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到中期，對世界來說是個亂世，所謂亂世，就是如果有機會自由選擇出生日，沒人會願意出生在那樣的動蕩時代，但恰是那個亂世，在中華的土地上，出現了成批有風骨有追求的學者，他們對民族的熱愛和奉獻，放入現世，足以令當今眾多學者們汗顏。而其中，有一個即使被荒蕪無盡湮埋卻照樣會閃閃發光的名字：梁思成。

27歲賓大建築係碩士，然後轉赴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本應歲月靜好在美國深耕發展的梁思成，卻在28歲時明白書中得來終覺淺，於是，與林徽因結婚後，放棄攻博轉而一同前往歐洲遊曆。他發現全世界璀璨建築史裏唯獨缺了中國建築史，這在冥冥中為梁思成以後的工作和成就埋下了伏筆。歸國後，他前往東北大學建立建築係。

1930年，因林徽因結核病複發從東北回到北京，梁思成隨後回京加入由朱啟鈐先生創立的營造學社。之後的15年，當世人在四處逃避戰火時，梁思成先生帶領團隊不畏各種艱險，邊躲避戰火邊尋訪中國古建，每次尋到有價值的古建，必寫信給當地政府，告知價值，現狀和如何保護。他們走到哪，工作室就搬到哪，足跡遍布190多個縣，調查建築物2700多處。與此同時，團隊陸續完成了古籍天書《營造法式》的大部分圖解工作，他們在無法想象的困境裏，為保護中國文物做出的成就無人可出其右。1944年，《中國建築史》及英文版《圖解中國建築史》問世，梁思成終於完成了一定要趕在日本歐美人前麵由中國人自己書寫完成中國建築史的宏願。遺憾的是，戰爭讓營造學社無法繼續，不得不在1945年關閉。

1946年，對梁思成來說，是個可以再次選擇命運的機會，那年，他同時收到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耶魯邀請他作為客座教授去講授中國藝術和建築，普林斯頓大學請他參加“遠東文化與社會”國際研討會領導工作，兩份邀請函都盛讚他不畏艱難險阻，堅持對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堅忍，盡管他的團隊在過去的十來年裏，整日和泥濘的土路，風餐露宿甚至在吃不飽飯的荒野窘境為伴，但是，梁思成的成就還是被世界發現了，他的論文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他也不知不覺間成了世界建築界的名人。1947年，他被外交部推薦，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代表，同年普林斯頓大學為正在耶魯大學講學的梁思成舉行了特別儀式，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中國建築史的卓越研究成果。

1947年，梁思成結束了在耶魯的一年客座教授講學，婉拒了費正清夫婦的極力挽留和留在美國工作的機會，於1947年9月回國。預見到戰後重建需要大量建築人才的梁思成，提議創建清華建築係。

1949年解放後，他被賦予重任，主持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設。他為了保住北京古城四處奔波，和陳占豪的梁陳方案  卻被各方包括蘇聯專家否定，但不氣餒的梁思成通過不同渠道找一切機會爭取，溫文爾雅的他甚至不惜和市委拍桌子，和彭真大吵，說出在政治上你領先我50年，我聽你的，在建築上我比你領先50年，你得聽我的。他不斷和市委表示要對保護工作進行長期的呼籲和說服，為了古城，他的肺氣腫越發嚴重，甚至連坐著都不停喘氣，但這絲毫不能停止他的持續諫言，然而之後北京市委成立的規劃小組取代了之前的都市計劃委員會，雖然梁思成在委員會掛名，但已僅是掛名而已。

1955年，梁思成作為資產階級複古主義建築思想代表，遭遇了第一次持續一年的的批判，此後十年，梁思成將重心放到培養年輕一代建築師身上，他是多麽迫切想把他所有的知識都傳授給年輕的建築係學生們。無奈自60年代後期，他無可逃避地陸續遭到了比1955年猛烈野蠻得多的批判，甚至連擔任過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擔任過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都成了罪狀。

赤子之心，終被辜負，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醫院隔離審查時去世，安慰的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始終不離不棄堅守陪伴在他身邊。

而在梁思成回國的同一年，1947年，在上海耕耘了近30年的鄔達克，帶著家人，悄然離開了事業騰達的上海。他的突然離開，僅有一位他的中國朋友王先生知道。

當1918年的鄔達克從戰俘營通過哈爾濱一路逃到上海時，他不會想到他會為上海的建築曆史留下如此濃墨重彩的一筆。近三十年的逗留，他為這座城市留下了60多座建築，最知名的武康大樓，是他剛到上海還在科瑞洋行時的早期作品。1924年，他自己的設計事務所開業，幾年後，其建築師生涯達到頂峰。他的設計風格隨著國際新建築風格發生了重大轉變並成為上海新建築最引人注目的推動者和實踐者。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作品當屬國際飯店，在遠東地區還沒有出現如紐約般的摩天高樓時，國際飯店無疑也就被賦予了完全不一樣的時代和地區重任。

而鄔達克更不會想到，正因為他的國際飯店，深刻影響了一位少年的未來選擇，這位少年就是日後的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在國際飯店開建後，十餘歲的貝聿銘有一天騎著腳踏車經過國際飯店施工現場，在那裏，他看到工人們正在為這座摩天高樓深挖地基 ，他站在那裏看了很久，那一刻帶給他的震撼使他當下立誌，未來一定也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建築設計師，這也是貝聿銘大師深愛建築的最初和最堅定啟蒙。

隨著1941年12月日本空軍擊沉上海港的西方軍艦，上海被卷入戰火中。在這時刻，鄔達克意外被任命為匈牙利駐上海領事館的榮譽領事，1943年1月，鄔達克開設了匈牙利首個駐上海領事館，然而由於匈牙利政府成了親納粹的政府，鄔達克1944年10月便堅決請辭。但是那段時間，鄔達克憑借他的正直和勇敢，積極行使領事職責，即使麵對納粹恐嚇要向日本人舉報他，都不曾動搖鄔達克為猶太人挺身而出的堅定和勇氣。正因為他的鼎力相助，使140多位在上海的匈牙利人和猶太人離開上海而避免被抓去難民營，其中包括他的猶太秘書和公司裏的12位猶太人。

看他的設計作品，發現無論是他的早期或後期作品，除了一些別墅或廠房，有相當一部分設計都有著船的影子，遠至武康大樓，中期的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到他在上海的最後一件作品吳同文私宅，無不在設計裏依稀看到船的影子，我始終沒能找到任何相關文字的解釋，那麽，我自己的理解，或許，乘輪船離開異鄉回到故鄉自始至終就是這位深愛匈牙利的遊子內心最大的願望之一。然而海的那邊，他早已計劃退休後建一個農場的兩百多公頃自購土地，被政府以某種原因充公，匈牙利，成了摯愛著祖國的鄔達克永遠無法到達的故鄉。

海水連天江水滔滔，1947年，梁思成乘船而歸，帶著無限的希望和憧憬，鄔達克乘船而去，帶著對上海的惜別和未來的迷茫，他是否在剛離開耕耘近30年的上海時已經開始懷念上海？沒有答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兩位偉大的建築大師，為中國和世界留下了獨特的珍貴禮物，建築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沒有他們當年的遠見，學識，膽魄，勤奮和無私奉獻，我們看到的當今世界很可能會是更不完整的曆史片段，他們才是時勢出的惠及世界的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