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回憶錄，涉及到大是大非，曆史關鍵轉折時刻的人物關係和思想，往往靠不大住。張國燾在寫《我的回憶》的時候，雖然已經脫黨30年了，但也是逃不脫這個毛病。比如說他洋洋灑灑長達百萬言的回憶文字，把自己描繪成充滿正義，永遠憂國憂民的高尚形象，雖然對中共建政的血腥史充滿了抨擊，但是對自己這個黨的奠基人和武裝軍事割據的頭領人物，完全缺乏任何的自省精神。比如在四方麵軍曆史中赫赫有名的軍政領袖，曾中生，曠繼勳，許繼慎，一個一個死在張國燾肅反的屠刀之下，這些情節和曆史居然在《我的回憶》的百萬言中無一著墨，這些缺點都限製了張《我的回憶》的曆史價值。

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讀這些書呢？因為這類作品的大節雖然不保，但畢竟是作者嘔心瀝血經年寫成，其中的很多小細節還是能準確地刻畫那個時代，讀來頗為有意思，所以我節選幾個張回憶錄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曆史瞬間。

在長征中，1，4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即便是在到達陝北後，張國燾損失了西路軍，其在中央的勢力漸微，也依然被委以要職，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張國燾乃是中共著名領袖，享有國際聲譽，是唯一被列寧接見過的中共領袖。他是怎麽見到了列寧的呢？這是因為張曾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了1922年蘇聯舉行的世界遠東窮苦人代表大會。在這次赴蘇旅行中，張國燾寫下了頗為生動的遊記，舉兩個例子：

1. 俄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

“車站上那些俄國的男女老幼，看見了我們這些黃臉孔的客人，常常以輕蔑的口吻說：“要不要鹽？”這雖然是他們的一句很普通的話，我們聽來卻都莫明所以。後來終於在車站上遇到一個華僑，將這句話的含意弄明白了。

這故事的起源據說是這樣的：從前寄居在西伯利亞的一個華僑的先人死了，他決意要將先人的屍體運回家鄉安葬。俄國隻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屍體毀壞，便用鹽將屍體像醃肉一樣的醃好，再行運回。這故事的是否真實係另一問題；但是，“要不要鹽？”便成為俄國人嘲笑或輕侮中國人野蠻的一句話了。“要不要鹽”，成為我們這些代表的話題。大家認為這是帝俄欺侮中國人的一個象征。帝俄要侵略中國，獎勵俄國作家寫了很多小說故事，將中國人形容得不像個樣子。這種風氣流行到俄國一般人民中間，“要不要鹽”就成為極普通的一句話了。

2. 中國人的內斂和不善表達。

 張國燾一行在蘇聯。

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平時很忙，隻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辦公處的大廳中舉行一次晚會。晚會的布置相當單調，除了一架鋼琴外沒有其他的樂器，也沒有收音機播放音樂。那時的收音機隻在大街上裝置幾個大喇叭，作為傳達命令和播送要人講演之用。那些參加晚會的俄國人，男的隻是脫去那身襤褸的工作服而換上一套比較清潔的常服，女的不過頭上多紮二塊花布而已。

最精彩的節目是集體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餘則有一些人獨唱等，最後跳交際舞，大家狂歡一番。俄國的革命歌曲，音調高亢，激昂壯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帶有尚武的精神。我們這些遠東代表對晚會很有興趣，常去參加。

在晚會中，日本代表是比較出色的，他們集體或個別演唱許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聲。朝鮮代表也不落後，常唱一些悲壯的革命歌曲或動人的民間情歌。隻有我們中國代表毫無表現，既沒有跳舞的習慣，又不會集體唱歌。

但是，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們熱烈的一再催促中國代表表演的呼聲掌聲中，我們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萬分。張秋白平時愛哼幾句京腔，於是大家推他出來，要他唱國民黨的革命歌曲。他說國民黨沒有革命歌曲。我們隻好要他唱幾句京戲，他一時也不知從何唱起。最後，他終於唱了。他一開腔，使我們非常難為情，原來他所唱的竟是那時民間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們在最初一次晚會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覺得非促進我們的集體娛樂生活不可。後來中國革命歌曲的創造，和民歌的發揚，我們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個小小的起點。

這個事件給張國燾以極大的刺激，所以他們後來回國搞建黨和軍事武裝割據運動，就非常重視歌曲舞蹈戲劇這樣的文藝形式。後來發展到現代，中央軍委四總部和各大軍區，野戰軍都有建立文工團的傳統，養一隻龐大的文藝兵團體，其根源居然是張國燾早年在蘇聯文藝晚會上拿不出節目的窘迫，倒也有趣。

