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在北京才上初三，但是對六四事件前前後後那兩個月的時間裏的很多往事記憶猶新。可是如今事情已經過去整整28年了，如果不找機會寫下來，時間的流失就會慢慢洗去記憶的痕跡。所以這次我第一次拿起筆，來追憶那個炎熱躁動的春夏之交。

我家當年在學院路，我們住的那個大院在動亂期間成為一個學運中心。我印象中那個時期最大的樂趣，就是放了學之後在教學樓宿舍樓和食堂之間流連閑逛，看那貼在牆壁或報亭上形形色色的大字報。有悼念胡耀邦影射鄧小平的，“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千萬人站起來，一個人倒下去”。有的內容諷刺風趣，當年有一首蘇芮的流行歌曲《奉獻》：長路奉獻給遠方，玫瑰奉獻給愛情，我拿什麽奉獻給你，我的愛人？被大學生改寫成諷刺官倒的內容：彩電奉獻給鄧兒，冰箱奉獻給趙子，我拿什麽奉獻給你，我的人民？這裏的鄧兒和趙子指的是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搞康華公司，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和趙二軍倒賣彩電，可見在運動的初期趙紫陽也是被學生鬥爭的對象。除了惡搞的，也有非常縝密的分析文章，我印象比較深的一篇題目是《學運的未來方向應該立足於校園》（大致如此）。當時趙紫陽剛剛發表了對亞洲銀行理事的講話(五四講話)，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大學生反官倒要民主的口號，和幾天前青麵獠牙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大大地唱了反調。這篇大字報說鑒於學運已經在開啟民智發動群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更大規模持續的街頭運動已不適宜，大學生應當回到校園，在正常學習生活中實踐民主的原則，結尾龍飛鳳舞地落款“周勇軍”。現在回顧曆史，我更感到此文的真知灼見，如果曆史的走向由這樣理智冷靜的人來掌控，今天中國的憲政麵貌也許會大不相同，可惜曆史是不能假設的。

再談這位作者周勇軍，我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北京高自聯的首任主席。當時中國政法大學也是首都數得著的文科名校，但由於本科生院偏安郊區，市內校園狹小，從來就趕不上北大清華人大的風頭。可是他們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獨占鼇頭，成為首都首個趕往天安門廣場給胡耀邦送花圈的團體，由此激發了後麵遊行罷課戒嚴直至流血的一係列事件。於是周勇軍作為早期的學生領袖就被推舉為高自聯的首任主席，還讓法大的學生當時頗為揚眉吐氣自豪了一番。但是不知道為什麽他的這個官沒坐長就下台了，被後來的王丹柴鈴吾爾開西這樣的風雲人物所取代。六四屠殺之後，據說他向公安局主動投案自首了，因此那著名的二十一人的通緝名單上沒有他。為寫此文，我還google了周勇軍，意外地發現他居然剛剛出獄不久，近況淒涼，生活無著。可歎，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優秀分子實在太苛刻了！

記得周勇軍大字報貼出來的時候大概是吃午飯或晚飯的時間，學生們端著飯盆邊吃邊看，很快下麵聚集了一堆人頭，紛紛罵道：叛徒，綏靖。的確，這個文章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太不合潮流了。當時是五月初的北京，已經有夏天的驕陽似火的感覺了，人的熱情也象氣候一樣熱火朝天的，誰願意澆一盆涼水？426社論之後，不甘於被歸類成動亂分子的學生們憤怒走上街頭抗議，而趙紫陽充滿善意的五四講話之後，大學生的反應雖然普遍良好，但是依然繼續衝上街頭遊行，不知道是抗議還是慶祝；學運的熱潮也泛濫進入了中學的校門，我們年級幾個班級還象模象樣搞了班長和團支部書記的簽字，決定也上街轉一圈，“打倒李鵬，懲治官倒”一通亂喊倒也痛快；當時因為老師們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運動，學校的校紀鬆弛，而我已經決定升入本校高中部，中考的壓力也幾乎降為零，於是我們大院的幾個孩子經常騎個自行車在外麵溜達一天，從城西海澱的北大燕園一路騎到天安門廣場，看大字報的激揚文字，欣賞校園的美景，素麵朝天鄰家姐姐般的女大學生們嗓音清脆的講演和她們白色的襯衫和連衣裙，在熙攘的人流中穿行，到了後期連天安門兩翼的觀禮台都沒人管了，我們就爬上去，高高在上眺望上萬甚至幾十萬的遊行人流在廣場上融合交匯碰撞，一眼望不到頭的標語和旗幟，天是那麽的藍，空氣中都仿佛充滿了躁動不安的火星，我或者漫步於熙熙攘攘的校園，或者仰臥在天安門廣場觀禮台的台階上，任初夏的清風吹過臉龐，感覺渾身都洋溢在鬆弛和幸福之中，真想這樣的日子永遠持續下去。這時候要是誰在我耳邊一聲斷喝：一切都應該結束了！那我簡直要甩他一個大嘴巴。當然我無從揣測親曆學運的大學生們是什麽樣的心境。但是忽然想到薑文二十年前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幫部隊大院的半大孩子在北京的炎炎夏日曠課打架走街串巷，無憂無慮地揮霍著寶貴的青春童年，以及那個深沉的畫外男中音緩緩念白“那時的北京是我們的城市”，那感覺真的象極了。“可惜”，薑文們“陽光燦爛的日子”是文革和他們的整個童年，而我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僅僅是1989春夏之交的短短兩個月。

