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個月前2018年度諾貝爾獎新科得主們在鮮花和閃光燈下享受榮譽的時候，一位昔日的物理學宗師巨匠默默地離開了人世。他就是1988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金粒子”的發現人，前費米實驗室主任裏昂萊德曼教授。這位大師，除了以一位理論巨匠，優秀教師和物理科普暢銷書作者的身份著稱於世以外，居然還有一個讓人唏噓不已的事跡，出現在所有報道他逝世新聞的媒體上。那就是，萊德曼於三年前確診了老年癡呆症，為了付高額的醫療賬單，他不得不網上拍賣了自己一生榮譽的象征：那枚金燦燦的諾貝爾獎章。

在我們一般人的印象中，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應該是名利雙收呼風喚雨似的人物，怎麽也不應該混到需要出賣獎章才能付醫療費的地步吧。比如日本，曾經雄心勃勃製定了“半個世紀內拿三十個諾貝爾獎”宏大目標；中國人的諾貝爾癡迷症就更不用提了，莫言和屠呦呦分獲文學獎和醫學獎，曾讓國人象過節一樣大大亢奮了一番。在東方人看來，這些曾站在科學高峰上為國爭光的人，應該被當成民族英雄國家瑰寶一樣來供起來才對。美國是不是太不重視人才了？

其實，就是在美國所有諾獎得主中，萊德曼還遠遠算不上混得最慘的人。2010的化學獎得主，是美國的赫克，這是一位上了有機化學教科書的經典人物。他發現了“赫克催化”反應，就是碳和稀有金屬之間可以形成化學鍵，並以此為契機，形成以碳為中心的各種結構複雜的化合物，在化工和製藥產業中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可是僅僅在他得獎5年之後，也就是萊德曼拍賣獎章的同一年，我讀到這樣一條悲慘新聞：赫克在菲律賓一家私立醫院住院因為拖欠賬單，而被院方掃地出門，不得不住進條件低下的公立醫院，沒幾天就撒手人寰了。

一個響當當的美國諾貝爾獎得主，怎麽會流落到菲律賓這樣的欠發達國家，還落魄至此的呢？據說，赫克當年是個專注做學問不重名利社交理財之人，他在得獎名聲鵲起之前，就被所在的大學勸退了，每個月隻有2500塊的基本退休金，也就是在菲律賓這樣的低消費國家，才能過得自在些，更何況他太太是菲律賓人。但是，人一旦生病，就什麽都指望不上了。據說，赫克臨終前，太太已經去世，膝下無子女的老科學家反複念叨要回到祖國家鄉，竟然無人相助，最後一把老骨頭埋在了異國他鄉。

有人說，美國是老年人的“地獄”， 從這兩位諾獎得主的晚年看來，還真是這樣。即便他們曾是站在世界科學最高峰的時代弄潮兒，而一旦人老珠黃創造力衰退，社會就會毫不猶豫把他們遺忘。而在東方社會，情形也許就大不相同。被譽為“光纖之父”的香港科學家高錕，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也和萊德曼一樣得了老年癡呆，就算是退居二線多年之後，還被《亞洲新聞周刊》評為“20世紀風雲人物”，逝世後，香港特首深切哀悼，中文大學特設專區吊唁，也算是備極哀榮了。

1999年我曾經在紐約大學的長島石溪分校校園漫步，友人指著一棟大小居中的房子告訴我，這是楊振寧教授的居所。那棟房子，和楊教授後來海歸清華後的居所，一幢寂靜優雅綠樹環抱的乳白色二層小樓相比，就有幾分寒酸了。老楊作為第一個奪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長期都是國家民族的驕傲，所以政府獎他一棟別墅。在82歲娶28歲的佳話傳開之後，他的名字很不幸地開始和八卦和搞笑聯係在了一起，不過，有失必有得，老科學家晚年生活的照顧問題得到了解決。

