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年是美國阿波羅登月50周年，紀念這個偉大工程的經典著作，被公認為1989年出版的一本書《阿波羅：向月球的賽跑》。這部巨著的作者之一，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士，她叫凱瑟琳.布裏.考克斯（CATHERINE BLY COX），是耶魯大學的博士。但是，有點奇怪的是，她多年以來一直沒有固定工作，雖然她每天都非常忙，奔波於數個非盈利組織和基層社區機構之間，甘當誌願者，卻拿不到一分錢的報酬。
我剛剛才查到她在耶魯的專業是英語語言文學，這大概解釋了她多年來在“職場”上有點不尋常的選擇。
凱瑟琳的丈夫，對此有點小小的打抱不平，他認為妻子從事如此有價值的事業，為社會貢獻出這麽多精力，但是社會卻不能用金錢給她的勞動以應有的承認。當然，俗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錢不是萬能的，但丈夫是政治經濟學博士，以他的專業敏感，他深知“沒有錢也是萬萬不能的”這個道理對普通人意味著什麽。
無獨有偶，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華人企業家，也在為妻子發出不平的呼聲。這位華裔男性，是藤校高材生，成功的小企業家，2012年奧巴馬政府授予他“變革先驅”的榮譽稱號，2015年更任命他為“全球創業者總統大使”。可是這麽成功的人，卻認為他太太的工作比他辛苦得多，創造的社會價值比他也是隻大不小。
他太太是家庭婦女，在家全職照顧有自閉症的大兒子。她不僅沒有任何收入，而且根據企業家老公的估算，在目前經濟模型中，太太創造的GDP為零。
那麽，這個社會在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上，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
不平則鳴。凱瑟琳的老公名叫查理斯.莫裏（CHARLES MURRAY），他和妻子凱瑟琳一同是《阿波羅》一書的共同作者，同時專長於福利經濟學和社會學，是保守派經濟學裏泰山北鬥似的人物。他在幾年前提出了一個概念：全民基本收入（UBI）。
那位華人企業家名叫楊安澤，他目前正在競選美國總統。他競選的招牌式政策，巧得很，也是這個全民基本收入（UBI）。
這個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概念很好理解：美國18歲以上的公民，不論貧富老少，每人每年能從政府領到一萬三千美元。所以，莫裏闡述這個理念的專著，題目就叫《（錢）在我手》（IN OUR HANDS）。
我們在下文就用UBI來代指全民基本收入。
人工智能：狼來了？
這個政策的一個直接好處，就是象楊太太和凱瑟琳這樣的，或者默默支持家庭，或者不計報酬為社會服務的女性，從政府得到了物質形式的承認。
更重要的在於這個政策的社會基礎：我們目前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機器人能夠取代人類藍領甚至白領從事的高度重複性的工作。美國人民需要這筆救急錢，來完成從低端職業到高端人口的轉換。
人工智能真的達到了和人搶工作的水準了？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相信的人說，人類從狩獵社會到農耕社會，再進入工業時代，再經曆從製造業到第三產業的過渡，每一次的技術革新換代，都有人喊狼來了人要被技術取代了，而實際上，新的技術固然淘汰了一些舊工作，但是產生了更多的新工作。
我個人是相信人工智能的威脅的。
我這個信念的起源，是小時候在少年宮學圍棋，老師是圍棋粉+象棋黑，他說聰明人要選圍棋，因為圍棋比象棋高出不止幾個維度。電腦象棋已經達到大師水準，而電腦圍棋才是初段，從概率和數學的排列組合上看，電腦圍棋永遠不可能達到九段的水平雲雲......