扯遠了，那個遙遠的春夏之交，現在已經慢慢在我的記憶中化成碎片，再也編織不出情節連貫的線條。我隻能選擇幾個印象清晰的片斷，力圖重新構建在那個大時代浪潮中被砸成泡沫的浪花。

印象之一， 半夜起床攔軍車。

宣布戒嚴是五月二十號，但是之後的幾天好像都一切如常，毫無動靜，慢慢人民也就懈怠了。直到幾天後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突然被一陣也許是擀麵杖敲臉盆的動靜給驚醒，伴隨著的是女學生尖銳淒厲的呼喊：軍車來了！大家快起床攔軍車！於是大人孩子都翻身下了床，也許是還睡的迷糊呢，俺爹媽居然也沒有對他們興奮的兒子嚴加管束，居然任我第一個衝出家門。殺到大街上，人群已經開始聚集，幾輛運兵卡車被分割包圍起來，但是現場的氣氛是非常之友好熱烈，學生向戰士們發表演說，說你們人民的軍隊可是萬萬不能鎮壓人民向人民開槍；普通戰士們由於紀律所限，正襟危坐，一言不發；現場還有熱情的群眾給部隊戰士們遞水和毛巾。知道的是攔軍車，不知道的可能還以為是搞軍民共建魚水一家人活動呢。最初的和平相處，讓人們放鬆了高度緊張的神經，以至讓後來的流血屠殺成為如此的不可預測和不可思議。

印象之二，從北京局勢的急轉直下到五位烈士屍陳政法大學主樓。

北京的氣氛和局勢，從最開始單純的哀悼，到政治化的反腐敗要民主；從單純的校園運動，發展到全社會的大參與大聯盟，非但沒有風雨飄搖的感覺，反而給人全國擰成一股繩同心協力的和諧局麵，據說北京的小偷小摸犯罪率都下降了，賣冰棍的老太太對烈日下遊行的學生群實行免費贈送；但是隨之而來的絕食乃至戒嚴給局勢籠罩上一層陰影，不過全社會還是對學生運動表現了一致的支持，就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這些黨的喉舌，在趙紫陽勢力的授權下，也給以學運以正麵的報道，至於學生市民和戒嚴部隊的良性互動，更讓善良的人們對形式的急轉直下準備不足。

印象中的五月底六月初有幾天有陰雨，又有謠傳說戒嚴軍車搶道撞死一名女中學生，陰天，死人，多日以來人們心中的焦灼感，幾個因素湊在一塊，仿佛把本來僵持的局麵帶向了衝突的邊緣。我騎車在大街小巷穿行，印象中學生市民設置了很多路障關卡，加上陰雨霏霏路上行人欲斷魂，一片山雨欲來的景象。那幾天在廣場上樹立了一個所謂“民主女神像”，遭到報紙廣播電台的一致抨擊，記得最搞笑的是一條罪狀是“明天就是6.1兒童節，我們的孩子看到這樣的糟粕，他們純潔的心靈會不會受到毒害“？而我明明記得那個女神像包的嚴嚴實實，既不光也不裸，這個毒害兒童心靈的罪名從何說起？我至今也搞不明白。但是民主女神事件仿佛是媒體口徑的一個轉折點，從那以後，他們不再溫情脈脈，而是變本加厲地攻擊學生市民。到了6.3的晚上，戒嚴部隊決定強行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廣播電視開始滾動播出政府通告，嚴禁市民外出，我們保證你們的安全，否則責任自負，給未來的流血事件打好了基調。