3. 南昌起義之後的兄弟相殘

老電影《南昌起義》中張國燾當然是反角，他反對起義，而周恩來和他做了堅決鬥爭。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的解釋是他是奉了共產國際的命來反對的。起義勝利後，部隊離開南昌一路轉戰，隨軍的張國燾目睹了起義軍和追兵一路纏鬥越打越少的敗局。

參加這次戰役的陳賡，曾向我描述這一戰役的經過。陳賡那時任參謀團的參謀，他曾向我指出，葉挺的第十一軍和錢大鈞部的戰鬥，是他所遇到的第一個惡戰，比他兩次參加東江戰役的戰況還要激烈。

尤其是在會昌城下進行肉搏戰的時候，雙方作戰的中下級幹部，多是黃埔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有許多是兒童時的好朋友；他們在黃埔時，或者是同隊同班，在軍隊時或者是同營同連。但在肉搏戰中，竟彼此叫著小名或渾名對罵。那邊罵這邊：“中共為甚麽要造反？”這邊罵那邊：“你們為甚麽要做反革命的走狗？”雙方都有些人，一麵像瘋狗一樣的混殺，一麵又忍不住在那裏暗掉眼淚。他在前線目擊這種情形，也為之心酸。隻有硬著心腸喊殺，督促同誌們往前衝鋒。陳賡講述了這些經過之後，曾有這樣的感慨：看來，政治鬥爭是很殘酷的，竟使許多老戰友對殺起來。

錢部那些黃埔同學，在戰場上作戰的那種堅決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國共之間無法破除的成見，我們如果要獲得勝利，專憑硬打還是不夠的。他的這種描述和感慨，可以說是國共第一次戰爭的真實寫照。

這真是中國近代史中的悲劇。

還有一個小插曲是賀龍：

賀龍在會昌戰役後，便正式加入中共為黨員了。他本人與中共合作，沒有發生過甚麽破綻。但他的生活習慣，完全不像一個共產黨員。他的軍部組織是相當龐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轎子，經常養著十幾個人的轎伕班，還有中西廚房，每天到了宿營地時，都要像宴會似的大吃大喝一頓，他自己與革命委員會的要人們和葉挺等，沒有深厚的交誼，他的第一師長賀敬齋是他的兄弟，第二師長秦光遠是他的親戚，這些人，都是他幹土匪時的老部屬。賀龍的部隊，紀律不好，有點土匪的作風，與葉挺的第十一軍相處得不算融洽。第十一軍的官兵們，暗中常要罵他們一兩句“土匪”。

在文革中造反派叫賀龍“大土匪”，大概就是這麽來的。這樣一個人能緊跟中共一輩子，不管是在最艱苦的條件下還是乘勝利的東風，可見了其信仰的堅定性。

4 毛周在中共中央崛起的偶然性。

412大屠殺之後，中共在武漢的總部有的留守，有的各奔東西。

“毛澤東當時表現了他的奮鬥精神，啟動選擇回湖南去，擔負領導農民武裝的任務。我們原分配他到四川去，這是為了他的安全著想，亦由於四川也是大有可為的地方，尤其是關於農運的發動。他這個湖南籍的“共產要犯”卻要冒險到湖南去，不甘心讓他所領導起來的農運就此完蛋。我們當時很高興的接受了他這個到湖南去的要求。這也許就是他後來被逼上井岡山的起點了。”

“周恩來是一個不多發表議論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鎮靜的夜以繼日的處理紛繁的事務，任勞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誌們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經手。他之獲得一般同誌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從此開始的”。

5. 張國燾在長征中“另立中央”釀成千古恨

1，4方麵軍會師後又分家，毛澤東率領紅1，3軍團拋開4方麵軍，獨立北上後。張國燾為了表示懲罰，在4方麵軍自立了中央，後來事敗之後就悄沒聲地解散了。此事在張的文中沒有特別的著墨，但是縱觀上下文可以看出這是張國燾的一生飲恨。

中央紅軍的博古李德原本是共產國際和蘇聯認可的中共中央，後來的遵義會議也是在遵循了黨的原則下，把軍事權從博古集團轉移到了毛澤東手中。但是張國燾一時頭腦發熱下的”另立中央“卻是沒有合法性的。更要命的是，這是明目張膽地和共產國際的章程唱反調。作為受蘇聯影響極深的張國燾，後來很快就明白這是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失去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信任，注定了他不可能東山再起。

被張國燾捆上戰車的陳昌浩，後來也自知釀成大錯，從此和張離心離德，使張失去了在4方麵軍勢力中最重要的支持。同樣重要的是，在後來的西路軍遠征中，以毛為主的中央雖然一再有意無意地瞎指揮，但是陳昌浩的獨立性，徐向前的軍事才能，本來都能保證他們靈活機動將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可惜背上了“另立中央”之包袱的陳昌浩，為了表現自己已經痛改前非，固執地對毛中央的命令機械執行，終於讓西路軍的圈子越兜越窄，最後全軍覆沒，成為名將徐向前一生最大的恥辱，這個根子都在張國燾。

