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英文字母V被作為勝利（victory）的標誌。然而對於老五屆科學家，V如其形，意味著必須先承受跌落穀底的痛與爬出穀底的難，然後才談得上勝利。

從孩提時起，我就對大千世界充滿好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不是我感興趣的。少年的我，最愛讀《十萬個為什麽》，最崇敬傑出的科學家們。1963年9月我考入南京大學，中國生物化學的泰鬥、國家一級教授鄭集先生親自給我們作專業教育。他說生化是邊緣學科，人才奇缺，勉勵我們畢業後考研究生，立誌畢生從事科學研究。

1965年，南京大學一位年僅20歲的學生嶄露頭角名揚全國。與我同年進校的化學係學生溫元凱，大學二年級時就發表科學論文，專家認為其水平超過了一般講師。學校把溫元凱樹為又紅又專的標兵；以他為榜樣，我就像幹海綿一樣，如饑似渴地汲取科學知識。

文革折翼 理想破滅

誰都沒有料到，毛澤東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當時在校大學生是1961年至1965年入學的，後來被統稱為老五屆。開始時大家破四舊、大串聯，起勁得很，這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啊！可是沒多久，我們就慢慢消沉了，許多事情都想不通，校長被打倒，德高望重的鄭集教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去掃廁所。就連溫元凱，也被批為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的黑標兵。

中國之大，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學校停課，除了翻來覆去讀毛的那幾本書，專業書看一看就是罪過。一旦廣播裏傳出毛的“最新最高指示”，那怕深更半夜都得去遊行。毛澤東又派來“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占領大學，難道毛就永遠正確嗎？為什麽他要無休無止地折騰？我們對這種無聊的日子膩煩透頂，唯一的希望就是早點離開大學這是非之地。

1968年12月1日，我們班級在離校前拍畢業照，古今中外的大學，這樣的畢業照堪稱奇葩。占據中間位置的，是無處不在的毛澤東像和他派來的“工宣隊”；而辛勤教導我們的鄭集教授等老師，竟無一席之地。更可悲的是，有些班級在文革中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派別，連畢業照都照不成；時隔近半個世紀，到現在仍是老死不相往來。

跌落穀底 忍受苦痛

我被分配到一個偏僻小縣的偏僻小村，跌入了社會最底層。在那裏我斷了科學研究的念想，除了勞動還是勞動。全國大學生多半都是這個命運，因為毛澤東指令我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裏的農民遠沒有擺脫貧窮，他們住泥牆草頂的房子，勞動一天所得，隻值三、四個雞蛋，連飯都吃不飽。這裏連電燈和電話都沒有，同伴裝了個用電池的半導體收音機，才把我們同世界又聯係起來。在這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我平生第一次聽到美國之音，讓我重新認識了中國和世界。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被灌輸，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窮鄉僻壤我才明白，其實三分之二就在這裏。明白了真相，是我接受“再教育”的最大收獲。

1969年7月20日，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航天員成功登上了月球。我長久長久地凝望月亮，思緒萬千。我既為全人類共同的科學成就高興，又為祖國的命運和自己的前途黯然神傷。許多國家都在快速前進，而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五屆大學生，卻年複一年地被糟蹋生命。想到這裏，我不禁潸然淚下。

接受過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又到一家小化工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我在這個偏僻小縣整整10年，生活之苦自不待言，當時的處境用兩個字便可概括：無望。一是事業無望：所學非所用。二是前途無望：如果說自己這輩子注定要被耗在這裏，隻得認命；難道我的孩子們也不得不在這窮鄉僻壤度過一生？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

承受艱難 爬出穀底

1976年毛澤東死了，中國逐漸發生著變化。1977年10月22日，我習慣性地閱讀報紙，那時報紙隻有四個版麵，兩、三分鍾便可看完。然而那天的報紙，我足足看了一個小時，讀的都是同一條消息：高等學校將恢複招收研究生。這條消息隻有二、三百字，卻讓我振奮不已：改變無望現狀的機會終於到來了！可是我已經長時間沒有正規學習了，還能把荒疏的學業補上去嗎？還有實力競爭取勝嗎？不過我很快堅定了決心：考研究生、從事科學研究，這不是我的夙願嗎？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這一天嗎？我既無後台、又無門路，這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再難也要考，而且要考好。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

老五屆能有改變命運的機會，與我的校友溫元凱有一定關係。他畢業後被分配到浙江紹興塑料廠，1973年調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係。1977年8月，他有幸參加鄧小平主持的國務院科教工作座談會，是最年輕的與會者。溫元凱大膽發言，說高考製度要改革，並提出十六字方案：“自願報考，領導批準，嚴格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聽了後講：“溫元凱，至少采納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領導批準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準。” 這是溫元凱生平最閃光的時刻，他不但影響了老三屆知識青年的命運，也影響了老五屆大學生的命運。