6.3晚上，我們家站在陽台上，聽到從城南不同方位傳來隱約的槍聲（也有博友的回憶是爆豆般的槍聲，記不清了），父母鄰居們的第一猜測竟然是也許38軍和27軍在中南海內訌打起來了？到了6.4白天，軍博六部口流血的消息開始傳進校園，但依然是真相與傳言齊飛，事實共誇大同響。我對一位在我家高談闊論的年輕學者至今印象深刻，如今他也算是國內著名公知了，全國十大法學家之一。這老兄說他半夜在長安街和軍車對峙，子彈把他身邊一個女學生打得肚破腸流，噴了他一身血，撿了一條命才逃回來。但是此人在圈內一向有言過其實吹牛放炮的名聲。比如他參加了學運早期的新華門靜坐運動，後來在大庭廣眾下自稱在新華門外大石獅子屁股上撒了泡尿以示對當局的抗議，讓聽者側目。但是比這位鐵嘴鋼牙的口述現場更真實也殘酷得多的證據終於來了。五位遇難學生的遺體被現場的市民運回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的校區，就陳列在教學主樓一層大廳的左側。成千上萬的人絡繹不絕聞訊趕來，排成長隊依次進入主樓瞻仰悼念。象我們這樣的半大孩子既然也裹帶在人流裏走了一圈，陳屍區可能被校醫務室人員噴灑了消毒劑，有一股淡淡的味道，五位遇難者被用白色的床單緊緊包裹，從外麵什麽也看不見，但是居然也有膽子大的或者專業人士揭開床單的一角仔細端詳（政法院校有法醫刑事偵察的專家）。有人悲憤地大喊，“他們身上沒有彈孔，他們身上沒有彈孔”！ 言外之意，他們是被坦克活活壓死的。終於，這個本來讓我讓我快樂的熱鬧春天，在血腥和哭喊中露出了猙獰的本色。

印象之三：校門外市民攻擊軍人而學生反而出手相救

在6.3夜晚的屠殺之後，戒嚴部隊依然在馬不停蹄地進城，但是由於行動混亂，如果有人掉隊落了單，就成為圍觀市民的攻擊對象。我目擊的這個事件發生在早晨的中國政法大學校門口，我記不得是在遺體陳列之前還是之後，隻記得四五個戒嚴部隊士兵被附近圍觀的市民團團圍住，因為長安街的慘案已經路人皆知，一下子幾十雙手從憤怒的人群伸出來指著他們的鼻子厲聲譴責，那一刻我算明白了“千夫所指”這個成語是什麽意思。但是士兵們顯然沒有“橫眉冷對”的氣勢，隻是盔歪甲斜地企圖奪路而逃。但是奇怪的是，他們雖然穿軍服帶鋼盔但是好像並沒有武器，於是很快文攻變成了武鬥，憤怒的譴責升級成為推推搡搡，連拉帶扯，甚至拳打腳踢。軍人們的綠色上衣被扯開，露出了白色襯衫，鋼盔被掀落在地，被我們一個在外圍轉圈但是擠不進去的小夥伴給撿走拿回家了。可惜後來他父母害怕擔上攻擊戒嚴部隊的罪名，趕緊把東西給交了出去，否則留到今天也算曆史的證物了。

眼看流血事件就要發生，要知道後來被追認為“共和國烈士”的劉國庚就是便衣落單被憤怒的北京市民打死並毀屍的。忽然從校內衝出一群棒小夥子才解了圍，原來這期間各個參與學運的高校都由青壯男生組成了學生糾察隊以維護治安防止壞人趁火打劫，政法大學糾察隊及時趕到，憑借體力和市民對他門的尊重，驅散了圍攻的人群，把幾個大汗淋漓狼狽不堪的軍人連拉帶扯地拽進了學校，就蹤影皆無了，據說是聯係了戒嚴部隊指揮部把這幾個散兵給領了回去。後來的政法大學校長為了不讓學生被秋後算賬，用這個事件大做文章，向上麵據理力爭，說我們的學生非但不是暴亂的組織實施者，反而是危難中挺身而出搭救子弟兵的無名英雄。至於這個壯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人緩解了當年政法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的困境，就不得而知了。

六四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綜合體。類似的事件還有絕食期間出名的天安門毛主席像損毀案，被稱為天安門三君子的餘誌堅，喻東嶽，魯德成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投擲雞蛋顏料，抗議中國千年來的專製統治和個人崇拜。可是諷刺的是，恰恰是廣場上的大學生糾察隊將這三人當場抓獲並扭送派出所，讓他們三人身陷囹圄多年。後來他們終於輾轉得以來美國，但是長年的牢獄之苦已經徹底毀壞了他們的健康，年僅53歲的餘誌堅就在兩個月前因病去世。設想當年的學生糾察隊如果不是那麽急於撇清而放這三位一把，已經限於癱瘓無序狀態的當地公檢法估計也不能把他們怎麽樣，這三個人也許會有平靜的一生。他們對自己當年的壯舉和學生運動的恩怨情仇，又如何說得清楚？