可以想象，假如楊振寧一直呆在美國石溪，恐怕逃不過一個清貧寂寥的收尾。別的不說，長島多雪，到了冬天老爺子恐怕還得自己找人掃雪鏟路，哪比得過在清華享受學子們的眾星捧月和國家的重點照顧。楊教授2002年全職海歸，2017年還以95歲高齡放棄美國國籍恢複中國人的身份，我們再回顧他青壯年畢業後違背父命決然留美，並以此奠定一生事業的決定，不能不讚歎，大丈夫相時而動，聰明人到哪都聰明。

美國畢竟是發達國家，萊德曼和赫克晚年雖然不算輝煌，隻要身體健旺，過個平安的退休日子肯定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萊德曼痛賣獎牌未雨綢繆，赫克窮困潦倒客死他鄉，倒黴就倒黴在這個病上。

美國政府對其公民的基本福利，在發達國家力被公認最為摳門的。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實現了退休人員的基本退休保障，SOCIAL SECURITY，這也就是赫克得以在菲律賓養老的基本收入；30年後，約翰遜總統簽署了醫保和醫療補助法（MEDICARE AND MEDICAID），給65歲以上退休老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基本的醫療保障。但是退休保險是遠遠不夠的，比如，醫保的門診部分醫保可以保80%，聽上去不錯吧，但如果這是一個昂貴的測試，那麽剩下的20%自付款也足以讓一個溫飽之家吐血。

再拿萊德曼的老年癡呆症舉例，如果他最終完全失智，就隻能住養老院了（NURSING HOME）。在美國，比較好的養老院每月好幾千小一萬，這是退休醫保MEDICARE絕對不管的。所以也難怪萊德曼拍賣獎牌。令人高興的是，他的拍賣籌集了七十萬美元，三年下來的醫治費用是肯定無憂了。但是沒有金牌可賣的路人甲呢？最近一項調查發現，20%的美國老人去世時銀行賬戶中的存款為零，高達一半的老人，存款少於一萬。這裏麵很大的一個因素，就是日益增加的醫療費用。

美國沒有全民醫保，政府隻管退休和殘障人士的基本醫保，就是這樣，國家健保投入占全國GDP的比例已經高達18%。相比之下，那些有全民醫保的國家，比如以色列和台灣，才8%，英國挪威澳大利亞是9%， 法德加拿大是12%。

美國人花了那麽多錢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大眾健康的硬指標，比如人均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美國在全世界僅僅排第19， 而采用全民醫保的法國是第一。

美國人花了那麽多錢老百姓還是怨聲載道。據統計，美國人對本國醫保的滿意度僅僅為25%，遠低於加拿大的40%，盡管人家有看病難排長隊的惡名；台灣人民對本島全民健保體係的滿意度，據說是70-80%。怪不得，我身邊的台灣同胞如果得了疑難重病，很多都選擇回台就診。

當然，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歐美澳的全民醫保國家，麵對社會老齡化的挑戰，也麵臨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困境。比如英國老人如果需要膝髖關節置換，需要排隊很長時間；而75歲以上的老人，如果申請心肝腎等主要器官的置換手術，基本不可能。

1935年，當羅斯福總統簽署《社會安全保障法》的時候，美國人均壽命是60歲，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法》（MEDICARE AND MEDICAID）的時候，美國人均壽命是70歲。總統和國會大概基於這些數字算了一筆賬，覺得這些法案能搞的下去，才簽的字。

而現如今，美國人均壽命已然飆升到了79歲，世異時移，變法宜矣，如果再墨守陳規不思進取，那麽這兩個美國人民賴以熬過晚年的法案，會不會麵臨破產的前途？

一個帶點諷刺意味的事實是，促成發達國家人民預期壽命大踏步前進的醫學革命，恰恰也正是讓各國醫保不勝重負的”罪魁禍首”。為什麽這麽說呢？我們先看看為什麽現代人活得長了，一個重要因素，是戒煙運動的功勞。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就是心血管疾病防治和治療手段的突飛猛進。

在過去，一個四肢發達全身器官基本健康的中年人，很可能就因為心髒或大腦裏一根細小血管的阻塞而掛掉，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活到需要大量消耗醫療資源的年紀，就仙去了，真的是很替國家“省錢”。而現在，心血管造影診斷和搭橋手術的普及，有效降血脂防腦溢血藥物的湧現，讓這類英年早逝的悲劇大大減少。

