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小節：法幣改革的後果和曆史意義

曆史上對於法幣改革一直是交口稱讚的。好處是明明白白的。突破了白銀的有限數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製約，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貨幣保障。上海隔夜拆借利率的最高值自有記錄的1872年以後，幾乎每年都在20%以上，1936年降到了3.65%，史無前例。然後還有一連串的數據告訴你工業恢複了多少，農業恢複了多少。總之形勢一片大好！那麽代價呢？當喜氣洋洋搬進新房子的時候，有張賬單正在等著你呢！

35年的法幣改革打開了通貨膨脹這個潘多拉的盒子。因為如今的貨幣就是一張紙。這張紙要變成穩定的信用憑證，需要有相應的外匯支持。根據隔壁日本的經驗，一般是1元外匯，可以發行3元基礎貨幣，然後衍生出12元的貨幣總量。所以也不是政府想發多少就發多少的。1937年南京政府的外匯儲備3.78億美元，合12.58億法幣，這樣基礎貨幣隻能到37.76億，貨幣總量最多不能超過151億法幣。1936年中國的國民產值大概350億元。還是以1.6的社會貨幣周轉率的話，需要218億元，1937年上海錢業的匯票結算額是168億元。你看，貨幣瓶頸依然存在。而且中國的國際貿易收支並不會因為貨幣改革而改變，以前出超的，現在仍然出超，中國的外匯儲備會因為出超而不斷下降。對應這個下降，要麽央行收回貨幣，要麽通貨膨脹，萬物貶值。所以法幣改革不過是劑強心針，它沒有從根本上解決1930年代中國麵臨的貨幣問題。

出路隻有二條，一條改變經濟模式，將逆差貿易轉變為順差貿易，通過順差積累外匯，二條依靠外債。事實上，這二條南京-重慶政府都沒有走。第一條路無從說起。第二條外債，抗戰8年倒是借了不少，總共大概10億美元現款和8億美元租借物資。10億美元裏麵用作穩定金融的6.2億美元。其中大頭真正到手已是44年下半年的事了，整個抗戰期間外債對穩定重慶政府的金融並沒起到什麽作用。[1]抗戰期間發行的法幣都是沒有準備金的。口頭上以戰爭需要為借口，內心裏並沒有嚴肅地意識發行準備的必要性，說到底還是流氓意識，老子發個鈔票還需要什麽外匯做準備？

35年的那場改革，實際上隻進行了一半就被戰爭打斷了。本來的設計是先發法幣，收繳銀元，然後建立中央準備銀行。這場改革到底能不能最後成功，關鍵是中央準備銀行能不能真正起到獨立央行的作用，用西方現代貨幣理論來操作貨幣，經營貨幣。英國人對此是有信心的，因為中國在走投無路之際答應過英國顧問在中央準備銀行的權威地位。英國人一走神忘了如今不是大清了，也不是北洋。如今的中國政府是一個揮舞拳頭，聲嘶力竭的家夥。果然，中央準備銀行從來沒有建立過，當然英國也從來沒有為了幣製改革對中國貸過款。[2]在英國看來，這個改革就是脫掉了件舊衣裳，你還沒有穿上新衣裳呢！在中國看來，這就行了，這樣赤裸著挺好。無拘無束。如今貨幣不過是一張紙頭了，那我還等什麽，難道我還沒吃夠沒錢的苦？來看看曆年的法幣發行量（表格見後頁）。這個隻是公布的法幣發行量，這些錢遠遠不夠政府開銷的，怎麽辦，伸手問銀行借。到了抗戰，四行二局全部國有，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強迫銀行

借款。那銀行有頭寸時自然是可以借出的。可大多數情況下，銀行沒有頭寸，對政府貸款超出銀行的負債。到45年末，銀行墊款共1.2萬億元，它的同期存款才7000億元。真不知當時四行一局的資產負債表是怎麽做平的。差額部分用紅字寫上政府萬歲？不過不用著急，這點錢到了1948年根本就不算什麽了，銀行經理自己掏個腰包就能填平。