有了這個小時候的概念，當1997年IBM的深藍電腦擊敗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的時候，我的目光僅僅是在報紙上多停留了幾秒鍾。
在2016年，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特朗普在11月當選美國總統；而更重要的那個事件，發生在8個月前：穀歌超級計算機阿法狗，以4比1擊敗世界圍棋排名第一的韓國李世石九段。
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人工智能的時代已來，無人能夠置身事外。
UBI和社會主義
有人說，政府每個月每人發一千刀，這是社會主義。這個指控乍一聽挺有道理，但是仔細推敲，又好像不是那麽回事。
一個簡單的事實，同樣主張UBI的查理斯莫裏，是如假包換的保守主義學者，是從美國最大保守智庫企業研究所領工資的。紐約時報1994年的頭版文章，用這樣的題目介紹他：《最“危險”的保守主義者》。據說這個人某年在一所左派大學發表演講，由於他過去一些保守有爭議的觀點“太右”了，學生還對他的來訪進行了激烈抗議，險些讓他走不出校門。這樣的人怎麽會支持“社會主義”？
再看美國唯一一個在州一級實行UBI的地方，是阿拉斯加，這是一個紅得發紫的州，多年來都是共和黨執政，一個保守政黨怎麽會大行“社會主義”？
另一個更簡單的道理，我想本文讀者中的大部分人，要麽正在生活在社會主義製度之下，就是前半輩子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你們誰曾收到過政府每年給十萬塊的福利？反正我是沒收到過。
如此看來，全民基本收入（UBI），這個被部分右派和左派同時推崇的經濟政策，就頗值得推敲了，它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簡單臉譜就可以歸類的。
研究的結果，讓我大吃一驚，這個人人稱為極左的政策，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傳統保守主義的精神。下麵就讓我一一道來。
UBI和小政府
首先，保守主義推崇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正如裏根總統指出：“政府並非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恰恰相反，政府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審視美國當下的福利體係，不算地方的項目，僅僅在中央級別就有上百個扶貧項目，政府雇傭龐大的行政團隊，負責審核受益人的資格，以及扶貧款項的分發，機構臃腫，效率低下，人們所詬病的大政府的毛病，在美國的福利體係中能得到集中體現。據統計，2018年聯邦和地方的福利支出總和已達到一萬億美元，效果如何呢？四千萬美國人依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相當於兩個加拿大的人口。
如果換成楊安澤主張的全民基本收入，那就意味著大量的社會財富從政府的控製變成人民的自由支配，會極大地促進消費，從而拉動經濟的發展。另外由於基本工資人人有份，審核標準的龐雜政府機關將不得不關停並轉，這是精簡政府機能的最好體現。
UBI和公民責任
保守主義最重視個人的責任感和主觀能動性（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但是目前的福利體係，是依靠政府官員府去教育窮人要自強自立，這並非政府功能的所長。那麽政府最擅長什麽呢？恰恰就是給人民發錢。比如，每年稅務局給人民寄發退稅支票，基本上是快速準時童叟無欺。
全民基本收入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有個別不自覺的人，兌了支票就去吃喝嫖賭揮霍一空，這怎麽辦？
試想一下，這樣的人在饑寒交迫的時候，已經不能再去找官方福利機構，因為這樣的機構可能已經蕩然無存。那麽他就隻能去找父母，親戚，女友，鄰居去幫忙。他的親人一邊接濟他，一邊會提醒他，下個月的基本工資，一個禮拜之後就到賬，你可要千萬珍惜。
者正是UBI的神奇之處，它把教育浪子回頭的責任，自然而然地從官僚機構轉移到了民間，社區，家庭和個人，這是一種更有效，更合乎人性的方式。
