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八零後問我：89到底發生了什麽？什麽是學潮？為什麽要紀念胡耀邦？

所以我很怕提起這類話題，因為一旦陷進去你就“有嘴也說不清”了。屬於文科範疇的東西本來就沒有一個1+1=2的結論，更何況這種在當時模糊的曆史條件下的一種模糊事件，又是被當權者所打擊的反革命事件，而事件發生的所在地又擁有一個崇尚成王敗寇的民族精神.....

中國隻有在每一次皇權更疊之初有一個短暫的思想文化自由空隙，比如一個多世紀之前的五四運動，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鼓勵大鳴大放的時期，再比如文革結束之後，鄧為了和保守勢力爭鬥鼓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在八十年代早中期，經過三十年閉關鎖國之後再次新思潮湧進，我們六零後有幸經曆了一個新思想勇於思考的時代，而當時的四零五零後已經成為社會人，家長裏短油鹽醬醋才是正事，什麽新思想新青年都是傻帽。

89學運不是孤立事件，在其之前86學潮其實是鄧鼓勵的的思想解放的產物，但是左右勢力鬥爭之下，鄧既需要打破極左勢力的禁錮給中國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開放，又不能在思想領域走得太遠，不論處於政治鬥爭的考慮，還是其自身的思維形態和立場，一旦意識形態出現太遠的偏頗，他就隻能顯示強硬手腕把它再收回來，於是86學潮直接導致了胡耀邦的下台（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而89學運在高層上的結果是趙的終身軟禁。這樣才能震懾其他的反對派。

如果說神仙打架魚蝦遭殃的話，胡和趙都還算不上神仙一級。即便你辦事我放心的那一位也隻是和胡趙一個層麵。記得當時學校課本裏還錄入了華在解放前當班長排長的事跡，而那個時候指揮各個集團軍的大佬們還有不少健在的，那些才是神仙，這些隻是牽線木偶。

所以六四之後不論是政府還是民眾說什麽反D反政府，篡黨奪權都是瞎掰。老百姓沒人會想或者敢去想著當皇上，而思想單純的學生做事情更沒有實際的目的性，清朝雖然已經結束了一百年，但老百姓基因裏的等靠要的根骨沒那麽容易去除。其實所謂的西方民主社會的老百姓也是一樣，絕大多數還是關心自己的生活，沒有多少人真心的去關心政治。所以老百姓你隻要讓他吃好喝好，玩好樂好，多搞點娛樂節目，他就不會去“造反”。上麵的神仙一級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我記得我們上中學的時候還是允許甚至鼓勵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當時好像有個說法什麽“四大”自由，具體記不清了。89之後都給取消了。不允許未經批準的集會和遊行。89之初各大院校裏貼了很多的“大字報”，這也是罪證。之後官方引導然後很多老百姓也認為89就是文革。形式上都是大字報，因為那時沒有互聯網，但內容卻有本質區別，文革的大字報直接就是無中生有人身攻擊，現行反革命，反革命狗崽子，破鞋，走資派。而89的大字報卻是類似於“時事報道”，盡管很多內容沒有官方證實，也不可能經過官方證實，其中披露的官商官倒則相當於現在的維基解密。

當時學生要求的並非實實在在的權力和實惠，要個什麽官做做，或者來個驢包用用。稍微具體一點的提法就是要自由，稍微具體一點的形式就是反官倒。最初的兩三個月一直要求的就是和中央“對話”，這種要求本身就是觸犯龍顏，不論東西方，所謂的政府就是代表著權力的掌控者，所謂的權力就以掌控者權威來體現，不論人治還是法治，都不能對權威進行挑戰，挑戰的結果就是受罰。所謂的民主或是獨裁，隻是對掌控者的樹立的渠道不同，一種是暴力的途徑實現，一種以所謂的和平選舉的途徑體現，一個社會的自由度的不同，則體現在民眾表達怨言的範圍和渠道的寬窄，以及其後果的嚴重。是否能上達聖聽，都不是民眾所能決定的。

遺憾的是當年的新中國已經開始向八旗子弟轉化，朝廷沒有能夠處理複雜局麵舌戰群儒的諸葛，我記得安排了兩次不同級別的官員和學生代表的“對話”，雙方的表現都令人大跌眼鏡。雙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也無意真正的溝通。

一直到426（好像是吧）社論，其實上層一直都沒有蓋棺定論，民眾也一直寄希望於不同的官員，比如萬裏在海外的評論給廣場上燃起了很大的希望，沒成想回國直接從南苑機場遞解入宮，沒給攔轎喊冤的機會。

（暫時囉嗦到這兒，後文待續，或許。歡迎到我的博客來發表評論，我一般不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