1978年5月5日，全國有63500名考生參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試。四個月後塵埃落定，10708人考取了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多數是老五屆大學生。我有幸成為這萬名研究生之一，當我收到蓋有中國科學院鮮紅大印的錄取通知，內心激動得如同迷路的孩子終於回到媽媽的懷抱。

我十分認同作家柳青的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考取研究生，無疑是老五屆人生道路的緊要處。可歎的是，從文革停課到考取研究生，老五屆竟然耗費了整整12年才跨過這一步。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登上長途汽車去中科院報到。當太陽躍出地平線灑下第一抹曙光，我再次凝神注視這片揮灑過青春歲月的土地。就在那一瞬間我意識到，生命中長長的無望的一頁翻過去了，我終於能圓自己的科學研究之夢了。

我們研究所招收了15名研究生，個個都是拔尖出來的。我們的日曆沒有星期日，隻有星期七，我們要把損失的時間補回來。老一輩科學家追求真理和為科學獻身的精神，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言傳身教的科研之道，極大地幫助我們成長。1981年8月我們畢業時，老一輩科學家們同我們合影，對我們寄予了極大期望。

（哥倫比亞大學）

再次展翅 終歸平淡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單中堅強/ 每一次就算受傷也不閃淚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雙隱形的翅膀/帶我飛飛過絕望”（《隱形的翅膀》歌詞）。我永遠忘不了1990年9月15日，我乘坐的飛機騰空而起，那熟悉的城市和鄉村急速遠去，機翼下的海水由黃變綠，再由綠變藍。再見了，生我養我的地方！我凝視著最後一抹海岸線在天際消失，淚水止不住奪眶而出。

在美國，我的科學研究走上了軌道。我與美國學者提出一個理論模型，在本門學科領域裏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我看到它在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上被一再引用，當我聽到它又被譯成某一國文字出版，當我得知它被寫進教科書向學生們傳授，我就為自己能在科學殿堂上添磚加瓦而高興。讓我感歎的是，為什麽我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能取得這些成果？難道果真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其實科學研究根本就不必由政黨控製；灌輸式的政治學習和幾年一次的政治運動，隻能是科學發展的桎梏。

與我同屆畢業的研究生共14人，有12人先後來到美國。對我們寄予很大希望的老一輩科學家，何曾想到學生們幾乎全部離開了中國？來到美國的老五屆科學家，往往發現自己的導師或老板是自己的同齡人，因為美國同齡科學家，已經積累十多年研究經驗，開始嶄露頭角了。許多老五屆科學家不得不麵對一個嚴酷現實：自己的知識已經陳舊，又過了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段，力不從心，難以與美國科學家競爭了。為了生活，不少老五屆科學家不得不放棄研究，改做其他行業。

就連老五屆中的佼佼者、曾經是中國最年輕教授的溫元凱，也遭遇了同樣的困境。1992年，溫元凱到加州理工大學留學。遺憾的是，他畢竟在文革中蹉跎了青春歲月，此後又在社會活動中投入大量精力，1989年更因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而坐了一年多牢，以至於在專業領域再難有所建樹。1994年後他不得不轉向到經濟領域，不再稱自己為化學家了，令人唏噓不已。如果沒有文革的折騰，溫元凱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優秀化學家的。

留在國內的老五屆科學家，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寥若晨星。以生物學部為例，現有的132位院士中，老五屆隻有區區五位。這是因為科學研究需要投入畢生精力，而老五屆的生活道路太過坎坷，遭遇過太多磨難，荒廢了太多歲月。錢學森生前問道：“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老五屆科學家的經曆足以回答他的問題：原本大有希望的老五屆，經受了文革浩劫、蹉跎了青春歲月，若是遭受過這麽多磨難還能產生出科學大師，豈非咄咄怪事？

從文革開始到恢複招考研究生，時間跨度之長，竟與抗日戰爭加國共內戰相當。中國損失了整整一代有用之材，老五屆科學家則損失了整整12年。人的一生能有幾個12年，何況是最可寶貴的青春年華！盡管老五屆科學家喊出“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但12年的損失畢竟是無可追回的。就整體而言，本來大有可為的老五屆科學家，就這樣被耽誤糟蹋，再也飛不高了。原本有望成為一代精英的老五屆科學家，如今已屆古稀之年，就這樣歸於平淡、麵臨凋零。

（圖片取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