個人對社會責任感的一個重要體現方麵，是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在個人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過早地生很多孩子而疏於教養，會極大地增加社會的負擔。而目前福利製度，對無節製生孩子卻有一種“鼓勵”機製，孩子越多，福利就越多，如果是單親媽媽，福利就更加優厚。如此一來，本來是扶助孤兒寡母的良善用意，卻成了“鼓勵”未婚生育的負麵機製。
而全民基本收入，隻向成人發放。孩子越多，母親的UBI就越捉襟見肘。試想一個年輕女孩子，看到自己的同齡人用UBI來讀書消費甚至買包包化妝品；而自己未婚先孕的姐姐，卻隻能把珍貴的UBI給兩個娃買尿片奶粉。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個女孩子會對人生做出什麽樣的選擇，不言而喻。至少她會等到自己身心條件成熟之後才會選擇結婚生子。
“數落”完單親媽媽，就不能不提到“渣男”問題，其實他們更是美國貧困人口，特別是少數民族社區中家庭崩壞的罪魁禍首。這些男人在讓女友懷孕之後就遊手好閑甚至玩人間蒸發，留下孤兒寡母苦熬度日，淪為所謂的龍蝦一族。可是目前的製度還真拿這些男人沒辦法，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職業和收入，很可能自己也在吃政府救濟。找他們要撫養費，那是等於天上掉餡餅。
這就是所謂光腳不怕穿鞋的，UBI的一個功能就是給這些“渣男”穿上鞋子。這些男人如果不履行作父親養育責任，政府無需象以前那樣苦口婆心且束手無策，隻需停掉他們每個月的UBI支票即可，那麽這些“渣男”隻怕是立馬傻眼，隻有老老實實承擔責任，並且以後再也不敢到處留種了，因為誰也不願意跟錢過不去。
由此看來，與其借助國家機器的強製執行去規範人民的德行，不如利用UBI孕育出一種良性機製，鼓勵每個人自發做出明智的選擇。
UBI和傳統價值觀
保守主義重視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對幾十年來女性大量占領職場的現象，有點不以為然。而實際上，很多中低收入的女性在工作家庭孩子之間疲於奔命，很可能是生活所迫，而並非自願要當女強人。全民基本收入，對她們來說不異於雪中送炭，讓她們能夠或者全職在家相夫教子，或者努力服務社區，或者工作家庭一把抓之間，做出真正合乎意願的選擇，家和萬事興，社會整體也因之得以提升。
保守主義肯定工作的價值，“不勞動者不得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信條之一。但是當前的福利製度，旨在幫助窮人，發放食物券，提供低價甚至免費住房，醫療扶助。而受益人一旦找到了工作，收入從無變有，他原本享受的福利很可能就拿不到了，加上美國的最低工資標準不高，一個窮人找到工作後的生活水準，甚至不如在吃福利的時候好。如此簡直就是在懲罰找工作的人了。
而全民基本收入則從製度上確保了工作的人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必然高於不工作而隻拿UBI的人，這其實是一種鼓勵就業的政策。
那麽基本工資會不會鼓勵人民養成坐吃山空的懶惰習性？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看一個人對基本人性的理解。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說：如果人是天使，那麽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換句話說，人也是需要政府來管的。但是保守主義又是堅信有限政府，甚至設計出一係列複雜的製衡機製來限製政府的權力。這就說明，保守主義更堅信人性的自我完善，政府組織隻是不得已而為之。
所以，如果過於擔心全民基本工資會扼殺人類工作和改良生活的天性，那麽就不要自稱為保守主義者了。
另外，在現在的新經濟時代，對”工作”的定義也應該拓寬。比如，楊安澤的妻子，全職在家教養有自閉症的兒子，不拿一分錢工資，這是工作還是不工作呢；莫裏的妻子卡瑟林，頭頂耶魯的博士帽，卻甘願在各種非盈利機構當誌願者，無私貢獻時間和精力，這是工作還是不工作呢；我又想到我的一個白人鄰居，他原本從事製造業，已經失業多年，我不知道他為什麽找不到或不願意找新工作，但是他經常熱心地給鄰居剪草，無償組織社區小孩的棒球訓練，我不知道這樣的人對社會的貢獻，是否就一定比不上那些年薪多少多少萬的人。
也許這些例子都太“正麵”了，那就讓我舉一個真正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例子吧。
