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兩個月回老家探望我媽媽一次，一個星期打一次1～5電話，另外出差候車候機時再給媽媽多打電話。去名寺大刹，若有敲鍾擊鼓機會，肯定不會放過，讓媽媽欣賞鍾鼓之音。

我越是忙，電話打的就越少，老媽理解。

上個月在閉關給研究生改論文達半個月後，才給老媽打了個電話，距前一個電話應該有十多天了。老媽和我聊的最多的是我春節前搬回家的茉莉花、茶花、蘭花、杜鵑花、梔子花、海棠花的長勢，老媽的本事是能夠在戶外溫度低於零下18度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讓房間內相對濕度保持在60%左右，溫度在15度左右，比女子與小人還難養的山茶花在她那裏居然不落蕾。

其實啊，這是我的一個計策。養花，養嬌嫩的茶花，就是為了讓老媽精心嗬護，多運動，順帶著讓周圍環境不冷不熱不幹，讓眼睛、鼻子、皮膚都不幹燥不瘙癢。

那天聊著聊著，老媽像是想了想後說，“德生家你二媽沒了，活了89”。

我隨聲答道，“哦，沒有到90啊！”。

老媽：雲合家你二奶也沒了，大年三十那天沒的，也沒有到90。

我：唉，差一天就90了！

我們那裏人計年齡的傳統，按虛歲按陰曆。

我們縣是河北省第一長壽縣，不到500人的我們村裏麵過90歲的老年人現有十多個，一對老夫婦老爺子96、老太太98了。有一個年輕時就皮膚白皙的93歲老太太，臉上也沒有老人斑，看起來也就八十歲出頭。我一見她老人家就開玩笑說，“二嫂子，你越活越年輕，我真服你！”。

這個德生家二媽，關於她，我的印象是1967年秋天她公公出殯時她帶著重孝。

這是我自有長期記憶時起關於德生家二媽的第一印象。

這也是我在我們縣最後一次看到戴重孝的！

1981年冬天，我去天津和平路百貨大樓買衣服，看見一個老頭兒，穿著白色的孝衣、孝褲、帶著孝帽，還拄著一根哭喪棒。我那個驚訝呀，我那個鄙視啊！

現在天津市裏和天津郊區，辦葬禮時還要找一幫假和尚假道士、一路吹吹打打，後麵跟著一堆穿著重孝的孝子賢孫。

自從1967年以後，我見過的村裏的出殯帶孝，隻不過是一般的親戚帶一個黑布箍，兒女等至親的黑箍上用縫紉機紮出來一個“孝”字。而1967年德生家二媽所謂的戴重孝隻不過是黑布鞋麵上又蒙了一層白布。

所以，我說，我們縣那裏出了一大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大堆院士、一大堆大學生（我們村1977年以後考入985重點大學不下10人）不僅僅是因為吃了蝦皮等海產品，還是因為觀念。

德生二大伯，和我家同姓，明朝永樂年間移民過來時出於一家兩兄弟，所以按大排行是能夠論出來輩分的。德生，當過很多年我們村的書記，以後的文章係列還會有他的角色。

這個故事是關於德生的父親的。

德生父親，單字一個敏。

早年齊敏在東北也學過買賣，很正派的老人家，和比他年輕許多歲的我爺爺關係不錯。

齊敏大兒子是沈陽軍區的一名軍醫，女兒也在沈陽工作，二兒子德生在文革初期傷殘軍人張才造反奪權當了大隊長（村革委會主任）以後任村黨支部書記。但是德生好像沒有整過什麽人，我沒有聽到過我爺爺我姥爺罵過他，隻是說過他比較古板，再一個就是說他媳婦比較粘他，他中專畢業以後也不允許他外出工作，就是在村裏麵當農民。

這個德生家我二媽，也真是的！若在當今，她丈夫出息了估計也沒有二奶小三什麽的。

其實，那時候我們村在外麵當官的比較多，光解放軍裏麵就有師政委、師副政委、團政委、團長、營長等級別的一大堆。可是我們村的烈士隻有兩個，我認為那些當官的可都是人精級別的，隻有這樣他們才能免於死傷免於複員，還可以當官兒。