如今的世界經濟學教科書，講到惡性通貨膨脹，中國那次是必講的。人類就沒經曆過幾次。我們中國有幸輪上一次。具體數字不說也罷。數據上了天文級，感覺都沒了。說個有趣的現象，也算是中國對人類經濟學研究的貢獻吧。大家知道，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方向相反的二端。這二端什麽時候融為一體？惡性通脹的晚期。那時候印鈔廠全力運轉，成噸的鈔票源源不斷地運向四麵八方，同時各地十萬火急地報告缺少現鈔，以致無法安排城市的基本供給。有意思嗎？通脹和通縮一起來。印鈔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印鈔機再飛速，到底是有物理限製的，物價完全依靠人的幻覺推升，物質世界如何趕得上幻覺世界？中國人民有幸一睹其大觀，要知道帝國主義殖民中國的80年裏，人民是沒有這個幸運的！

35年的法幣改革對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影響還不在經濟方麵，經過這場改革，中國的政治結構完全改變了，從而極大地影響了以後的曆史進程。中國的國內貿易具有和國際貿易一樣的特征，就是長江，黃河流域的廣大內地對上海為首的東南地區長期持續的貿易逆差。以結算故，銀元單向地，不間斷地流入上海。半年一年下來，內地便會進入銀荒，通貨緊縮，經濟收縮，稅收下降，政府破產。要避免這個現象，解決方法也是和國際收支一樣的，要依靠債務。上海要源源不斷地和內地確立債權來平衡收支，阻止銀元的流入。這樣的金融形勢決定了中國近代的政治勢態，得東南者得天下！南京政府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扼住內地的咽喉。一旦上海對哪個內地金融封鎖，不出半年，哪個內地就經濟崩潰了。這個基本勢態解釋了很多的曆史現象。

黃埔軍，以前是很有攻擊精神的，一到上海，攻擊精神沒了，專事防守。因為他失去了拚命的理由。守上半年，坐等敵人崩潰。要進攻作甚？馮玉祥的西北軍公認的比黃埔軍有戰鬥力，但是如果你老馮的戰鬥力沒有強到半年內擊潰黃埔軍，也隻有失敗一條路。 汪精衛據武漢，扼製上遊，順流而下，欲行曾國藩故事。當時武漢方麵的軍隊不少於南京。可是人不少錢少呀！沒錢怎麽辦？武漢央行發紙幣救急，武漢市麵罷用，新出爐的紙幣，一入市場就是一折，甚至一折都沒人要，唐生智急了，就帶兵搶中央銀行，能搶到什麽？無非是大捆鈔票。曾國藩故事行不得也。後來這成了汪精衛的曆史經驗，據東南者得天下，於是跑去了上海。想不到形勢又變了，如今不用銀元了，紙頭誰都有的！

國民黨那幫人對35年的法幣改革是暗自慶幸的。運氣真是不錯，坐鎮東南的時候，用銀元，天下無與之爭鋒者。坐鎮重慶了，改用法幣，照樣可以維持基本的局麵。汪精衛武漢政府那樣的金融絕境沒有出現。同時期的日本人也是這樣看的，認為法幣救了重慶政府的命。但是這種運氣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對國民黨來說，實在是太沉重了。反過來思考，假如沒有法幣改革，又會如何？金融繃緊是肯定的，會不會崩潰則難說。一則重慶政府戰前有2億多的銀元準備，戰事一起，美援就來了，18億美元的現金，黃金，信用，物資，這還不夠？二戰期間美國租借了印度4億盎司的白銀，中國難道不能借個四，五億兩白銀？果真如此，發生金融危機應該是汪偽政府呀！想想看，太平洋戰爭一打，外貿中斷，外匯斷絕，白銀還會流入上海？二則，沒有法幣，就不會有上海的中英平準基金，沒有平準基金，就不會有大量的遊資雲集上海伺機出逃。遊資這個禍害在法幣改革前是沒有的，它完全是法幣的副產品，和法幣同生共死的。因為法幣本身沒有價值，要實現它的價值就要換成外匯，而當時的中國，外匯隻有一個地方有，上海。所以重慶政府發行的法幣做不到自我周轉，循環往複的使用，它一次性征集了物資後馬上流入上海，這就逼迫重慶政府不斷發行貨幣。太平洋戰爭之前，重慶政府60-70%的貨幣發行量基本都流向上海，到1941年上海囤積的遊資最高達100億法幣，同期法幣發行不過151億。太平洋戰爭之後，上海的巨量遊資外逃無門，回流內地，觸發了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脹。越是通脹，就越要印鈔，越是印鈔，遊資規模就越大，通貨膨脹就越厲害，到了1948年，法幣發行總額突破40萬億，其中30萬億遊資聚集在廣州。假如還用銀元，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戰爭期間內地和東南的大規模貿易中斷了，銀元因貿易逆差流入上海的機會大大減少了。上海要支付對外貿易逆差，上海的外資要撤離，就讓上海出賣自己的白銀好了。弄到最後，因為白銀，外匯缺乏而不得不發行不兌換紙幣的反而可能是汪偽政府。內地隻要解決離開上海也能活得下去這個問題就行了。馮玉祥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地經濟離開上海活不了。無論當地政府，軍閥怎麽三令五申禁止白銀出境，人要吃飯就必須向上海購物，戰爭期間沒有債權可言，一切都是銀貨二迄，不付白銀怎麽購物？而抗戰時的情況有所不同，有工廠大量遷入入內地，有西南通向越，緬的出口，有駝峰運輸線。8年抗戰勝利的事實說明了沒有上海，內地要活下去不容易，但還是活得下去的。這樣分析下來，法幣改革未必是以後國民黨堅持抗戰的必要條件。法幣之於國民黨，就像毒品之於癮君子一樣，到底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都很難說！