但是，現代醫學固然延壽有術，但是在提高老人的健康質量，節約醫療開支方麵，卻是徘徊不前。比如，能拖得病人經濟破產家庭精神崩潰的早老年癡呆症，製藥業斥巨資多年研發卻毫無辦法；病人眾多維護費用高昂會造成多種器官最終衰竭的糖尿病，治療創新乏善可陳。

醫學最大的成就，僅僅是維持一個心髒的跳動，而這個心髒的主人，也許已經失智多年，或許因病痛生不如死。生命在這種狀態下的延續，固然彰顯了人類向死亡極限挑戰的決心和成就，但其副作用就是給社會和家庭帶來了漫長的煎熬，沉重的經濟負擔。

我家孩子在學樂器的時候，曾經去老人院（NURSING HOME）表演，讓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們體驗一點難得的青春童趣。我們去的那家老人院，在當地算是很有口碑的，收費不菲。我走進去，看到裏麵設備齊全窗明幾淨，醫護人員耐心周到，不禁感到一陣寬慰。但同時，空氣中也似乎彌漫著一絲淡淡的，也許是老人院“特有”的氣味，輪椅中的老人們，白發稀疏，肩背佝僂，他們滿是皺紋和滄桑的臉上，或是一臉純真的童稚，或是雙目茫然神情僵化，讓人又感到一絲心酸。

2016年，在美國俄勒岡州尤金市一條陡峭崎嶇的自行車道上，一個消瘦的身影，坐在一輛為行動不便者特製的三輪自行車上，正在奮力前行。不知為什麽，車子突然失去了控製，人也摔了出來。待警察接到他焦急的太太的報警電話後趕到現場時，發現的隻是屍體，死因疑似腦溢血。

他就是200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華裔學者錢永健，享年64歲。他在去世兩年前遭遇中風，行動能力受損，但是作為一個自行車運動的狂熱愛好者，錢永健給自己特製了一輛殘障人士專用三輪車，這樣，即使是在俄勒岡養病的時候，也能堅持挑戰身體的極限，最終卻遭遇不測。他的夫人溫迪這樣評價自己的夫君：他是一名冒險家，一名尋路人，有著自由翱翔的靈魂。

萊德曼於失智混沌中在96高齡上去世，赫克貧病交加被醫院掃地出門的時候，是84歲，我又聯想到在老人院看到那一幕令人心酸的場景，不由得慨歎，錢永健64歲腳步匆匆英年早逝，固然是家庭的悲劇，科學界的損失，但對他這樣一顆不受羈絆自由翱翔的靈魂來說，又何嚐不是一種解脫和自由呢？

錢永健因為完善生物熒光技術而獲得諾獎殊榮，這裏麵還有一段小八卦。生物熒光蛋白是日本科學家最先發現的，之後，一位美國科學家普瑞舍（Prasher）以此為基礎發現了編碼熒光蛋白的基因，為以後這項技術的發揚光大奠定了基礎。但不幸的是，他的學術路子不順，拿不到科研經費，在研究組散夥之前，把寶貴的基因贈送給了隊伍剛開張的錢永健，就象把一個出色的騎手扶上了千裏馬，最終讓他一路疾馳達到了輝煌的終點。在豐收的時節，普瑞舍卻因為早就淡出學術界所以諾貝爾評委沒有考慮他，而錢永健拿獎後到處打聽當年的恩人在哪，才發現這個當年的科學奇才在機場開每小時十塊的巴士度日。知恩圖報而又愛才如命的錢永健立即誠邀普瑞舍加入自己的研究組繼續搞科研。如此喜從天降，這個失敗的科學家以為自己的科學第二春從此複蘇。但是好景不長好人短命，錢老板駕鶴西行後課題組關門大吉，普瑞舍再次失業，人生悲歡離合的戲劇性，他大概是盡嚐了。

我不知道，當普瑞舍出席好心老板的葬禮時，他心中是作何感想？錢永健獲得諾獎固然幸運，他如今已是天人永隔；普瑞舍事業幾起幾落，但他畢竟還擁有健康和自由的意誌。

人的生老病死和成敗利鈍，有時真的是難說的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