽大的廣場，這點援軍還差得遠吧。
轉眼天已大亮，太陽升起，大家緊張注視著軍人的動向，顧不上饑渴，一夜未眠的疲憊。八點整，解放軍戰士在軍官的號令指揮下，喊著口號，列隊肩並肩手挽手地向廣場擠壓過來，對學生隊伍衝擊了幾次，都被早有準備的學生隊伍並肩挽手頂了回去。大家群情激昂，前排同學奮力與軍人推搡肉搏，後排同學高唱革命運動老歌《團結就是力量》，身後市民則高唱時髦張藝謀新影片《紅高粱》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場麵爆烈，流血事件一觸即發。
大會堂的軍隊與廣場的學生隊伍，衝撞了幾經回合，誰也耐何不了誰，雙方交界線穩定在人民大會堂與天安門廣場之間大馬路上。對峙了一陣，廣場學生派代表與大會堂外的軍隊談判。幾經交涉，解放軍與學生代表達成協議，以實際占領線為界，雙方以靜坐脫離實際接觸，互不侵犯。後來軍警從大會堂裏搬來了交通攔路標誌紅白樁繩，以之為界，三排解放軍戰士坐在在人民大會堂前馬路一邊，背後是幾重軍人方陣；高校學生坐在天安門廣場一邊，身後站著黑壓壓大片市民。
我當時坐在廣場學生隊伍的第一排，與被緊急調來大會堂戒嚴的小戰士臉對臉，隔繩正襟端坐。廣場已被戒嚴，沒有任何公交車、自行車、行人通過，僅有我背後十幾萬學生、市民，與綠色海洋般的軍人，陽光下隔著解放軍警戒線對峙著。
聚集在廣場的十幾萬高校學生，試圖以“ 北京高校的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派代表與中共官方治喪委員會接洽，陳述這麽多如此辛苦走到天安門廣場，守候通宵達同學的訴求：派學生代表參加追悼會，代大家瞻仰胡耀邦遺容，表達哀思；胡耀邦的靈車繞廣場一周，讓廣場同學瞻仰、致哀；官方媒體能夠公開報道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
但官方治喪委員會拒絕了學生代表的所有要求，隻是答應向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會的實況。
從寒夜到黎明，從饑渴交織的早晨到陽光曝曬的中午，佇立在廣場十幾萬人得到的是遙聽廣場大喇叭播出的充滿回音的追悼會現場直播，仰望達官貴人從大會台階上步進踱出。麵對不斷升起的怒火，北京高校的臨時行動委員會決定上書黨中央！
三名學生代表——北大的張智勇、郭海峰，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手捧書寫廣場十幾萬人三條訴求的上書信，穿過封鎖線，走上人民大會堂的東門台階。幾個官員模樣的人攔住他們三人，讓在原地等。空曠的台階上，他們三人的身影十分突出，萬人矚目。時間一分分過去，廣場大喇叭現場直播的追悼會已近尾聲，卻未見一個大員從大會堂出來搭理他們。
大家按捺不住，齊聲高呼：“李鵬出來！” “李鵬出來！”
還是未見動靜。十一點左右，廣場大喇叭現場直播的追悼會已結束，我們這十幾萬守在廣場上的人，卻什麽說法都沒有，太心所不甘了！這時，台階上的三個代表，忽然麵對大會堂，齊齊跪下，中間的郭海峰，更是把請願書高舉過頭頂，淚流滿麵。
大家看到這個場景，既震驚又憤怒，不少同學吼道：“起來！起來！這樣的政府，下什麽跪！”據說 政法大學的碩士生浦誌強（後為著名維權律師），激憤之下用話筒把自己砸得頭破血流。
跪在台階上高舉請願書的學生代表，長達４５分鐘，無人理睬。
深覺受侮的年輕人，被徹底激怒了，當即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罷課抗議！他們一路沿街高呼口號：“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
喧囂的躁動迅猛在空氣中迷漫，局勢一發不可收拾了。
2021年5月30日作於芝加哥西郊橡溪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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