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和我有點淵源，到美國後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在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作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後甲狀腺癌的細胞遺傳學研究(Cytogenetics)。那個國家實驗室是與核武器研究有關的，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上麵，大學在山腰，國家實驗室在山頂上。進實驗室的大門有軍人把守，需要特別的通行證，實驗室很大，有很多單位，內部有shuttle通聯。山路很陡峭，至少30度以上，我是那時才知道汽車除了“D”檔外的那些“2，3”檔是幹嘛用的，就是上下坡用的，D檔根本爬不動。有次到伯克利大學中國學生聯誼會參加活動，有個總領館的，聽說我是國家實驗室的，就把我拉到一邊，希望我能為國家做點事。我就拿了他一張名片，晚上FBI的電話就打過來了，聽到FBI我腿都軟了，自此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做間諜的料，人家反間諜的也不是吃幹飯的。

看過“切爾諾貝利”電視劇，而該事件發生時我正在大學期間，那時國內的新聞比較自由，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有點印象。從時間上，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在1986年，1988年起蘇聯就亂了，到1989年底，我記得參考消息上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蘇聯的日子屈指可數了”，1991年底，強大的不可一世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壽終正寢，鮮豔的鐮刀斧子旗緩緩落下。自此以後，鐮刀斧子標誌的專利給了中國，現在每個黨員胸前都掛一個，每間辦公室，甚至私企辦公室都掛一幅，不明白的人還以為中國是蘇聯的繼承國呢。其實共產黨的標誌也不是非得鐮刀斧子，朝鮮黨和古巴黨的就不是！

從1917十月革命算起，到1986年是約70年，發生了切爾諾貝利事件，從此蘇聯向滅亡狂奔；而從1949年算起，到2019年也是70年，中國發生了武漢肺炎事件，是否預示了什麽？對於這兩個非常相似的政權作相關性研究，是很有價值的。我們先來看看當年切爾諾貝利事件的發生，及其進展演變和影響。這對判斷武漢事件的後續反應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於1986年4月26日發生在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境內的普裏皮亞季市（俄語：Припять; 英語：Pripyat），該電站第4發電機組，核反應堆全部炸毀，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成為核電時代以來最大的事故。輻射危害嚴重，導致事故後3個月內有31人死亡，之後15年內有6-8萬人死亡，13.4萬人遭受各種程度的輻射疾病折磨，方圓30公裏地區的11.5萬多民眾被迫疏散。

美國NBC根據真實事件拍攝的電視劇，對事故發生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在發生事故之前，電站負責人受到了上級的壓力，必須完成本月的供電指標，否則位置不保。為此，他不顧下屬勸阻，強行進行一個反應堆維護工作，在操作中發生意外，但負責人一意孤行，一錯再錯，終於造成反應堆爆炸。

電廠和地區的負責人，怕匯報上去影響自己的仕途，瞞報虛報事故嚴重性。消防隊員未得到預警就去救火，這些人沒有一個生還。而當地居民也沒被迅速疏散，很多人聚集在一座小橋上看火，幾綹青煙飄過，這些人沒有一個能活過三年。終於，有個有點良心的科學家覺得問題不妙，他在事故現場發現了石墨成分，這預示反應堆已經爆炸，核燃料直接泄漏了，而接下去可能產生核爆炸。因為放射性物質濃度太高，超過了當地的放射線檢測器的探測上限，機器報不出來，但不等於沒有。他直接報告了中央主管部門的一個部長，部長就帶著科學家去參加有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場的有關會議，與會前，部長警告科學家不許亂講！

在會上，一片官樣文章，總書記在確認問題不大，一切都在掌控之下時，就宣布散會，這時科學家終於憋不住了 ，開口了。總書記打斷了他的一長串科學描述，問了一句“後果會怎麽樣”。科學家說“如果爆炸，相當於400顆廣島級原子彈，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全毀，大片土地在100年內不可居住，放射線粉塵將飄向全球....". 總書記慌了，命令主管部長立刻到現場指揮，並擁有處置一切的權力。

這個部長開始是還是像典型的共產黨幹部一樣，頤指氣使，自大自戀。當他們坐的直升機飛近事故現場時，部長不顧同機的科學家的勸阻，一定要飛行員直接飛過反應堆。科學家抓住飛行員的領子逼迫他飛開，部長威脅科學家要殺他全家。這時，另一架飛近反應堆的直升機直接就掉了下來。這讓部長反省，也暗自感謝科學家的救命之恩，從此對科學家言聽計從，並利用其權力，促使有關處置迅速展開！

蘇聯當局在事件發生之後36小時，就開始疏散住在切爾諾貝利反應堆周圍的居民。在1986年5月，即事件發生後一個月，約116,000名住在核子廠方圓30公裏（相當於18英裏）內的居民都被疏散至其他地區。因此，這個地區經常會被稱為疏散區域（Zone of alienation）。蘇聯政府派出了無數人力物力，終於將反應堆的大火撲滅，同時也控製住了輻射。但是這些負責清理的人員也受到嚴重的輻射傷害；原因之一為遙控機器人的技術限製，加上嚴重輻射線造成遙控機器人電子回路失效，因此許多最高汙染場所的清理仍依賴人力。火災撲滅後，接下來擔心的是反應堆核心內的高溫鈾與水泥融化而成的岩漿熔穿廠房底板進入地下，蘇聯政府派出大批軍人、工人，給炸毀的四號反應堆修建了鋼筋混凝土的石棺，把其徹底封閉起來。