過去村民聊天提到信教，就開玩笑說不信別的就信白菜窖、蘿卜窖還有茅屎窖（茅坑）；說到當官就說就見過門插官（門閂）、見過茬子官。

茬子，就是農村秋天收獲時，農民是先把玉米棒子掰下來再用鐮刀把玉米稈割下來後留在地上的那一段。然後再用鎬把茬子刨出來，用撓鎬把土敲打掉後捆起來分給農戶做柴燒。這是玉米茬子。

高粱，有三種不同高度的種。對高高粱，一般是先用鐮刀把高粱稈割下來放倒，再把高粱穗用特殊農具裁下來。

無論是高粱茬子或玉米茬子，都有高矮兩種割法。

矮的那種，是用鐮刀貼著地麵割的，需要彎腰割，割下來的玉米稈高粱稈比較長，而留下來的茬子，我們叫它“扔茬”，就是放棄不要了的意思，

扔茬，那是我的寶貝。

小時候我們家，缺糧、缺柴、缺錢。

我自記事起就挖野菜、割野草、撿糧食、拾柴禾，一直到1977年夏天初二時知道有考大學這一說、知道我也可以考高中。

當我發現地裏麵有扔茬時，我就會在星期天或假期裏帶著小鎬、撓鎬、柳條筐（柴簍子）、帶上妹妹、弟弟，不遠千米以上來到地裏。我的任務是用小鎬把它刨下來。這個活兒比較費力氣，秋天的長滿須根的扔茬牢固地紮在濕土裏，冬天則是在凍土裏，若是在春天，村莊近處的扔茬都讓別人刨走了，就要走的更遠。

妹妹用撓鎬把我刨出來的茬子上的土敲打掉，這個活兒也不輕鬆。

年齡最小的弟弟則是一邊玩著一邊用手把茬子攏起來放在筐裏。

等茬子（我們把它叫茬頭兒）把一個大簍子裝的鼓尖滿、一個中號和小號簍子都裝平時，兄妹弟三人就背著簍子回家轉。

從村西南1.5公裏處背到位於村東的我們家，那是很累的，路上要歇上一兩回。一路上有村裏人看到我們時還會誇上幾句，“你看人家xxx的仨孩子多懂事、多勤快！”

我是又羞又臊。

我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我願意幹這些？！

“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裏裏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栽什麽樹苗結什麽果，散什麽種子開什麽花”。

除了我們小學一年級我們班班長、現在的旅美博士、材料科學家、現在三個美國人的爹，我的絕大多數同齡鄉人不用這樣辛苦。可是那時候他們一年就一套單衣、一套棉衣，敞懷露肚的。而我們家孩子有短袖、單衣、夾衣（雙層布做的），薄棉襖、厚棉襖。

文革的樣板戲都唱了八出多了，我們咋還是窮孩子，別人家的孩子還更窮？

我們拾了茬頭，燒暖了炕頭，也暖了爸媽爺奶的心頭。冬天鑽被窩時就沒有那麽冷了，屋地上的尿盆就不會經常結冰了，下半夜我就不會縮成一團還覺得冷了。特別是，早晨賴在被窩裏不想起炕的時候，媽媽掏了一大火盆的火（沒有完全燃燒盡的茬頭，但沒有煙了）放在屋地下，我們三個就趁熱趕緊起床。一直到上大學寒假在家賴炕，媽媽都是這樣對待我。

扔茬（茬頭兒）對我意味著溫暖。

可是正常收割時留下來的一排一列的帶著鋒利斜尖的長茬子，讓我一直有恐怖的感覺。

這倒不是因為它像越南人民對抗美軍的竹尖樁。

這麽些年來，一個景象經常會回到我腦海：一個北風呼叫烏雲密布的1976年初冬傍晚，我們初一班同學到離家2公裏處為嚴莊村割晚高粱。我一邊割著高粱一邊害著怕。生怕一陣狂風吹倒我或其他同學，或者是同學被別人碰倒了，做了茬子官兒。