印象之四：政見不同帶來家庭的內戰。

這次美國大選，徹底分裂了華人社區。華人川粉和川黑們，哪怕是本來關係很好的鄰居同事朋友老鄉，但是由於政見的尖銳對立，紛紛在微信群上互相拉黑踢人退群。這個現象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當年的89學運就曾經給我家造成過不小的裂痕。我父母都是大學教師，因此在感情上天然地同情學生。我父親還比較老成持重一些，母親卻是堅決的激進派，多次到廣場聲援看望自己的學生，甚至在一次晚飯中鄭重向全家提出自己親自參加絕食的想法，在另外三人一致的反對聲中不得不作罷。就是從那個年代我開始認識到女人在政治上如果激進起來是男人絕對比不上的。我和父母三個人觀點近似倒還相安無事，麻煩的是我上高三的姐姐不知道為什麽成了個保皇派。她特別相信政府在報紙電視上的宣傳，對別有用心鬧事搗亂分子的有天然的戒備心，對人民子弟兵懷著淳樸的親切感。隨著動亂的升級，母女倆對時局的爭論也慢慢升溫。大屠殺發生之後，我姐姐比較傾向於電視上戒嚴部隊斷然平暴的宣傳，至於為什麽那麽多平民被打死，她遲疑地說：政府反複廣播不讓出門你還非要出門，出了事怪誰？我媽氣得狠狠地拍了桌子，指著姐姐的鼻子大罵：這孩子連一點人性都沒有了！但是很快中央台的《平暴真相》節目挽救了姐姐被媽媽掃地出門的命運，麵對電視畫麵上被燒焦的戒嚴部隊戰士的屍體，所有人都陷入了震驚和困惑，不得不對繼有的觀點立場重新審視。姐姐也有了一點“勿謂言之不預也”的揚眉吐氣而又委屈萬分之感，跑到自己房間門一鎖掉眼淚發脾氣，媽媽自然也不好意思對政見不同的女兒繼續刀劍風霜嚴相逼，兩下總算休戰，家庭的內訌才算告一段落。

尾聲的幾個片斷。

天安門清場之後，堅持到最後的學生鳥獸散般各自東西，京籍學生比較走運因為他們回家貓著就行了，外地的學生則隻能先回到學校，再發愁怎樣買火車票回到各自天南海北的家。很快我媽領回家一個堅守在廣場最後一批撤離的女學生，很不幸，她的籍貫海南，在廣場多日的絕食露宿已經耗盡了她的體能，絕對沒有可能再做三天三夜的火車了。而21名學生領袖通緝令已經在電視滾動播出，全市都是一片白色恐怖的肅殺之聲，她也生怕被抓起來而不敢住在學校，隻好來求老師。我父母把她安置在我姐的房間，她一進去就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沒出來，真是太累了。睡個安心覺養精蓄銳之後，狼吞虎咽地吃一頓老師包的餃子，千恩萬謝之後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去等待一個未知的將來。不知她現在身在何方，隻願她一切安好。和在悲劇中死於非命的學生市民相比，她是幸運的，因為可以平安地走完一生；和我們這些後六四的物質拜金時代成長起來的70後們相比，她也是幸運的，能用青春為理想而搏命哪怕是短短的幾個不眠之夜，這輩子值了！

六四對人心背向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事件一開始，訴求集中在悼念和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上，慢慢輻射到了反官倒和要民主，激化之後變成了打倒李鵬鄧小平，但是在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上，一直非常謹慎，直到人們被槍聲和鮮血驚醒，才毫無顧及痛快淋漓地發泄出胸中的怒吼：打倒共產黨！即使是六四硝煙散盡之後言論緊縮的幾個月間，人們還是有機會偶爾爆發一下抑鬱已久的情緒：在學院小禮堂播出的革命教育主旋律影片《巍巍昆侖》（或《開國大典》？），片首是蔣委員長趾高氣揚地向部下發表演說：三個月徹底消滅共產黨！話音未落，師生全場起立，掌聲雷動，經久不息長達一分鍾。海外的民運人士曾經樂觀地估計，六四之後，共產黨已經喪盡民心，下台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錯了。

就象北京任何一個角落一樣，政法大學在學院路的校園在二十年裏被拆得麵目全非。昔日研究生宿舍樓門前高高懸掛粘貼兩條長長挽聯，風吹雨打之下多年後依然痕跡依稀可見，作為學運信息集散地的食堂及其外麵的公告欄，這些舊日的回憶都消失在校園改造的大興土木之中。唯一遺留下來的，是那昔日莊嚴厚重，而今天被包圍在眾多高大現代建築之中顯得寒酸陳舊的教學主樓。我幾年前曾經故地重遊，驚喜地發現樓內結構竟毫無變化，因為這是我們這幫校內子弟從小追逐打鬧長大的地方。而一層樓五位烈士曾經躺臥的大廳，依然是空空如也，不知是否有心人特意為之。烈士的英靈，你們魂歸何處？你們為之拋灑熱血的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否還記得你們永遠定格在1989六月四號的年輕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