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拷自簡寧寧博客）

劉曉波的死訊傳來，讓人既感悲於他英年早逝的不幸，又感懷於中國命運之多舛。一個在獄中的政治良心犯，他本身的存在，就是對當局巨大的警示和壓力。曼德拉26年把牢底坐穿，終於換來了南非罪惡種族隔離製度的終結，出獄後僅僅三年就當選了南非總統。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殘忍地讓劉曉波也做26年的牢。如今曉波撒手人寰，當局到底是鬆了一口氣，還是在國際上丟了臉，不知道。隻是劉曉波的擲地有聲的名言，“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實現。

我對劉曉波決不妥協的人格非常之欽佩，但是對他作為思想家和哲學家的學術觀點卻並不苟同。最早聽到劉曉波的大名，是64之後當局對劉曉波的抹黑篇《抓住劉曉波的黑手》。這篇文章對曉波一年前接受香港記者采訪時發表的一段極其有爭議的談話大肆渲染：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這個“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把劉曉波壓了三十年，讓他在不少大陸毛派人士中獲得了一個“劉三百”的綽號。對劉曉波這個表態，支持他的人士的一般說法是：劉曉波當年還年輕比較激進，人在變，今天的劉曉波肯定不會秉承當年的看法了。但是即便是當年的劉曉波也已經33歲了，剛剛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聰明如他，難道在而立之年會不過腦子地胡說八道？學問如他，難道不曉得西方殖民統治給被壓迫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答案都是否定的，劉曉波其實是借著“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人之語，來傳達他的終極救國道路：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毫不妥協毫無保留的全盤西化！

即使是在64之後的多年，進入21世紀的美國對伊拉克戰爭期間，劉曉波也發表了不少似乎盲目崇美，支持戰爭，甚至美化日本殖民東北的言論，讓人覺得他好像缺乏真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精神（就不一一引用了，感興趣的可以自行google）。我的理解同樣是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既然美國是西方自由世界的領袖，日本是近代成功西化的唯一典範，那麽他就對這些國家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人，特別是出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無權挑戰。

劉曉波對中國製度和中國人性的揭批，絕不局限於執政黨，而是深入骨髓，上升到中國人整個文明的曆史和屬性。在他看來，中國的問題絕對不是單單共產黨的獨裁造成的，人民也要擔負責任，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中國文化就不允許產生包容異端的土壤。這就引出了他88年香港采訪中的另一段火爆言語：

劉曉波：(在談到出國的選擇時)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隻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我對劉曉波的理解是，如果他有能力忘掉漢語，精通西文，他會毫不遺憾的逃離中國，以樂不思蜀的態度加入到西方那個思想自由言者無罪的文化中去。也許有人會說他是一個洋奴，但我卻以為曉波的境界並非如此，洋奴看重的是物質享受，而曉波追求的卻是絕對的人格獨立和精神尊嚴。他甚至引用了馬克思的名言“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同樣的道理，自由主義者也沒有祖國而隻有對錯。可是拋棄自己的母文化談何容易，所以劉曉波陷入了兩難的局麵，他曾經有多次滯留海外不歸的機會，也許擔心無源之水會最終幹涸，最終都回到這個讓他愛不起來的祖國來忍受牢獄之災。

劉曉波在審判自己的法庭上發表了對世界的最後告白《我沒有敵人》，但是諷刺的是，滿世界仿佛都是他的敵人，剝奪他人身自由的政府就不說了，就連在訴求上方向一致的海外中國民運也有不少人聯名給諾貝爾委員會寫信，反對把和平獎授予他。讀著他這些許年來那充滿棱角的立場和語言，我感到這是一個中華文化中絕少的具有真正獨立人格絕不妥協的人。他的某些言論，在大眾看來，可以算是極端甚至令人反感了，其實隻要稍加修改掩飾，即使在中國也能發表，但是劉是寧折不彎的人。正如Ron Paul所言，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不是用來捍衛你談論天氣的權力的，它保護的恰恰是有爭議性甚至極端的觀點。以劉曉波的性格，他即便出生在美國，也隻能是一個寂寞的獨行者。但他哪怕是一個窮困潦倒住在trailer中的隱士，也會有寫文章上網的自由，也許還有一個自己小小的talk radio，擁有幾百個粉絲，呼吸著自由的空氣而終老一生。但他的悲劇是他出生在中國，就注定隻能在囹圄度過餘年，如果是北韓，可能要上刑場了。

在幽禁中咽下最後一口氣的劉曉波，象一位殉道者。他讓我想到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其政治主張未必能改變中國，但是我以我血喚醒民眾。隻是譚嗣同是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有慷慨赴死的豪爽，而劉曉波離世的腳步卻是沉重的。他又讓我想到一百多年前的日本留學生陳天華，當時日本政府對清朝留學生不公，而中國學生內部行為不端互相傾軋，讓日本報紙譏笑中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性情”。30歲的陳天華著對中華文明衰微的絕望，在日本蹈海自盡，以期喚醒國人。

讓我引用劉曉波88答記者問的結尾來結束我的紀念：“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紮，也要對抗”。

生命不息，抗爭不止。劉曉波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