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前，夫妻兩地分居乃中國大陸相當大的社會問題。這裏說的並非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兩地；而是特指由於工作、戶口等原因夫妻不得不分居兩地。每逢春節前，擠滿火車的人潮裏，很大部分都是趕回家與配偶團聚者。短短的探親假一過，火車上又擠滿返回工作地點的人群。

兩地分居給家庭帶來的困擾，實在一言難盡。首先是生活困難，夫妻無法相互照顧。其次是經濟困難，工資本來就低，分居必然增加開支。然而最難言的困擾，毋庸諱言就是性生活不正常。兩地分居的夫妻，每年隻有14天探親假在一起，這期間是高密度的性生活，但是接下來的351天卻是高度的性饑渴。用分居者的話來說，“澇起來澇得要死，旱起來旱得要命”。

夫妻兩地分居之所以成為社會問題，重要原因之一是極“左”思潮泛濫。當時，“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等口號喊得震天響。當革命需要你夫妻分開，誰敢說個“不”字？當時有多少夫妻兩地分居，筆者手頭沒有數據，不敢妄言；但是說約有百分之十的幹部和工人夫妻兩地分居，應該不太離譜。

曾經有美國朋友問筆者，解決兩地分居何難之有，夫妻一方到另一方所在地謀份工作，再買個房或租個房，不就解決了嗎？這顯然是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那時候從行政部門到事業、企業單位，完全由政府掌控。未經層層“組織”嚴格審批，根本不可能謀得工作。再說當時房源奇缺，絕大部分住房皆為政府所有，個人購房或租房幾乎不存在。

美國朋友又問，那麽我一不工作，二不買房，就到配偶那裏住著，總可以吧？對不起，也不可行。你的戶口不在配偶所在地，就得不到糧油、肉類甚至蔬菜的配給，總不可能與配偶長期合吃一份糧食吧？再說沒有戶口就是“黑人”，住久了派出所和居委會就會上門，催促你回戶口所在地去“抓革命促生產”。

求得夫妻團聚的正途，是向所屬的組織陳情請求解決。能否解決，則與分居夫妻的居住地有很大關係，由大城市調往小城市易，由小城市調往大城市難。如果夫妻一方在京津滬三大直轄市，想調到省會城市與配偶團聚；或者一方在省會城市，想調到小城市與配偶團聚，比較容易心想事成。反之，如果夫妻一方在省會城市，想把配偶從小城市調來，就難得多；如果一方在京津滬，想把配偶從中小城市調來，則難上加難。筆者所在的上海某研究所，允許從中小城市調進上海的名額，每年隻有區區兩、三個，而分居者卻有二、三十人，乃名符其實的粥少僧多，胡子白了都未必等得到。更有甚者，如果夫妻一方在京津滬，想把在農村的配偶調來，可能比登天還難；因為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如鴻溝般極難逾越。複旦大學一位中年學者，跟隨著名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為繪製中國曆史地圖集作出貢獻。他長期無法將農村戶口的配偶調進上海，最後不得不放棄專業回蘇北老家。

依靠組織來解決分居問題，稱為“單調”，即單向調動之意。既然單調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就隻得另想辦法。果然辦法是人想出來的，那就是“對調”，又稱“雙調”，即雙向調動之意。例如張三在甲地工作，配偶住乙地；而李四在乙地工作，配偶住甲地。如果張三與李四對調，兩個家庭都能團聚，豈不兩全其美？正因為如此，當時城裏電線杆上，隨處可見征求對調者的啟事。如果甲地是小城市，乙地是大城市，那麽從小城市調往大城市的一方，事成之後會給對方以補償，通常相當於半年工資。

對調這個主意聽起來不錯，成功機會卻不大。這是因為，即使張三與李四都願意，實際辦起來還是繞不開組織，得組織同意才行。首先是兩人的身份要相當，如果張三是工人而李四是幹部，則免談。當時工人歸勞動局管，幹部歸人事局管，路歸路橋歸橋，不能對調的。其次是兩人的戶口數要相當，假設張三獨自從甲地調往乙地，而李四想帶著兩個孩子從乙地對調到甲地，則甲地可能拒絕，因為甲地出一個戶口進三個戶口，吃虧了。即使身份、戶口數都相當，還要看生活基礎。張三想由甲地調往乙地，要是配偶在乙地住集體宿舍，張三調入後勢必要解決住房問題，則乙地可能拒絕。如此重重障礙，使得想對調者隻能謀事在人、聽天由命。

改革開放後，有人見單調、對調都很難，就異想天開另辟蹊徑。他們想，既然靠組織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何不試試讓洋人來解決自己的兩地分居問題？於是他們申請自費公派出國當訪問學者，首選當然是美國；過個一年半載就向所在大學提出讓配偶孩子來美國。老美視家庭團聚為天經地義，根本不管其配偶是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大使館簽證官也開綠燈，很爽快就批準了。這條途徑極具創意，可稱為“洋調”。兩地分居的夫妻，在中國團聚不了，反而在美國團聚，因此被戲稱為“曲線救國”。

1978年，筆者為了圓科學研究之夢，考取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拋妻別女來到上海，沒想到就此加入兩地分居大軍，嚐盡了家庭分居的苦澀。正因為有切身體驗，時至今日筆者才能寫出這篇文章。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先生，體察民情且通達人性。他引用宋朝李之儀的詞，要求各級領導設身處地，體恤分居夫妻的痛苦：“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 1985年，在胡耀邦的親自推動下，中級知識分子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惠及所有分居的講師、工程師、主治醫師和助理研究員。筆者分離八年的家庭也終於得到團聚，因此一直銘記與感恩胡耀邦的這一德政。

三十年後的今天，夫妻兩地分居又成為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大量青年農民到沿海城市務工，為經濟發展立下功勞。但是農民工拋妻別子也引發了一係列社會問題，如婚外情與性病多發、色情業“繁榮娼盛”、交通緊張、子女缺乏教育等。如何人性化地解決新時期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正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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