中國人的金融觀念裏麵，信用貨幣的觀念一直樹立不起來。除非亂世，發紙鈔，發小錢，發大錢硬搶，這個中國人反而倒是安之若素，自認倒黴。正經世道，正經買賣，要他承認信用貨幣，千難萬難。一錢就是3.3克左右重量的銅錢。曆代的統治者做夢都想將這枚3.3克的銅錢加上2克放大成一枚5克值10錢，從來沒有成功過，老百姓不認。直到清末出現了當十銅元。銅元是中國曆史上唯一被社會認可的金屬信用貨幣，除此之外，一概不認。這就是為什麽樣幣製改革在中國討論了三，四十年不敢實行的原因。誰不知道拿個紙頭當錢使，又好又方便，統治者還可以從中偷錢？就是怕中國老百姓過不了心理這一關。34年35年被美國這麽一逼，中國不得已走上了這條信用貨幣之路，這條路雖說早晚得走，但是對南京政府來說，走得早了些。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真正的統一。各個政治勢力之所以委身屈服於南京政府就是因為沒有獨立的財源。當時但凡有點獨立財源的地方勢力南京政府都搞不定它的。東北，山西，廣東，廣西，雲南。法幣改革的成功讓中國老百姓從心理上認可了不兌換紙幣。這一關一旦突破了，那麽誰家的紙幣都一樣。換句話說：法幣的誕生讓中國各個政治勢力有了自己獨立的財源，印鈔機使天下形勢為之一變，南京政府挾銀元而令天下的局麵打破了。從此再也不是得東南者得天下了，而是紙幣堅挺者得天下。要論貨幣管理質量，抗戰時期的中國貨幣，首推滿洲國，其次華北，再次上海，最差重慶。所以，抗戰後，中國北方戰勝南方，做成了馮玉祥做不成的事，能發行紙幣是其三大金融原因中最主要的一個。既然說到這了，其他二個原因也一並說了吧。一個是抗戰期間的平津工業化。從而大大縮小了北方對南方的物資依賴和貿易逆差。北方的工業消耗北方的農礦原料，使之成為一個能夠自我循環的封閉經濟體。二個，是熱河的鴉片生產，日本人用它來平衡對南方的收支出超，熱河對上海的鴉片貿易一直持續到49年。沒有這三個原因，中國北方是絕沒有可能戰勝中國南方的。從今天看回去，法幣改革訂下了埋葬國民黨的第一顆棺釘。

曆史是沒有假如的。曆史研究者卻往往喜歡假如。假如，1928年沒有這樣凶猛的全國性民族主義浪潮，假如南京政府能夠負責地和日英合作共處，中國必然會在35年成功抵擋住美國的攻擊。事實上這次攻擊極為短暫35年底就結束了。墨西哥就擋住了攻擊，36年又恢複了銀本位。或者即使樣樣都照曆史發生的那樣，隻是假如南京政府能夠從事變中認真吸取教訓，體會到民族主義的危害。聽英國人一句話，認真建立中央準備銀行，聽由英國人主持央行的工作，就不會有這樣惡性的通貨膨脹，沒有通貨膨脹，國民黨就垮不了，今天中華民國的首都還在南京呢。中國人民也不必在以後的曆史裏曆經苦難。可惜由於當時狂熱民族主義社會思潮下形成的政治正確劫持了中國人的理性和智慧，這些假如必然不會發生。玩死自己的民族，就是民族主義的必然宿命。