6 西安事變後，中共有的當說客，有的上前線，有的辦學校，有的打籃球，隻有毛澤東在中央抓權。

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采取協商的形式，反複討論，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麵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麵中共中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麵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並入毛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製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麵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係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係，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

這件事的完成，可以說毛澤東處心積慮已久，西安事變還未結束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加急進，遷往延安的事，又幫助他在技術上掌握這些控製，毛澤東利用這些控製，電令軍隊中的幹部，參加“抗大”學習，並大事宣揚，果然大批幹部要求學習，毛便乘機派進一些親信和監視者。毛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對付我和第四方麵軍，而且同樣對付第二方麵軍賀龍、任弼時、蕭克以及正在二方明軍中工作的劉伯承，他們都或多或少的變為空頭司令。
中共中央遷到延安時，毛澤東已完全控製了外交權和軍事指揮權，正在向各軍中伸展其個人的權力。他又利用這種控製力，來指揮中共黨務的進行，對張聞天等黨棍，表現得頗為頤指氣使。毛曾多次笑著向中共要人麽說：讓他自己來應付各方麵，其他同誌，大可多注意積極方麵的工作，諸如爭取和影響新來的青年人，注意黨務和民眾工作的發展，以及邊區地方政治的改進等等。這就是毛澤東實施獨裁開始時所放出來的保護色。

當時中共要人們，大多分散到各處工作去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率領了大批幹部到西安，接著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與國民黨辦外交，有的作說客，有的乘機發展工作。彭德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都赴前線工作去了。張聞天、凱豐為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裏內內外外，忙著布置職工運動。林彪等聚精會神辦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擔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參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輕鬆的朱德，忙著與那些新來的人接觸，有時與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為西路軍的失敗而憂傷，設法圖謀補救，而當時我是被人孤立的對象。在這種形勢之下，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管外交，坐鎮中樞的毛澤東，因得毫無顧忌而大權獨攬。

這是很有價值的一段曆史，可信性很高。遵義會議隻是讓毛澤東回到了中央的軍事核心，和他獨攬大權還差得很遠。張國燾記錄的這一段描繪了毛在軍事上達到乾綱獨斷的手腕。毛澤東真正對黨權的全部接管，還要等到幾年後的延安整風運動，從此把中共變成了毛黨。

7. 張國燾兒子在延安學校受辱促成他出逃的導火索之一

那時我的兒子小學尚未畢業，延安並無適當的學校可以容納他，因而暫在陝北公學低班就讀。不久幹部子弟學校成立，他就首先轉入該校。這個小孩子很活躍，喜歡唱歌和表演，為學校主持人目為難的的童星，參加過幾次兒童表演。

有一位文藝工作者，曾因犯重大過失受過我的處罰，他那時成為張聞天的馬仔。他作弄我的兒子，派他演反對派張慕陶，扮成奇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毛澤東也正在那裏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麵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麵走一麵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奇跡。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麵。

總結：

總的感覺是張國燾和毛澤東是瑜亮之間的感情，你能說周瑜和孔明之間隻有嫉恨嗎？周瑜死了以後的臥龍吊孝，其實是真情實意的。張國燾的夫人在追隨夫君離去的前夜，毛澤東特別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張國燾在台灣混不下去後曾給中共幾次寫信要求回歸，最後一次是寫給他在黨內最好的戰友劉少奇（黨內張國燾是中共工運第一人，劉少奇是第二）。劉少奇在集體考慮後回信說回來可以，但是必須寫一個深刻的檢查，斷絕了張的回歸之路。

據說在張的《我的回憶》出版之後，毛澤東大感興趣搞了一本，看完了大罵，說我們中央這麽多人在張國燾筆下隻有劉伯承這麽一個好人。這是因為，劉伯承在毛的第一方麵軍不被重視，1、4方麵軍會師後，劉被分配到4方麵軍工作，反而和張國燾配合不錯，辦了一個紅軍幹部學校，培植了自己在四方麵軍的人脈。所以在張國燾出逃，徐向前戰敗，陳昌浩失蹤的情況下，劉帥鬼使神差地成了4方麵軍的代表，當上了129師長。在從蘇聯海歸之後飄搖不定的10年之後，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山頭和勢力。然後又用了10年打出了自己“當代孫武”“中共軍神”的霸業。

毛也許了忽略了張國燾盛讚他在大革命失敗之夜放棄相對安全的四川，而執意殺回九死一生的湖南了。

張國燾在香港多年，中共據說也沒有難為他。他的二兒子在周恩來的關照下在廣州上完了醫學院後才被放出國境和父親團聚。

1979年，82歲的張國燾在多倫多一家養老院病逝，一代梟雄就此灰飛煙滅，千古功罪任由後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