有一個華人小夥子，從名牌大學畢業後，不好好找工作自立養家，而是癡迷於攝影和極限攀岩這樣價格不菲且有生命危險的項目。由於沒有固定收入，他不得不住在車裏。小夥的父母看到精心培養的兒子成了準流浪漢，幾乎終日以淚洗麵。中國有句古話：父母在，不遠遊。這個人學成之後，反而成了父母的心病，豈不是不忠不孝？
這個人叫金國威，他的”不務正業”最後居然真混出了名堂：在成為《國家地理雜誌》的簽約攝影師後，他於2018年拍攝了極限運動紀錄片《徒手攀岩》（FREE SOLO），榮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品。
那麽，金國威睡汽車玩攀岩，一邊窮得叮當響一邊放飛夢想的時候，他是工作的還是不工作的？
UBI和自由意誌
保守主義的靈魂在於，個體的自由選擇，正如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一代宗師米爾頓弗裏德曼名著的題目：《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比較湊巧的是，弗裏德曼也曾提出類似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當年他用的概念叫做：收入所得稅為負。意思就是個人非但不向政府交稅，政府反而要給個人發錢了。
中國有句老話，授人予魚不如授人予漁。可是如果非要雞蛋裏挑骨頭的話，這個授人予漁恰恰是一種大政府大包大攬的思想，因為它沒有征求人民的意願，並非每一個人都擅長或者願意當漁夫，風吹雨淋日曬還可能被鯊魚吃掉，有什麽好的？
美國社會在曆史上所經曆的最大一次失業問題，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失業率最高達到適齡人口的四分之一。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采取的應對手段之一，是一種美國式的“山上下鄉”運動。 他成立了一個叫做“平民環保組織”的準軍事化團隊（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用極低的薪水雇傭城鄉無所事事的青壯勞力，爬雪山走戈壁，深入不毛，修建基礎設施。
時至今日，如果我們在美國國家公園遊覽，也許會驚訝於哪怕是人跡罕至之處的發達交通和完善設施，這都是百年前那些失業大軍們的功勞。
這些政府拉動的基礎建設項目，半強製半自願的人力組織形式，成為當年的左派應對社會危機的經典手段。
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走的是和羅斯福自上而下政府牽頭截然相反的路子。這個政策，不依賴於政府設計再就業工程的巧奪天工，而是選擇了對人類自由意誌的信任。
其實，莫裏的著作IN OUR HANDS，我意譯成《錢在我手》，算是故意惡搞的行為，作者真正的用意，是人生的選擇掌握於自己之手，正如金國威一樣，世界也許少了一個平庸的程序員或鬱鬱不得誌的公司律師，但是多了一個追夢的奧斯卡金牌導演，和他創造的激勵人生的作品。
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也許有金國威的夢想和才華，但是困鎖於新經濟社會分配帶來的重壓之下，政府應該把自由選擇的主動權還給他們。
弗裏德曼的所謂負稅收政策，主要是給貧困線以下的群體提供現金扶助。這是一個規模有限且高度冒險的方案，因為在貧困線下掙紮的人群，往往也正式社會環節中最薄弱的一環，直接發現金這劑猛藥帶來的副作用，也會讓虛弱的機體吃不消？
而全民基本收入則不同，它直接麵向兩億美國人，旨在發揮美國這個巨無霸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體量優勢。
這也是一個有風險的方案，誰能保證兩億美國人拿了錢以後不會胡吃海塞道德淪喪集體撒酒瘋？
在18世紀，有一個30多歲的蘇格蘭年輕人，寫了一本書叫《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書中他這樣寫道，一個良好公民社會的建立，取決於所有社會成員的道德判斷，更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相互協作，相互肯定，和由此而來的級聯放大的體量效應。
蘋果CEO庫克去年曾說到：很多人擔心機器人象人一般聰明，把真人都取代了。但是我更擔心的是人越來越變得像機器。