圍繞切爾諾貝利事件，蘇聯的輿論發生了天旋地轉式的變化。開始的三個月內，電台一直在反複不停地廣播：局勢很穩定、局勢很穩定、局勢很穩定......。這些報道試圖讓人相信，事情不大，隻是有人在抹黑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詞語又開始流行起來：‘西方秘密機構的代理人’、‘社會主義最可恨的敵人們’、‘企圖破壞不可動搖的蘇聯人民大聯盟的反動勢力’。所有人都在熱火朝天地談論間諜和破壞分子，根本沒有人談論碘防護問題。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認為是來自外國的意識形態。”記者安納托裏•施曼斯基寫道。

關於即將到來的五一節慶祝活動是否要取消，烏克蘭當局開會爭論不休。4月30日，他們終於做出了決定，次日基輔市的慶祝活動從4個小時縮短到2個小時。然而，這一天風向轉變，基輔地區也遭到汙染，市民們在不加防護的情況下走上街頭。

一周之後的5月8日，佩爾科夫斯卡婭——切爾諾貝利的撤離者，輾轉來到了基輔，住在了一位朋友的家中。“我在浴缸裏洗澡，打開水管開關，我就放聲哭了起來。坐下吃飯時，我仍在流淚。為人們，為謊言，我覺得內心難過。報紙上刊登的不是事實。也許，這是因為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這些......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再去閱讀報紙上那些豪言壯語，我收到了巨大的震動，令人肝腸寸斷。”

切爾諾貝利難以遮掩的真相，在當年擊碎了很多蘇聯人的大國迷夢，令他們完成了一次苦痛的成長。比如娜塔莉亞•阿爾謝尼芙娜•羅斯洛瓦，她當時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師。她回憶道：“剛開始我們的反應都一樣——這跟我又什麽關係？就讓有關當局去擔心吧，切爾諾貝利是他們的責任。那裏距離遙遠，我們甚至沒有看地圖。當時我們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但是當他們把牛奶貼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標簽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覺這件事離家人又近了一點。好吧，就算我不是共產黨員，我還得在這裏生活。”

當更多信息被揭露，蘇聯民眾得知了災難到底多嚴重，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信心崩潰了。“輻射劑量計在搖晃著，早已達到極限，而集體農場的辦公室卻立起了告示牌，聲稱：當地輻射學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蔥、西紅柿、小黃瓜——統統可以吃。地裏種的東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現在輻射學者是怎麽說的？地方黨支部書記又是怎麽說的？他們怎麽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一位叫愛列娜基•謝廖瓦的記者說。

“因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時通報，對數十萬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險，蘇聯政治領導人必須對此承擔責任。切爾諾貝利事件以後，全國掀起了一場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生態運動。在受害特別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出現了社會運動，指責中央政權對這些地區的居民犯有‘危害種族罪’。”俄羅斯學者魯•格•皮霍亞指出。

民眾以及加盟國因這場悲劇而產生的離心力，將在五年後匯聚成洪流，給這個政權致命一擊，這遠比核物質的鏈式反應更為嚴重。戈爾巴喬夫後來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確是一個曆史轉折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再回過頭來看看武漢事件，二者何其相似。相比之下，武漢事件的影響和範圍更大，影響的不是區區幾十萬人，而是幾億人。要封鎖的也不是十幾萬人，方圓三十平方公裏的地兒，而是超過6千萬人，方圓49萬平方公裏的地兒。事件演變的過程也是，一級級的瞞報虛報，上級領導也沒得到真實的警告，無數非專業非人性的處置。切事件中，還有個科學家和官員有擔當，處理得還算及時，能在最壞情況發生前有效處置了。但武漢事件的處理時機顯然晚了點，後果難料。

切事件對蘇聯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2000億美元，武漢事件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恐怕不止這個數了。而簡單粗暴的封城措施，可能造成比病毒更嚴重的次生危害。就這麽說吧，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大致在3%左右，全武漢1100萬人就算全染上，死33萬（這種情況不太可能）；而封城造成的農田，養殖場廢棄，進而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引發饑荒，暴亂，失控....其後果難以估算，曆史上饑荒和內亂是比瘟疫更常見，殺傷規模更大的災難。

現在武漢封城隻有一周左右，混亂局麵已不可收拾。可以說，還沒等把病毒弄明白，疫情就先行一步檢測出了體製的優劣，幹部的水平，商人的良知，專家的素養，醫者的處境，民眾的素質...迄今所有表現出來的一切，都是不容樂觀的，至少不比當年的蘇聯人強。

我們充滿憂慮地看著事件的發展，但願老天有眼，病毒有情，新冠快停下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