所謂“做茬子官兒”，就是一跤跌倒，屁股對著有著鋒利斜尖的長茬子直坐下去，茬子刺啦一下插入肛門。

1967年，大隊革委會已經成立。帶頭造原來村支書（小名老狗，所以被稱為狗書記）和大隊長（小名大牛子，所以被稱為牛大隊長。他弟弟小牛子是烈士）的反的殘廢退伍軍人張才當了大隊長，德生當了大隊書記。為什麽是德生當書記？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村是一個齊姓為主的村莊，不得不這樣選書記吧。

德生，有名的倔脾氣，但是沒有幹過什麽壞事。

秋天到了，又到了割黏高粱的時節。

黏高粱，是一個產量很低的高粱品種，而且易倒伏。但是黏高粱相對於笨高粱（我對普通不黏的高粱的稱呼）有四大特點。它的果實是高黏性的，就像黏玉米、黏穀子（小黃米）、黏黍子（大黃米）、黏稻子（江米、糯米）一樣，可以做黏豆包和“驢打滾”，那時候還沒有吃過油炸糕。再一個，黏高粱的秸稈特別的白特別的長，有2.5～3.5米長，農民一般的是用黏高粱稈來編籬笆做圍牆。那時候在冬天去農村經常見到某些講究的人家有著漂亮的編花籬笆。還有，也是最重要的是，黏高粱穗也又白又長，可以用來做苕帚。一把黏高粱白苗笤帚的價格是普通高粱笤帚價格的十倍以上。我現在美國家裏還在用著老叔為我編的白苗笤帚。

記得是一個大晴天的上午，爺爺去村東我家自留地割高粱，我也跟著去玩。周圍地裏也有農民在忙著收割，所以當時飯景象是天上飛著很多的燕子，他們在捕食著驚起的蛾蠓。遠遠望去，很是壯觀，也因此讓我記住藍藍的天，沒有一絲白雲。我還記得東邊更遠處起了一個大旋風，不僅把土揚起來，還卷起了很多幹枯的高粱葉玉米葉圍著中心轉。我生怕旋風向我們刮過來，慶幸的是它旋轉著向東南方向越走越遠。

作為三歲多的小孩子，一般的是沒有多少機會去村外的地裏去玩的，大人們沒有那個閑工夫、也不知道培養孩子的樂趣。就因為是少見的外出，所以我能夠記起來這些。

緊挨著我們家自留地的是齊敏家的自留地。

齊敏，德生書記的爹，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按輩分我爺爺讓我叫他大爺（大爺爺的意思）。齊敏大爺，看起來很有些駝背，有些深眼窩兒、有些禿頭，、有些慈祥。從正麵看，我覺得他有些《像列寧在十月》電影裏麵的列寧。小時候我認為另一個像列寧的是1977年看的電影《洪湖赤衛隊》裏麵的彭霸天。

“彭霸天喪天良，霸占田地搶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趕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紛紛下，我娘生我在船艙，沒有錢淚汪汪，撕塊破被做衣裳，……”。

那時候有這樣的想法，也是不敢說出來的。

齊敏和我爺爺，兩個人一邊割著黏高粱一邊聊著天。

記得齊敏老爺子說，“我在關外住過四個地方（在四個商店裏當學徒或當店員），住一個賠黃一個。這事兒都演義了！”。

演義，就是巧了怪了的意思。

臨近晌午了，小孩子家我就餓了，爺爺讓老叔帶我回家。一路上，老叔給我講了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故事。一聽“鎮關西”這三個字的發音，我樂得哈哈的。

我回到家裏，就吃上了奶奶擺在堂屋裏的秫米粥水撈飯、豆醬拌黃瓜還滴有香油。這是我愛吃的飯，雖然到了秋天，天已經涼下來了，我還是願意用涼水把米湯濾去吃淨籽兒高粱米，秋天的黃瓜也是帶著一個秋天的清香。當天發生的事情讓我清清楚楚記得這些。