因為現代社會中經濟運行就像是一台高速運轉壓榨機，固然能夠高效迅速地從我們這些肉身機器人上榨取經濟價值，但同時也摧毀著維係社會這個有機體的和諧互動和人文關懷。有的窮人，一天打三份工才能維持生機，下班媽媽接到孩子已是滿天星頭，爸爸回家時母子已然酣然入睡。他們終日為家庭奮鬥，卻難見家人一麵。
楊安澤的全民基本收入，就是給在掙紮中的人民一個喘息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審視生命的價值：也許會有更多的楊安澤太太能決定全職顧家；更多的莫裏太太能把所學所用致力於非盈利的社會組織，保護環境，治愈疾病；更多的失業人員去營造一個和諧互助的社區；哪怕是那些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問題”人群，在花光了UBI陷入困頓之際，也會得到親人和社區的監督和鼓舞。
這就是《道德情感論》所說的，社會人人互助協作而產生的道德向上力。
我相信本文的讀者，不少是見過大風大浪有見識的人，不會被花言巧語輕易忽悠。你們讀到這樣的和諧場麵，難免會有懷疑，這書的作者靠譜嗎？這個理論怎麽讀起來象烏托邦？
這個蘇格蘭年輕人，沒有寫《烏托邦》，他在寫出《道德情感論》之後20年，又出版了一本大家可能都聽說過的書，叫《國富論》，他的名字就是亞當斯密。
其實在《國富論》之前，人們也對自己在經濟活動中能否保持理性而深感懷疑：市場交易，有人買有人賣，有人從事原料采集有人從事工業生產，隔行如隔山，如果沒有一個統籌全局的計劃，如何防止生產或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如何防止囤積居奇或者強買強賣？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大聲疾呼：不必杞人憂天，人們隻要按各自的經濟利益自行其事，會有“市場”這樣一雙“無形的手”（INVISIBLE HANDS），讓經濟個體各司其職，各歸其位，有條不紊（特殊情況除外）。
《國富論》問世三百年，成為西方經濟學思想的扛鼎之作。而《道德情感論》，卻基本被世人遺忘了，盡管亞當斯密自認為後者比前者還要高明得多。亞當斯密把“無形的手”這個概念，最先寫在《道德情感論》中，早於《國富論》20年。那些擔心人民拿到UBI就會行為跑偏的人，也許要認真評估一下，亞當斯密“無形之手”在引導人類道德規範中會起到一個什麽樣的作用。
我有一個懷疑，凡是相信UBI的人，從弗裏德曼，到理查德莫裏，再到今日的楊安澤，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是亞當斯密《道德情感論》的信徒。
UBI挺好的，可是錢從哪裏來？
不過，莫裏的UBI畢竟不是楊安澤的UBI，因為莫裏主張，除了低保福利係統之外，他還要把社會養老金（SOCIAL SECURITY）和退休醫保（MEDICARE）全部取消，用所有這一切來換UBI。而楊安澤的UBI則不觸動這後麵的兩個大頭。
這個中原因，是UBI非常昂貴，每個成年美國人每月一千刀，每年的開支就是2.4萬億，大約是美國國防開支的三倍。所以莫裏要掄起大刀。才能給UBI達成一個賬麵上的平衡。我在上麵掰開揉碎地講了UBI這麽多的好處，讀者大概要問，好是很好，可是錢從哪來，難道天上能掉餡餅嗎？
為了解答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我們讓時光倒流一兩百年，讓現代人穿越回到19世紀一個中國農民的家。我們問他這樣一個問題：您麵朝黃土背朝天地種地，才能維持家裏有口飯吃。讓我們設想一個花花世界，在這個世界裏，90%的人不種地，而是坐在冬暖夏涼的房間裏不知道在忙活什麽，那會怎麽樣？這個清朝老農民恐怕要給你一嘴巴，不種地你吃什麽，難道天上能掉餡餅嗎？
我們知道現代的美國社會就是這樣一個“花花世界”，隻有10%的農業人口。大部分人不需要天上掉餡餅也能吃飽飯。因為，農場有聯合收割機，有最先進的化肥除草劑殺蟲劑，有最先進的農產品加工儲藏技術，有發達的交通運輸網和市場流通渠道。先進的科技讓極少數人從事農業勞動就能大量產出，喂飽社會上絕大多數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人口。
使用舊生產力的人往往無法想象產業換代引發的生產效率大爆發，這是曆史的永恒現象。
比如，讓我們再從在這個19世紀農民的家，穿越回到人類的狩獵采摘時代。你如果告訴打獵的原始人，有朝一日人類不必天天挨餓，這個原始人一定以為你瘋了。因為他一定想不到，如果抓住野生動物不殺，馴化圈養在後院；如果把擼下來的稻穀種子不吃而集中種植定期收獲，人類就可以每天獲取穩定的蛋白和糖分來源。
再比如，讓我們從19世紀農民的家，向前快進100年，到了亨利福特把流水裝配線引入工廠之際。在那個時代，汽車工業本是能工巧匠的天下，一個高水平的汽車匠人，可能要身兼數職：機械師金工鉗工皮匠油漆匠，精心打造一輛手工汽車，就像創造一件藝術品，耗費時日金錢，隻有富翁才配享用。你如果在1913年就告訴這個汽車匠，明年福特一個工廠就能年生產25萬輛T型汽車，他一定以為你瘋了。但是亨利福特在1913把裝配流水線（偷師於肉聯廠）引入汽車車間，果然年產25萬。老派的汽車匠一定想不到，把上百成千的缺乏經驗和技術的初級工人放在流水線上擰螺絲，這麽一個看似平常的在人力組織的改革，竟然同時提高了生產的質量效率和穩定性，把自己的飯碗都給搶了。
那麽我們現在是一個什麽時代呢？
臉書是世界最大的“媒體”公司，他雇傭的寫手數量為零；Airbnb愛彼迎是世界最大的連鎖“旅館”，但它旗下的旅館房間數為零；優步UBER是世界上最大的運輸公司，但它擁有的車輛為零；亞麻阿裏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但他們名下的倉庫數為零。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今天身處的產業轉型，就類似於人類從狩獵采集向農業社會的轉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或者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衝擊。隻是我們自己沒有覺察而已。
但是這樣的產業轉型，和一百年年亨利福特的變革相比，卻有一個致命的差別。
亨利福特之設立流水組裝線，在某種意義上，是用低端人口取代了高端人口，他可以讓小學沒畢業的低技術工人，靠做組裝線上擰螺絲這樣簡單重複的工作，生產出大量價廉物美的標準型汽車，從而一舉踏入社會中產階級；而經驗技術都遠高於擰螺絲水平的手工汽車匠，反而被市場淘汰了。
這就是亨利福特的偉大之處，美國人民在大部分的20世紀裏的幸福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其實都是在吃福特模式的紅利。
紅利總有吃完的那一天，我們今天生產模式的轉型，就是在和福特革命反向而行，把占社會大多數的“低端人口”踢出了中產階級的圈子。
如果還用福特的組裝線當比喻，今日的經濟模式催生了大量設計“組裝線”的工作崗位，但是低技術工人無法勝任；同時，高端人士設計出的“組裝線”也同樣高端，都不需要低端人口在線上擰螺絲了。當代“擰螺絲”的工作，包括卡車司機，零售業收銀員，電話客服，甚至是工作重複性高的白領工作，秘書，律師，甚至病理學家，因為他們都可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失業危機所在。但是不要忘記，產業轉型也同時帶來社會生產率的極大提高。楊安澤的UBI，就是用高科技變革的紅利，把快速積累的社會財富，以UBI的形式轉移到普通民眾手裏，去緩解高技術變革帶來的社會危機。讓人類的思路從傳統的農業，工業，第三產業的局限中跳出來，也許會催生重建公民社會的第四產業，也未可知。當然，這個“第四產業”究竟是什麽，我也說不清。
那楊安澤UBI的錢到底從何而來呢？
根據他競選的網站，第一個來源就是目前社會福利係統的六千億用UBI來取代，這樣UBI所需的2.4萬億，四分之一就有著落了。
第二個來源是多收10%的企業增值稅。要知道電商巨頭亞麻去年的利潤是一千億，但是拜2017共和黨的減稅所賜，他們繳納的聯邦收入稅為0。企業增值稅據說是世界上最難逃的稅，我不是財務或會計專家，所以對這個項目不做過多的解釋。目前社會財富雖然迅速增長，但是缺乏一個合理分布，所以出現了亞麻這樣的創收大戶卻不是納稅大戶，真是豈有此理。企業增值稅估計可以給政府帶來八千億的收入，用於UBI。這就是我前麵說的高科技紅利用之於民的例子。
這兩個大頭一加，隻支付了UBI的一半，那麽剩下的一萬億從哪裏來？ 楊安澤的網站上還列了一些其他可能的收入，比如民眾獲得巨大購買力之後對消費經濟的刺激等。但是在我看來，這些盈餘屬於用經濟模型預測的收入，並非實打實的真金白銀，還不能馬上就算在明賬上。
某雖不才，但是對於如何省出剩下的一萬億以完成UBI的收支平衡，卻小有心得。而且我看到楊安澤的網站對這個方法也並無提及。
預知後事如何，這一萬億從何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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