突然，二叔進了堂屋後門，劈頭一句，“齊敏大伯做了茬子官兒了”。

不久爺爺也進了家門，他講了細節。

爺爺對奶奶說，“齊敏家的自留地種的是南北壟，咱們家是東西壟。我們聊了一會就不聊了。割著割著忽然我看到齊敏晃了一下就坐了下去，正好坐在一棵茬子上。我跑去了，他褲襠都插露了，那兒（到處、everywhere）都是血。……。他兒子跟他們同院的蔣二蔣三套車送他去縣醫院了”。

“真是該著的！老爺子倒是沒霧迷（糊塗的意思）。他說是割著割著，愣個這兒的想到了蓮子女婿（他女兒的丈夫）挨車壓死，一覺得腦袋一迷糊就坐下去了。哎，也真是演義！”。

過了有七八天，也是在一個傍晚。村裏四個年輕人抬回來一副擔架，一個門板似的上麵覆裹一條紅花棉被，顯得那樣輕飄單薄。不用說，裏麵裹著的肯定是齊敏大爺了。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出了殯，讓我記得可憐的齊敏大奶奶呆坐在炕上，記得比我大一歲的他的二孫子也蔫了起來。讓我記得他兒女們帶孝，鞋麵上綴一層白布。

據事後不久我爺爺和村裏人聊天講起，“文革了，縣醫院的老醫生們都撅屁股貓腰挨批鬥去了，就剩下一幫小年輕醫生和護士。他們懂個屁！老爺子就是被他們耽誤死了”。

齊敏老爺子是出事幾天以後才死的，應該是治療或護理不當傷口感染的結果。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縣醫院醫生的靠邊站，如果能夠做正常的治療，老爺子說不定能夠保住一條命。

文革開始後，齊敏的二兒子德生二大伯就成了大隊隊長書記，可是這也無濟於事，沒有能夠救下他爹的性命。

自那以後，小小年紀的我就意識到啥官兒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茬子官！

以後拔草挑菜撿糧拾柴，我都盡可能躲開高茬子地，就是為了不做茬子官兒。

這個清明節回家掃墓呆的時間比較長。一天早晨，我步行去了一個村莊。這個村莊有家當年的知名富戶，老院子還在。這是李大釗的親姑奶奶家，也是我奶奶的太姥姥家。李大釗姑奶奶的二兒子是前清舉人王慶雲，他的第七個孫子的兒子接待了我。李大釗姑奶奶的後代裏，民國、共和國時期大學畢業的不下十人，其中有人延安時期就參加革命、後來當過武漢大學曆史係係主任和湖北社科院副院長。我們聊了很多，我也在富有曆史沉澱的老院子裏轉了轉。

可是當我提出也要看看後院時，他麵上露出了猶豫及不喜之色。當他最終打開後門時我發現，後門外一米處就是一條並不算窄的街道，街道北麵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屋。

我想起來了，在1985年前後，他們村領導突然決定把那些農民幾百年來的宅基地部分收回公有，從新安排需要房子住的農民蓋新房子。所以這一排已經有幾百年的老房子北麵約一半長的宅基地就被“沒收”了。

在1985年前後，在沒有國家正式政策下達的情況下，村幹部就敢這樣幹。據嫁在這個村的我二姑說，全村隻有一家人敢反對，還是被村幹部好好整治了一下。

我一下子就聯想起來在1969年前後我們村也這樣做過，是公社一級或縣一級布置下來的工作任務。

記得當時我們那裏的農民把這叫“掐莊戶尾巴”。

在那次割或掐莊戶尾巴過程中，我們家北麵的宅基地被割去了約兩米來拓寬道路，南麵掐去了約30～40米長。

按我到各村的小學同學家去玩時的觀察，約2/3的村莊沒有掐莊戶尾巴。

而我們村在以德生為首的領導班子主持下，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這個路線。我清楚地記得德生家（下中農）有外宅，他們家被割去的莊戶尾巴遠遠超過其他人家。

這次看到這個村子在1985年前後割的莊戶尾巴，進而想到了我們村在1969年割的莊戶尾巴，想起來是德生二大伯他帶頭掐莊戶尾巴，想到了德生家二媽前不久去世，進而想到了他爹齊敏“做茬子官兒”的悲劇故事。

茬子官，也算是九品之外的一官兒。

您聽說過茬子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